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
来源：辽宁省人民政府官网   2018-10-17 09:07:46

　　宋哲元(1885—1940)，字明轩，山东乐陵人。

　　1885年10月30日，宋哲元出生于山东省乐陵县城西赵洪都村一个读书人家庭。其祖父宋堪性善好施，享有佳名。父宋湘及学识广博且多才，然而不通农事，成婚后便外出谋生。宋哲元两三岁时，家境破落。从17岁到23岁，宋哲元在家乡教了五六年私塾，他不收穷苦人家子弟的学费，义务为他们授课，因而在乡间受到敬重。

　　宋哲元少时爱武，曾参照民间武术书籍，早晚舞棍弄棒。屋前枣树下有条长石，他每天都要举起放下，坚持不懈以至把长石棱角都磨得光滑了。他还经常召集起同村的儿童，以枝杈折梃为武器，练步伐，摆战阵，赏进罚退，严明号令。1908年，他进入武备学堂，正式开始军事生涯。

　　宋哲元从武卫右军随营武备学堂毕业后，进入冯玉祥部第二营任哨长。1913年任连长。第二年围剿拉朗班师后，随着冯玉祥升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宋哲元亦升为副营长。此后，他跟随冯玉祥转战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并晋升为第二团少校团附。1916年，随部驻防四川绵阳时，他与订婚三年的常淑清女士结为伉俪。1917年7月，张勋在北京拥戴清朝废帝溥仪复辞，冯玉祥下天台山兴兵讨伐，宋哲元率部进攻北京击败张勋的部队。1921年和1922年，由于攻打陕西原督军陈树藩部和攻打河南督军赵倜部有功，宋哲元升任团长、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脱离了直系军阀系统，将部队改编为国民军，委宋哲元为国民军第十一师师长，次年秋季又委宋为热河都统。

　　1925年底，1926年初，直系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插手牵线下，组织联合“讨赤”，企图消灭南方的国民党政府和北方的国民军。在情势十分危急的时候，冯玉祥通电辞职，并赴苏联访问。1926年4月国民军撤出北京，主力各部退到南口，凭藉预设阵地坚决阻击敌人，坚持了三个多月。在这次南口大战中，宋哲元身任国民军北路军、西路军总指挥，起了重要作用。3月中下旬，国民军于南口溃败，各将领自寻出路，宋哲元率残部撤至绥远，等待时机。

　　冯玉祥在苏联听到南口兵败消息后，即动身回国，宋哲元是最早归向冯玉祥，并远道前往迎接冯玉祥的国民军将领之一。他协助冯聚集散兵，收拾残局，并参加了9月17日的“五原誓师”。此后他在冯玉祥举起的“武装讨逆”旗帜下，根据“平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转战于西北战场。第二年冯部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6月宋哲元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11月兼任陕西省主席。在此期间，宋哲元主要是配合冯部主力东进、与北伐军“中原会师”的行动，驻守陕西境内督剿陕甘边境和陕西境内的地方顽匪。

　　1929年，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矛盾公开化，10日10日宋哲元等10名原国民军将领发表通电，谴责国民政府政策，敦促采取补救行动。第二天宋哲元等被国民政府下令通缉。蒋介石的军队五路出兵，遂爆发蒋冯战争。此时宋哲元被任命为国民军总司令。11月冯军败退，宋哲元部被迫再入陕西。1930年3月，冯玉祥阎锡山组成反蒋联盟，经5个月混战，再度失败，宋哲元亦失去实力，并退入陕西。后经萧振瀛奔走，投奔张学良，张学良允许宋哲元招拢冯军各残部，改编成第二十九军，军部设于山西阳泉。1930年11月，宋哲元被委任第二十九军军长。

　　1931年9月，侵华日军先是伪造“中村事件”，在吉林、辽宁等地积极备战，接着于18日夜袭击沈阳，开始向东北大举进攻，不久便占领东三省。在“九一八事变”后，宋哲元发出通电，提出与日作战。 1932年7月，宋哲元兼任察哈尔省主席。在驻扎阳泉的两年中，他努力整军练兵，准备抗日。

