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黄埔军校开除
方先觉在黄埔军校即将毕业前被开除，但却成为黄埔三期中第一个担任军长的，比正式毕业的同学都要领先了一步。
方先觉，字子珊。1905年出生于江苏省萧县(现为安徽省宿县栏杆区)，他自幼受到良好家教，并在私塾启蒙，受到了儒教思想的熏陶。1917年9月考入县立第四高等小学，1920年考入南京中学，1924年考入上海法政大学法律系，立志成为一名律师。他在大学里接触到了三民主义，逐渐萌生了革命思想。不久黄埔军校以一期毕业生王仲廉为招生委员赴上海秘密招生，方先觉得到消息后决定投笔从戎。1925年1月经过考试成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的一名入伍生，半年后升为正式学生，编入步兵第2大队第5队。
1925年11月，黄埔军校一名军需因贪污学生伙食费，导致学生伙食质量大幅下降。方先觉知道后，当时便带着几名同学将这个军需暴打了一顿，由于他带头以下犯上，被黄埔军校开除学籍，其他参与学生则保留学籍，留校察看，而此时离毕业仅剩一个月了。方先觉的冲动行事使他失去了学籍，一年寒窗苦读，临到头来却一无所有，但方先觉并没有因此气馁，即使不要这个学籍，他也要在军中干出一番事业。
离开黄埔军校后，方先觉在热心同学的帮助下，到第3师第9团侦察队，先是作为少尉见习官，见习期满后任中尉排长。1926年8月得到团长卫立煌的推荐，调升宪兵第3连连长。12月调任第20师补充团3营9连连长。1927年5月，第20师补充团改称新编第1师第1团，仍任连长。9月升任第3营少校营长。随即参与了对南昌起义部队的进攻，三河坝之战也就成了方先觉从军之后的第一次实战。1928年2月，新编第1师改称第69师，仍任营长。8月，69师被缩编为第3师第8旅，改任8旅15团1营少校营长。
1930年2月，方先觉受老上级卫立煌的邀请，调任第45师134旅269团1营营长。1931年6月，第45师改称第10师，仍任营长。1931年10月，第10师独立旅扩编为第83师，升任83师补充团中校团附。1932年1月，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随部移驻下浦拱卫首都。6月开赴湖北花园、孝感，投入到对对红军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作战中，曾配合友军攻占黄安、金家寨。
1933年3月，日军侵犯热河，方先觉随第83师北上参战。4月在南天门与日军浴血奋战坚守不退，身负重伤。伤愈后又随部队南下进攻发动福建事变的第十九路军。在仙游一战中因率部最早突破十九路军防线，而受到了嘉奖。1935年6月，方先觉铨叙为陆军少校军衔。10月，方先觉考入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四期。1936年8月，从高等教育班毕业后调往第3师补充团上校团长。由于方先觉对补充团实施的德式训练成绩名列全师之首，逐渐得到了师长李玉堂的器重。10月，方先觉晋升为陆军步兵中校。
和薛岳交恶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第3师奉调上海参战。方先觉的补充团于1937年10月中旬抵达上海，负责后方防务，不到一个月上海沦陷，所以补充团基本没有参战，就收拢从前线溃退的败兵撤离战场。1938年1月，方先觉调任第9旅16团上校团长，随后率部参加了徐州会战。6月，军委会以第3师为基础组建第8军，李玉堂升任第8军军长，方先觉也随之升任第3师第9旅上校副旅长，不久在九江迎击来犯日军，在激战中身负重伤。
1938年10月，方先觉伤愈归队。这时，曾在第3师任职的蒋超雄升任预备第10师师长，他向老上级李玉堂求援，希望能从第8军中抽调一些干部到预10师，方先觉因此调任预10师少将副师长。预备第10师由浙江省保安部队改编而成，战斗力较差，方先觉到任后，再次发挥其擅长练兵的特长，对部队进行德式操练，使全师面貌大为改观。
1939年3月，南昌会战中，方先觉亲率28团攻占西凉山，立下战功。在同年12月的冬季攻势中，预10师兵分两路进攻的陈家大山，结果蒋超群亲自指挥的左路军进攻失利，由方先觉指挥的右路军攻占陈家大山右侧高峰，但由于左路进攻失利，致使右路军受到日军猛烈反攻，但方先觉仍指挥所部坚守五昼夜。战后，蒋超雄被撤职，方先觉升任师长。
