罗卓英

　　1922年6月罗卓英毕业回到广州，先后在大埔中学任教务主任，在湖山官学任校长，并倡办湖山中学。1923年，罗卓英曾受邹鲁推荐，任湖梅军少校参谋，但旋即辞职。1925年，东征军回师广州，进行大改编，罗卓英才正式参军，并参加了讨伐刘、杨之役。第二次东征时，任第1师炮兵连连长，在惠州攻城战中指挥炮兵准确地摧毁城楼，打开缺口，使持续两天、屡攻不下的惠州城得以迅速攻破，立了战功。随后率部队由河婆入揭阳、黄岗，升炮兵副营长，参加了1926年10月歼灭孙传芳、周荫人部的战役。接着随军由闽、浙入苏。

  1927年，陈诚升任第21师师长，罗卓英即归其麾下，任师参谋处长、参谋长。1928年春，陈诚任陆海空总司令部警卫司令，罗被委任浙江警备师上校团长，但不久即为何应钦裁撤。是年秋，蒋介石成立陆军第11师，任命陈诚为副师长，罗随之任参谋长。1929年春，陈诚升师长，罗卓英被任命为第33旅旅长，旋即升副师长。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第11师经徐州、砀山、杞县进击，与冯玉祥部激战于归德。7月奉令与蔡廷锴部共解曲阜之围，大败阎锡山的军队，并乘胜追击，占领了济南、郑州。陈诚升任第18军军长兼第14师师长，罗卓英也升任第11师师长。 罗卓英带兵很注重抓紧时间进行休整、训练，并对官兵灌输忠于蒋介石和陈诚的思想。

  1931年5月，第11师与第14师作为“围剿”红军的主力，从抚州、南城进犯中央苏区，企图找红军主力决战，却被红军声东击西的战术，弄得在黎川、南丰、广昌、宁都一带疲于奔命，士气低落。在进攻中央苏区的同时，罗卓英秉承陈诚的意旨，乘机吞并杂牌军。罗卓英因“整军经武，屡建殊勋”，提升为第18军副军长。此后，陈诚升第三路总指挥兼18军军长，罗卓英则代陈诚指挥该军。

  1933年2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罗卓英部作为第一纵队出宜黄，拟先攻乐安再犯广昌。由于第18军下辖师太多，为指挥方便，陈诚请准蒋介石，临时决定成立第5军，升罗为军长，下辖第52、59师。2月28日至3月1日，第52师在行进中被红军围歼，师长李明受伤自杀。第59师企图增援，途中又被红军包围全歼，师长陈时骥被生俘。这样，第5军尚未正式成立便全军覆灭。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罗卓英仍回18军任副军长，代行陈诚的军长职权，有时陈诚的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和18军部驻在一起，连总指挥的权亦由罗代为执行。1935年，罗卓英晋衔陆军中将。

  1936年，第18军驻粤汉铁路南段。8月4日，蒋介石颁布平定桂军战斗序列，罗卓英被任为前敌总指挥，率军南下，陈兵西江，迫桂军就范。8月11日，蒋介石到广州设行营，任命罗卓英为行营办公厅厅长兼代参谋长、粤汉铁路警备司令。次年，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特派员。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11日，罗卓英率第18军的11、14、67、98四个师驰援上海的抗日部队。8月15日，罗部第98师赶到上海，其余各师亦陆续赶到，编入左翼军序列，参加宝山、罗店、浏河一带的防守。8月23日凌晨，日军在小川沙、狮子林、炮台湾等地同时登陆，向宝山、罗店、浏河猛烈进犯，其中又以罗店、嘉定方向作为重点，企图切断京沪线，包围上海的国民党野战部队；8月25日，日军又从吴淞镇、蕴藻浜、张华浜开始登陆，重点仍是指向罗店。由于该地濒临长江口，离大场、闸北不远，日舰的炮火可以直接命中陆上的目标，又有制空权，便于海陆空协同作战。日军集中重兵，对这一带猛攻，其中罗店争夺战最为激烈。罗军全部到达上海时，罗店已经失陷。罗卓英即令第11师将其夺回，其后一个多月里，罗指挥部队与日军反复争夺罗店、浏河一带。白天，日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夺取阵地；夜晚，罗部将阵地夺回，战斗非常艰苦和激烈，官兵伤亡惨重。