　　第二十九军改编后，全军约22000余人，武器装备极为陈旧匮乏，相当部分枪械为毛瑟枪、土造枪。为弥补武器不足，宋部沿袭原西北军做法，打了些大刀发给士兵使用，并在自己的修械所中制造枪支装备部队。在军饷方面也非常拮据，每年官兵们最多只能领到十个月的饷。但宋哲元提出“枪口不对内”的口号，用爱国精神鼓舞官兵，并用西北军的练兵方法，以日军为假想敌进行练兵。为了解敌军，为日后的作战创造条件，“一·二八事变”后，宋哲元特地派了一个参观团前往凇、沪地区参观十九路军的上海抗战情况。参观团返回后，又将所得材料整理印发给全军进行研讨，着重说明日军是可以打败的，以此来鼓舞士气。经过不长时间整练，宋哲元把兵败后凑合起来的这支残破的部队，训练得很有规模了。

　　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建立满洲国的侵略计划，首先攻占山海关，并开始向热河省进攻。第二十九军奉北平军分会主任张学良的命令，由山西开往北平附近待命，宋哲元的总指挥部先后设于迩州、蓟县、遵化等地。2月18日，宋哲元与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27名将领向南京和全国通电，决心抗击日军，并呼吁全国各界给予支持。2月底，进攻热河的日军占领承德，接着向长城各口进军，第二十九军被调往冷口至马兰峪长达300余里的长城各口担任防御任务，策应万福麟部热东作战。万福麟部原在热河的凌源、平泉一带抗击日军，作战失利后退至喜峰口，日军跟随而来。由于万部士气低落，不堪再战。3月8日，张学良命令二十九军接替喜峰口防务。宋哲元接到命令即调防守冷口的部队迅速出发占领喜峰口。第二天，未等部队到达，万福麟部便在日军服部、铃木两个旅团的步骑炮联合部队的打击下，从喜峰口溃逃，口上高地被日军占领。近黄昏时，第三十七师一部赶到，立即投入战斗，入夜，双方激烈争夺高地，宋部混战中攻占了喜峰口两侧高地，暂时稳定了口上局势。午夜，宋哲元在蓟县总指挥部了解前方战况后，一面命令先前到达的部队，守住喜峰口阵地，一面命令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三个旅连夜火速前往增援。10日天亮后，三个旅先后到达喜峰口下，此时口上两侧高地的守军在日军的攻击下开始向后退下，赵登禹旅长立即带领部队迎上去，将敌人截住，王治邦、佟泽光两旅亦主动由左右两翼协同赵旅。敌我双方竟日激战，杀声震天。宋部官兵因受过爱国精神教育，加之与日军初战，所以士气高昂。许多士兵嫌背着枪不方便，只携带手榴弹和大刀，冲入敌阵，与敌搅在一起进行白刃战，这样一来，竟使日军的飞机、大炮无法发挥作用。翌日，日军自拂晓起，再度进攻，争夺高地，宋部顽强抵抗近万名敌人的进攻，坚持至夜。至此中日军队在山地形成对峙，连日激战，双方均伤亡惨重。

　　在喜峰口正面打得难解难分时，宋哲元与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和三十八师师长、前线总指挥张自忠一起到达喜峰口南面的三屯营指挥作战。他根据双方对峙态势，认为与武器精良的敌人如此消耗下去，与我不利。因此与张、冯商量，决定用夜战、近战出其不意地打击日军。11日夜晚，赵登禹旅长亲率董升堂团从左翼进行偷袭。他们找当地的猎人、樵民作向导，在山地冰雪中急行军，绕到喜峰口西侧敌人的右侧背。喜峰口至潘家口中间有一条狭长谷地，其后座落着几个村庄，日军就在这些村庄中宿舍。当董升堂团摸进村子时，敌人还来不及反应就被大刀砍倒——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中国军队竟然敢在黑夜主动进攻“皇军”。董升堂团还成功地袭击了潘家口的敌人炮兵阵地，消灭敌炮兵一连。