1940年5月，预10师编入新组建的第10军。7月，方先觉晋升陆军步兵上校。在1941年9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中，预10师刚刚赶到战场就遭到日军猛攻，激战两天后立足未稳的预10师伤亡过半被迫撤退。同时，第10军所属的另外两个师阵地也先后被日军突破，因此战后军长李玉堂被撤职，方先觉受记过处分职。
1941年12月，日军第三次进攻长沙，预10师奉命固守长沙，顽强抗击住了日军的进攻，为友军对来犯日军形成合围创造了有利战机。因此，方先觉的第10军坚守成为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的重要因素。战后，虽被撤职但仍指挥第10军的李玉堂升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方先觉也于1942年3月升任第10军军长，并被授予四等宝鼎勋章，预备第10师也荣获飞虎旗。
1943年11月，第10军奉命驰援常德。但预10师在途中遭到日军阻击，师长孙明瑾、参谋主任陈飞龙阵亡，副师长葛先才、参谋长何竹本以及两名团长负重伤，一名团长失踪。方先觉命令第190师火速增援预10师，却因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干预，190师被调去进攻石门桥，致使在德山苦战的第3师因伤亡惨重而撤出，增援常德功亏一篑。为此，方先觉对薛岳非常不满，加之此前薛岳指派亲信到第10军任职，如先任军参谋长后任第190师师长的容有略。方先觉也不是省油的灯，对薛岳指派的人或借故撤职或寻机法办。这就使两人矛盾激化，多次发生争执。最后薛岳便以增援常德不利，将方先觉撤职，另派自己的亲信陈素农(也有资料称是方日英)继任军长。就在陈素农赴任途中，日军开始发动一号作战，兵锋直指衡阳。陈素农见日军势大，不敢赴任，一纸报告呈交军委会称临阵换将于军不利。参谋总长何应钦在报告上批示：“赴任未说此时说，分明就是临阵畏怯!”新军长没到任，而战事已在眉睫，真要临阵换将，确实于军不利，薛岳只好拉下脸面命仍在衡山等候办理移交手续的方先觉代理第10军军长，负责指挥衡阳保卫战。方先觉怎么会买这个帐，一再推辞。消息传到蒋介石耳里，蒋介石亲自给方先觉打来电话，先是大骂方先觉昏庸“日军已经逼近衡阳，而你居然还在和战区长官怄气，置民族大义予不顾，成何体统?”这番训斥把方先觉骂醒了，当即表示一定积极部署固守衡阳，坚决抗击日军来犯。
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下，方先觉迎来了衡阳保卫战。不过薛岳还是耍了心眼，将第10军的头号主力第3师调到衡山，又将配属第10军的新编19师调走，如此一来方先觉手里就只剩下了190师和预10师，还有守卫衡阳机场的暂编534师的一个团。其中190师因为常德会战中伤亡惨重，此时作为后调师正准备补充兵员，下辖三个团只有一个团是满编的，另外两个团都是只有军官没有士兵的架子团。而暂编54师也很快被调走，师长饶少伟不愿被人说临阵脱逃，所以主动带了一个营留下来。这样实际上第10军就只有一个师又一个团的兵力。好在第3师师长周庆祥很快率部回到衡阳参战，再加上衡阳地区一些零星单位，才使得衡阳守军总兵力达到了1.7万。
坚守孤城47天
进入1944年之后，日军面临的局势越来越严峻，从东南亚到本土的海上交通已经完全被美军切断，所以不得已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打通从越南到东北的陆上交通线。因为战场主要在河南、湖南和广西，所以中国抗战史称之为“豫湘桂会战”。日军投入总兵力达到了51万、火炮1500门、坦克800辆、汽车15500辆，战役规模在整个抗战期间绝无仅有。
其中在湖南战场的重点就是长沙和衡阳，曾经连续击退日军三次进攻的长沙，这次却仅仅四天就沦陷了。日军紧接着就攻向了衡阳。
衡阳东有湘江，北有蒸水，方先觉对这两处天然屏障只布置了少数警戒部队，他判断日军来犯的主攻方向要么从西北，要么从西南。西北地形平坦，而西南多山丘地形复杂，常人自然会以西北为主攻方向，但方先觉认为日军主攻方向必定是西南，因为西北地形平坦固然利于机动，但此时中美空军已掌握制空权，陈兵西北，无疑是将成为空中打击的活靶子。而且长衡公路沿线多为连绵山地，并不利于部队机动，一旦遭到阻击或空袭，难以展开。而从西南进攻，道路情况就好得多。更重要的是，如果从西北主攻，即便攻下衡阳城，也还得再攻西南山地，因为衡阳的公路铁路都从西南山地经过。而从西南主攻，不仅可以在战斗一开始就切断衡阳与后方的公路铁路联系，而且只要拿下城区就大功告成，所以方先觉将西南山地作为防御重点——事实上日军正是从西南进攻。