  在这次战役中，罗卓英先后升为第16军团长、第15集团军总司令，不久改归第19集团军(总司令陈诚，由薛岳代)，罗为副司令。9月6日，罗部奉命负责防守金家宅、罗店西南、南北的周宅、曹庄至朝王庙、双龙墩、沈家桥、浏河等地，与日军开展阵地战，大量歼灭日军，从而打破了敌人企图打通长江右岸，包围上海的计划。11月5日，日军从设防空虚的曹泾镇、金丝娘桥一带登陆，攻陷松江，上海防线动摇，守军不得不全线撤退。13日，罗部向吴县、福山一线转移。15日，与日军激战于常熟、福山、兴隆桥，击沉日舰四艘。19日，向锡(无锡)、澄(江阴)线撤退。此时正值冬寒，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士气低落。第19集团军退到江苏、浙江、安徽交界处，开始了游击战时期。

  11月19日，罗卓英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协助唐生智守卫南京。月底，南京即告失守，罗重回苏、皖、浙边区，接替薛岳为第19集团军总司令，归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挥。

  1938年6月至8月，罗部在彭湖战场上与日军激斗，于流澌桥一带歼灭了大批敌军，并多次挫败日军在湖口一带的登陆企图。9月12日，罗卓英代替陈诚，任武汉卫戍总司令之职。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罗的第19集团军归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指挥，参加南昌会战，罗卓英任战区前敌总司令，负责直接指挥。 1939年3月，日军冈村宁次率四个师团的兵力进攻南昌，3月24日陷吴城镇，并强渡修水，与罗部激战于万家埠、安义一带。27日，奉新、南昌相继沦陷。罗卓英下令各部避开敌锋，逐渐建立起修水以南，赣江以北的抗日根据地，与日军第101、106师团对峙。

  4月下旬，罗负责全面部署并指挥本集团、上官云相集团及高荫槐集团的一部，对南昌之日军反攻，试图夺回该市。21日晚，罗统率三军，以分兵合击之势对南昌进击，由于未能切断南浔铁路，使日军得以增援，加之在反攻南昌的关键时刻，遭日军反击的第79师师长段朗如违令畏缩，至误良机，使第一次反攻只得暂停。5月1日再次反攻时，日军借助其空炮火力支援，顽强扼守南昌外围阵地，并进行反击，罗部伤亡十分严重，无力攻坚。5月9日，全线停止反攻。反攻南昌城后，罗卓英集团放弃了对城市的争夺战，改为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游击战。此后罗指挥第19集团参加了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冬季扫荡战、1940年夏季配合第五战区的扫荡战，歼灭了大批敌军有生力量。

  1940年2月，罗升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19集团军总司令。汪精卫投敌叛国后，他与薛岳、王陵基、杨森等联名通电讨汪。

  日军进攻长沙受挫之后，深感必须首先消灭或赶走赣江、抚河流域一带的国民党野战军，扫清障碍，才能直捣长沙右侧，打通粤汉铁路，便于1941年3月发动了鄱阳湖扫荡战。由日寇33、34师团、池田混成旅团，及远藤少将指挥的第三飞行团组成的扫荡部队，共出动了4万余人，飞机百余架，坦克40余辆，分三路合击第19集团军的指挥中心上高。罗卓英指挥刘多荃的第49军、李觉的第79军、王耀武的第74军和赶来增援的72军李良基师，共6万余人，采取两翼牵制敌军，使其不能形成合围之势，并大胆集中重兵，转移外线，诱敌从中路深入，在上高一带歼灭敌人的战略。是役，敌34师团几乎被全歼，该师团步兵指挥官宕永少将因重伤至毙。据当时战报说，日军毙伤24000余人，被俘72人。罗卓英因此役而获青天白日勋章。

  12月中旬，罗卓英将该集团军司令部由上高迁到浏阳，指挥肖之楚第26军、夏楚中第79军及郭礼伯第194师，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罗将此两军一师布置于浏阳、醴陵、株洲一带，与王陵基集团相配合，对长沙近郊成百里侧击之势。

  1942年1月1日，来势汹汹的日军渡过浏阳河，罗、王部静伏不动，待敌进入长沙近郊，即全线出击。罗令26军出永安市，杨枫坝向槊梨市，79军及194师出马经营黄花市亦攻槊梨市，急速进军，与杨森、王陵基集团密切配合，形成对敌包围圈。经过四天血战，挫败日军的攻势。随后，罗卓英任南方追击军总司令，率三军穷追猛赶，追至桃林忠场一带，与日军对峙。与此同时，赣北之敌亦全线出动，进犯高安、修水地区，配合长沙作战，罗卓英在浏阳遥控指挥，粉碎了敌军的牵制计划。