　　此战之后，两军继续对峙，宋部坚守阵地，始终未被日军突破。至四月中旬，日军突破商震的第三十二军的防守阵地，宋部处于腹背受敌境地，第二十九军奉命向通州以东撤退。不久，日军突破长城各要隘，并直通北平城下。5月31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长城抗战就此结束。 宋哲元在长城抗战中成了“抗日英雄”。

　　1932年10月，力主抗日的冯玉祥由山东泰安到达张家口，与共产党人合作，积极筹备“抗日同盟会”。此时适逢发表宋哲元担任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的处境相当尴尬。一方面，他内心里非常不希望冯玉祥在他的地盘中组织军队进行抗日，也明白蒋介石决不会允许冯再掌实际兵权;另一方面，由于宋哲元是冯玉祥所器重、提拔的下属，而原西北军上下级之间的封建关系又根深蒂固，宋哲元不敢公开反对、制止冯玉祥的行动。宋哲元为摆脱尴尬处境，便避往北平，并顺着冯玉祥的意思，叫佟麟阁在张家口代理主席。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通电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冯不理睬蒋介石汪精卫的多次劝阻威逼和以高官厚禄引诱，招集旧部和各种民众武装共8万多人进行整编训练。5、6月间，占领热河的日军开始进攻察哈尔省，抗日同盟军即行抗敌。进入8月，抗日同盟军处境险恶，加之内部动荡不和，无法再维持下去。冯玉祥希望宋哲元早日回察哈尔收拾局面，宋哲元于12日抵张家口，冯玉祥14日离张。宋哲元根据冯的意见，收编部分抗日同盟军部队，使这些抗日武装力量得以保存。

　　抗日同盟军解散后，日军进一步加紧侵略华北，并直接要求何应钦同意“华北自治”。何离开北平躲往南京，由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为负责。鲍为维持北平地方秩序计，商请宋哲元调兵进北平驻防。宋哲元命令原驻察哈尔省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以紧急行军的速度迅速开往北平，并一举控制平津，使平津一带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935年，宋哲元作为最有实力的军政大员被蒋介石委为平津卫戍司令。年底，蒋介石设冀察政务委员会，又任命宋为委员长。不久，卫戍司令部改为冀察绥靖公署，宋亦改任为主任。

　　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宋哲元是赞同反共但不赞成“剿共”。他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成不了气候，主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杀中国人”。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不主张进行血腥镇压，但也不愿意在他的地盘上进行。

　　1935年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华北日军阴谋利用宋哲元，煽动华北五省自治，使冀鲁晋察绥变成日伪自治区，以达到不战而胜、吞并华北的目的。因此，加紧了对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的威逼和软化。这时宋哲元心境蹊跷，地位微妙，一方面讲，他包括二十九军的官兵将土都是仇视日本侵略者的，这种爱国民族心在长城抗战中得到淋漓体现，从另一方面看，他又不得不与日军“和平相处”，其中既有蒋介石叫他多退让、不可轻言抵抗的原因，又有他出于自身的考虑。因为蒋介石与冯玉祥矛盾至深，曾几度“拔刀相见”，宋为冯的老部下，非蒋的嫡系，所以不能不防蒋介石的暗算。特别是1935年6月19日南京政府下令免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使他倍感难堪和怨忿。宋哲元被免察哈尔省主席后，称病回到天津，除与二十九军部下商讨军务外，闭门谢客，终日以习字练武消磨排遣。