在西南丘陵第10军构筑了数道防线，各据点之间均以交通壕相连，丘陵对敌正面，全部削成90度陡直的断崖，在崖顶筑有手榴弹投掷壕。在丘陵之间的凹地，建有外壕，外壕前沿用粗大圆木建以两到三层栅栏。断崖与外壕之间布设铁丝网和以10厘米直径以上圆木建成的木栅墙。无法修成断崖的山丘前则挖设壕沟，壕沟一般都有5米深5米宽，沟底还有地堡，以防日军藏匿。所有阵地之间都有1.5米深的放射状交通壕相互连接，同时根据地形在交通壕前后筑有1.5米深的散兵坑，散兵坑上均有伪装。阵地以外30米修筑暗堡。这些防御体系后来在防御战中发挥巨大作用。
6月23日日军强渡耒河，揭开了衡阳之战的序幕。从6月28日起，日军第68师团、116师团开始全面总攻，至7月2日连续5昼夜的激战中，日军往往先以飞机轰炸、炮火轰击与毒气袭击，待守军阵地官兵陷入瘫痪时，步兵开始冲锋，当日机轰炸和炮击时，守军都蛰伏在散兵壕和掩体中，待日军炮兵开始延伸射击后才从掩蔽工事中跃出，以事先部署的侧射与曲射火力，歼灭日军步兵于阵前。如日军已经突入，守军则以两侧阵地的火力封锁缺口，掩护正面守军，以手榴弹与刺刀展开逆袭，歼灭日军于阵地内。如此针锋相对，血肉相拚，战场上遗尸堆集如累累山丘，血流满地，土壤为之变赤，烈日炙晒，奇臭无比。
7月11日，日军再次投入15个步兵大队、12个炮兵大队展开第二次总攻， 鏖战至20日，依然未能攻下衡阳。随后日军虽然停止了大规模总攻，但每天仍有对个别阵地的重点攻击，至月底日军还是毫无进展。守军到8月初伤亡已经相当惨重，预10师伤亡达90%以上，第3师伤亡也高达70%以上，190师伤亡也有60%，军部直属部队除了辎重团尚有约500人外，其余搜索营、特务营、工兵营、通信营、炮兵营所剩兵力均不到三分之一，营连干部伤亡殆尽，几乎每次战斗都要晋升营长连长以替补伤亡，其中第3师8团在五桂岭争夺战中半日之中就连续晋升5个营长，均先后壮烈殉职。
8月5日，日军投入了4个师团，比前两次总攻整整增加了一倍兵力，发动了第三次总攻。守军拼死坚守，每一处阵地都要反复争夺，而全军只剩下军辎重团500人作为预备队，分别向各危急阵地驰援，同时手榴弹、步机枪子弹也即将告馨，如果援军再不能到，拼尽全力最多不过再坚持两三天而已。这时就有人提出突围，但被方先觉坚决拒绝。
8月7日日军的攻势更是达到了高潮，第11军司令横山勇也亲临衡阳督战，守军多处阵地被突破，日军攻入城区，但守军仍全力展开巷战。中午各师师长齐集军部，此时军部也只有副官处长张广宽、辎重团长李绶光、副官王洪泽及数名卫士而已。方先觉军长与各师长研究战况之后，发出最后电报：“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该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蒋介石接到这封电报，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悲痛之切，实为前所未有也。”
15时许，天马山阵地上首先挂起了白旗，根据时任第9团副团长周祥符所说，天马山挂白旗是为了将天马山守军撤回而采取的“诈降”，但是在第10军的防线出现了白旗，一方面给了日军大肆宣传第10军已经投降的口实，另一方面也挫伤了在阵地上继续奋战的其他部队的士气。
天马山的白旗“诈降”也让方先觉看到了一丝希望，他派军部副官处处长张广宽去和日军接洽，作为缓兵之计。同时命令第3师师长周庆祥组织还能作战的人员准备于明日凌晨全力突围，以便给第10军保留一些有生力量，不至于全军覆没。
17时许，张广宽与日军第58旅团旅团长太田贞昌接洽，双方达成21时30分派更高级别军官在五桂岭中正堂举行谈判的协议。方先觉召集各师师长开会，周庆祥说：“军长，死算啥，但是这样死不明不白，就是要打日本也要先活下来，上峰也会体谅我们的，万一日后上峰追究，我来担待!我就不信，他们全能怪我们，难道他们就没有责任?”方先觉一拍桌子，“那就这样，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是国家不要我们!”遂命参谋长孙鸣玉早拟七项条件：1、第10军绝不投降，仅同意与日军签定有条件的停战协议，不能将第10军此举作为“投降”来宣传;2、要求日军立即停火;3、日军进城后不得屠杀第10军官兵和衡阳百姓;4、要求日军收容第10军伤员并给予人道治疗;5、按中国传统安葬第10军阵亡官兵;6、保留第10军建制;7、第10军绝不离开衡阳。