  1942年4月2日，国民党最高军事委员会任罗卓英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归史迪威和英军太平洋战区司令指挥。4月5日，罗与蒋介石乘飞机到达腊戌与史迪威部署曼德勒会战，打算将日军引到该线的有利地带歼灭。计划定下后，正准备施行，但英军决定撤往印度，已全部集中西线，原有防地均放弃。罗部接替防务，进行了皮尤河前哨战、同古战斗和斯瓦逐次抵抗战斗，掩护了英军的撤退。4月18日，因东西两路告急，棠吉、瓦城动摇，史、罗只得放弃曼德勒会战，退守瓦城，重新计划瓦城会战，准备在瓦城附近与日军一决雌雄。但他们未重视把守通往腊戌的要道东枝等地，而是以守株待兔的方式等待日军来攻瓦城。

  然而，日军却不采取正面强攻的战略，而是迂回出击，派一部佯攻瓦城，一部袭击东枝。占领东枝后，得悉罗部集兵瓦城，便以机械化部队急攻腊戌。当史、罗获悉腊戌危急时，已赴援不及。28日，腊戌失陷。瓦城处于被包围之中，史、罗这才如梦方醒。30日，急令各部向伊洛瓦底江后撤，急援莫八、密支那，试图先固后方，再图进取。可是一切已为时太晚，日军占腊戌后，继续沿东线急进，5月3日，占领中缅边境重镇畹町，飞兵莫八，全速抢占密支那。5月8日，密支那失守。9日，腾冲亦沦敌手。至此，十万入缅军的归路被切断。5月1日，史、罗下令放弃瓦城，开始了悲惨的大撤退。全军被迫丢掉车辆辎重，突破日军封锁线，进入人迹罕至的野人山，穿越原始森林，一部分于8月初回到滇西。罗卓英的长官司令部及新38师则经巴曼克、曼坎、荷马林、泰南进入印度。入缅军十万人损失五万余，其中三分之二死于撤退途中。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因重伤得不到治疗，而壮烈牺牲。

  罗卓英进入印度后，于6月11日率参谋长杨业孔及官兵40余人到新德里，14日参加联合国庆祝大会，23日返重庆述职。10月，与史迪威、魏菲尔等会谈，决定将中国入印的第22、新38师在加尔各答西北设训练基地，取消中国远征军第一路长官司令部，成立中国驻印度总指挥部，由史迪威和罗卓英分任正、副指挥。为了保持中国军队的独立性，另设副总指挥部，由罗节制。由于史迪威要求营以上的军官由美国人担任，因而与罗产生了矛盾。蒋介石不同意史迪威的要求，为了解决纠纷，便以撤销副总指挥部，调回罗卓英为条件与史迪威妥协。是年冬，罗卓英离印返渝。

  1943年5月，罗出任军令部次长，不久即调军事委员会桂林干训团教育长，“与驻华美军合作，首用轮带式教育法，训练反攻部队”。

  1945年5月，罗卓英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大会代表；8月底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初，曾鼓吹为乡梓建设尽力，提出建设广东的五大方针。1947年初又提出广东建设的五年计划。

  同年8月底，陈诚接替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陈妄想创造奇迹，以挽救国民党在东北的败局，因而把罗卓英请到沈阳，任行辕副主任之职。 罗卓英到东北后，协助陈诚整顿军队，裁并机关，控制金融等。然而，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国民党军队反击，从而打破了他们的幻想。1948年2月，陈诚在一片责骂声中离职，罗也随之南下，任东南军政副长官，协助陈诚经营台湾，改编整训败逃的国民党军队。不久，长官公署撤销，罗卓英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国防研究院副主任”等职。旋即自请退为预备役养闲。

  罗卓英热心教育，曾先后在家乡与乡人倡办虎山中学，在江西赣州创办卓英学校、宜山小学。罗卓英是颇有文学修养的儒将。无论是从军期间，还是在炮火弭漫，战况紧张之际，也从不辍笔,曾著《呼江吸海楼诗集》二册、《正气歌注》一册及《从政言论集》、《抗战言论集》、《赣行吟草》等。

  1961年11月6日，罗卓英因糖尿病在台北去世，终年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