　　在与日本人交往中，为防国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宋哲元掌握一定分寸，头脑尚清醒。1936年，宋哲元在天津为母亲作寿时，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亲自上门祝寿，乘宋哲元不在时，他将一只据说是日本天皇专门从东京派军舰直接送来作寿礼的大瓷花瓶强行留下。宋哲元知道后，要把这寿礼退回去，旁人劝说不可如此，怕伤两国和气，宋哲元一气之下，便把瓷花瓶给砸了。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首先攻击目标为平津地区的第二十九军。 7月21日，正当宋哲元的部队从芦沟桥、衙门口、龙王庙、八宝山等地后撤，以履行讲和协议时，日军竟撕毁协议，炮击第二十九军驻宛平县和长辛店一带的部队。25日夜，驻廊坊日军以借口向宋部进攻，遭到抵抗后，第二天晨又以猛烈炮火和十多架飞机轰炸廊坊。是日夜，大批日军冲击北平城的广安门。于是，中日军队在北平的冲突愈演愈烈。26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向来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期撤退驻北平的第二十九军之第三十七师。宋哲元当即予以拒绝，并退回通牒。至此，宋哲元见和平无望，便明谕二十九军抗战。随即，他将情况向南京报告，表示“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共存亡”，又发出自卫守土通电。27日，日军围攻通县，进逼北平，南、北宛均在战斗。蒋介石电宋哲元：先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为基础，中央必全力增援。28日，中日双方在北平南宛和天津展开激烈战斗，第二十九军驻天津部队和保安部队袭击了天津总站和东局子飞机场，宋部一度克复丰台和廊坊。南苑方面战事尤为惨烈，二十九军伤亡约5000官兵，不得不向后撤退，副军长佟麟阁和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相继阵亡。南苑失守，平津紊乱，日军继续进关，第二十九军的一些部队向保定东北地区集结，宋哲元于28日夜赴保定，而由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北平市长职。

　　宋哲元离开北平后，第二十九军驻北平各部队和保定部队陆续撤退，30日夜全部撤出，当日北平、天津沦陷。此次抗战，尽管二十九军中下层官兵抗日情绪较高，但由于宋哲元等人相当一段时间里抱着“乞和”思想，在国防工事、作战物资、兵力部署等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仓卒应战，所以宋部2万多兵力竟被当时3千日军所败。

　　第二十九军在芦沟桥对日军的进攻进行反击时，得到当时平津人民和全国人民以及海外华侨的赞扬和支持。可是，自从撤出北平和天津后，情况开始转变，朝野人士由失望变为责难，报纸舆论也对二十九军和宋哲元本人以很大压力。宋哲元到保定后，郁郁寡欢，除了国内的责难舆论外，还非常担心蒋介石乘此机会加害于他。蒋介石没有丝毫指责宋的意思，反而慰勉有加，称赞宋这两年忍辱负重，应付得不错，为抗战争取了时间。最后，蒋还出乎意料地将第二十九军编为第一集团军，任命宋哲元为集团军总司令。

　　9月，日军主力矶谷师团又在津浦线方向上行动，南京发表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北上指挥对日作战。本来，宋哲元等均为冯的部下，对冯应能服从和敬重，但由于受人挑拨，中旬冯到达时，宋竟托病赴泰山休养去了。10月下旬，冯玉祥满怀怨愤离开战地，返回南京。宋哲元得到消息后，立即下山回到总司令部。此时总司令部已退至大名，年底又转移到新乡，宋的直属部队亦在新乡集中。

　　宋哲元回部队后，曾积极部署对日军出击，企图挽回局面。但是，1938年初，在几次与日作战中，宋哲元都是令部队稍微接触一下便撤退。 2、3月间，宋部溃败。宋哲元渡过黄河，到达郑州，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蒋接受其辞职，遂将第一集团军的番号撤销，宋改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宋哲元住郑州不久便染上肝病，随后离职赴衡山休养。

　　衡山休养期间，宋哲元既无实权又无实力，心境很差。他特别操心华北平津的罪责归咎问题，时常对人念叨：“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是不是完全由我们来负这个责任?”后来，他找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蒋介石给他写的一封亲笔信，意思是冀察的事由宋哲元全权处理，而由中央负担一切责任。他如获至宝地把这封信收藏在身边，为的是在危急时用它充当“护身符”。在他病危时，还曾嘱咐家人要将此信编入他的传记，以便洗刷推卸他对丧失华北的责任。宋哲元先为肝病，后又患脑血栓，并半身麻痹。先在衡山治疗休养，后转到四川灌县，1940年初再移至绵阳，这一年4月5日，宋哲元以中风不语病逝，葬于绵阳附近的富乐山，享年56岁。

　　宋哲元病故后，国民政府成立了以冯玉祥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冯玉祥在亲往吊唁时，竟扶棺大恸说：“明轩身后太萧条，他真正做到了岳武穆所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5月18日，国民政府下令褒扬：“故陆军上将叙第二级宋哲元，追赠为陆军上将叙第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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