20时许，孙鸣玉到达日军战线，随即由日军120联队联队长儿玉忠雄陪同，与68师团长堤三树男谈判，堤三在了解第10军的条件后，立即表示接受。但8日凌晨3时，日军突然开始分路向市中心突进——多年后，周祥符谈起日军突然进攻，认为是日军察觉了第10军准备突围的情况，所以才先发制人开始进攻。此时守军已无任何预备队可以阻敌，日军蜂拥而入。当周祥符跑到军部，枪声已经不足百米，方先觉认为战事已至绝望，举枪自戕，辎重团长李绶光、副官王洪泽急忙上前将手枪击落于地。枪虽打响，但弹未击中。见大势已去，方先觉只好饮泣下令取消突围计划，并让孙鸣玉去前线劝说第3师8团团长张金祥、9团团长肖圭田、预10师28团团长曾京停止抵抗，然后宣布解散军部，大家各自逃生。5时许，日军攻入军部，此时军部就只有军师长身边的数名卫士而已，根本无力抵抗，因此方先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和饶少伟以下人员全部被俘。
中午前后，第10军宣布停止战斗，而此时通信中断，不少失去联系的官兵仍在苦战，直至日落时分，枪声才逐渐沉寂。
第10军共有13306人放下武器，其中约9000伤员(也有资料称放下武器者不足1万，但各方资料均称在放下武器的官兵中伤员占了绝大部分)。
是汉奸还是英雄
11月，方先觉在军统安排下逃出，回到重庆后，升任第36集团军副总司令，并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1945年1月，方先觉担任青年军第207师师长。6月调任第206师师长。12月升任第88军军长。1946年5月第88军整编为第88师，改任整编第24军副军长兼第88师师长。由于在1947年1月的巨金鱼战役中失利而被撤职。7月参与了著名的哭陵，后被安排入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四期深造。1948年1月，当选为国民大会江苏省代表。从陆大毕业后担任陆军总司令部第1训练处副处长，1949年2月第1训练处改称第1编练司令部，任副司令官。同年7月调任第6兵团副司令官，8月调任福州绥靖公署军官训练团中将团长，10月随部队撤到台湾。
1950年1月调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高级参谋。8月又入园山军官训练团高级班第二期受训。1953年2月调任澎湖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兼防空指挥官。1954年6月带职入国防大学联合作战系第三期深造。1959年11月调任第1军团副司令官。1962年1月调任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研究督察委员会主任委员。1969年1月以陆军中将退役。
方先觉退役后担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1983年3月在台北去世，享年76岁。
历来对方先觉争议最大的就是他在衡阳保卫战最后阶段放下武器，因此被批评为“惟欠一死”，还有不少人指责为贪生怕死卖国求荣。再来回看下衡阳之战，在抗战期间，中国军队通常要在占据十倍兵力优势的情况下才能顶住日军的进攻，而第10军以区区1.7万抗击日军前期2个师团约5万人，后期日军更是达到4个师团约十万的猛攻，而且衡阳之战参战日军是在中国战区唯一的一个野战攻击军第11军所部，是日军在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在这样敌我悬殊的情况下，第10军依然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战史记录自身伤亡约2.9万，众所周知日军战史历来是缩小己方伤亡数字，因此通常认为日军伤亡在4万以上，第10军的伤亡约1.1万，敌我伤亡交换比达到了3.6：1!这在整个抗战中都是非常罕见的。在伤亡的日军中，68师团57旅团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被击毙，68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被击伤。在被日军重围的情况下，能够坚持苦战47天，取得如此战绩，已经是尽到了军人的本分。
方先觉回重庆后，受到蒋介石召见，并以家宴款待，慰勉有加而毫无斥责。第10军的军师级军官，孙鸣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和饶少伟也都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这也是很少见的。
方先觉回到重庆后，重庆的各家报纸均以前所未有的一致态度，发表社论、社评、消息、文章，对方先觉归来极尽赞颂欢迎。当时重庆数十家报纸没有一家对第10军与方先觉有微词，只有一家仅是没作报道，立即被指摘为“别有用心”——可见，民众心中还是有一秆秤的!面对如此盛赞，方先觉曾表示愧对“各界的欢迎”，称自己“既未成功，又未成仁”。
当时《扫荡报》的社论这样写道：“衡阳，这一度成为全世界注视中心的城市，在我们的抗战史中，曾占有辉煌之一页。提起衡阳，称得上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在国外，这个城市与中国军队英勇善战的英名永远流传。……就时间算，衡阳阻敌47天;若就消耗敌实力，挫折敌锐气算，衡阳阻敌何止47天!……若无衡阳之守，也许敌寇更要猖獗。衡阳之战的价值，不仅在于延宕敌寇打通内陆交通线时间，且有助于黔边战局的转捩。……因为衡阳之守，桂林要塞方有建筑余暇。这种要塞虽没有收到效果，但衡阳之固守，使敌入感到中国军队之坚强;又加之桂林之地形，与要塞之坚固，使他们停止于大榕江兴安一带，达40日，以待补充。因为敌人怕兵力火力不够，不能一鼓南下桂林，致挫折其士气，所以须补充完整，方敢前进。假使不是衡阳之手，以挫敌人锐气，敌人不必补充，大胆长驱直入。那么，敌人侵入贵州，当提早三个月，那是敌人更要猖獗。是衡阳之守虽仅47天，而大榕江兴安40天之停留，亦是方军长之余威。在军事上争取3个月时间，是如何的大功勋呢?……这40天来，敌寇不断用强大的兵力猛击你们;甚至滥用毒气，做出不齿于人类的野蛮事。而你们装备劣势，给养不足，援军接应困难，负伤缺乏医药，各种条件都不如敌人。你们用血肉抵挡敌人的炮火，用血肉保卫祖国的名城，给四万万同胞吐了一口闷气!有了你们这一战，才觉得做中国人是最高贵的。后方的同胞对你们真是说不尽的感激，说不尽的崇敬!”
《大公报》社论：“衡阳虽以陷落敌手，衡阳守军的战绩尚在!衡阳47天是索得敌军巨大的代价，衡阳47天是在明耻教战。全国人都应惭愧对国家太少贡献;而凡是中华军人必更普遍反省自己的决心与努力是否也如同衡阳守军，我们以为衡阳之战贡献至大，不仅向敌人索取了代价，也给中国军人做了榜样。”
《救国日报》社论：“方先觉军长，率万余疲惫之士，持朽劣之械，以抗志在必进之20万倭寇，其必失败，自属意中。这样毫无成功希望之任务，使贪生畏死者，当之必闻风而逃，不能支持一、二日，见于地形较好、条件较优之长沙、全州、桂林等地弃守之速，可足证明，但方军长毅然对这种艰巨任务，博血肉之长城，与必死之倭寇硬拼到底，卒使敌人想尽方法，施尽卑劣手段，仍不获逞。最后乃请期‘天皇’敕谕，激励将士，又猛攻5日，始攻破我防线。方军长因弹尽援绝，防无可防，始被敌人俘虏。这在方军长与其部下，真百分之百尽了职份，不论对于国家，对于长官，对于国民，均无愧色。……抗战8年，战死疆场之英雄烈士，至少数10万人;而保卫国士，致死不屈者，亦不在少数;但其对国家贡献之大，于全局胜败有决定作用者，当为衡阳守军。”
由毛泽东为《解放日报》起草的社论中这样写到：“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
战后，以衡阳市参议会议长杨晓麓等五人组成的请建衡阳为抗战纪念城代表团，在呈交的请建衡阳抗战纪念城一文中写道：“窃维抗战8年，大会战22次，而相持较久，关系至巨，贡献最大而牺牲最烈者厥为衡阳一役。”
日军也将衡阳之战认为是“从未有若斯顽强之抵抗”，在战史中称：“衡阳之战，如欲惹人瞩目，可称之为‘华南的旅顺之战’。此种比喻稍嫌夸张，但称之为：‘中日8年作战中，惟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则绝对正确。”“敌人之首将方先觉将军为一骁勇善战之虎将;其第10军之3个师，皆以必死之决心，负隅顽抗，寸土必争，其孤城奋战之精神，实令人敬仰”。
甚至方先觉去世后，日军第11军战友会还曾三次组团到台湾方先觉墓地拜祭，以示敬意，这也是非常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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