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围困战是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发生的一场围城战。围困战后期守城方将长春居民疏散城外“只需出哨卡，不许进哨卡”解放军在继续围困的同时开辟通道，“紧急收容和救济“在敌我封锁区之间”的难民，由于大量难民出城之前早已粮食断绝，得到救助为时过晚，最终导致十余万至数十万难民饿毙。时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长春守卫总指挥郑洞国在其所著《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对这段惨痛的历史有详实记述，在文中，郑洞写道：“由于我的这种顽固态度，使长春人民蒙受的灾难又延续了一个时期，这是我后来思之而痛悔不已的。”
1948年3月底前后的长春，已处于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中。除城郊仅有的大房身机场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均被切断，城内粮食、燃料匮乏，军队士气低落，民众惶恐不安。我到长春后，立即着手整顿防务，安定人心，以图长期固守。其作法是：“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
当时，城内的守军主要是新7军和第60军，以及第1兵团直属部队、长春警备司令部所属部队、新1军留守处部队、青年教导第1团、吉林师管区、联勤16兵站支部、驻长空军部队等部。此外还有一些地方保安部队，共十万余人。
新7军是陈诚将军于1947年冬以新1军之新38师为基础，加上由原保安第12支队改编的暂61师，和由原刘德溥部的保安区改编的暂56师扩编而成的，总兵力有三万余人。原新38师师长李鸿任军长。在该军所辖三个师中，新38师自开入东北后，虽累遭损失，但基本上保存了驻印军时的老班底，经补充后兵员达一万二千人左右，装备亦好，是长春守军中最为精锐的部队，此时由原新1军参谋长史说将军任师长;暂56师的前身是原伪满铁石部队，后经收编由关内空运东北，在战场上屡遭败绩，改编为暂56师时虽有七千余众，但战力极弱。该师师长原为刘德溥，后因与暂56师原来同为伪满部队的暂58师王家善部在营口起义，恐其不稳，遂调新7军参谋长张炳言接任该师师长;暂61师系由地方团队改编而成，虽经训练，人数亦有七千余人，但战力也仅稍强于暂56师，原新38师副师长邓士富任师长。该军另有直属部队四千余人。因此，号称所谓“王牌军”的新7军，其实也只有新38师一个师尚称能战，其余两师则徒有虚名。
第60军是云南部队，成立较久，全军约三万余人，该军开入东北后，多次遭受解放军打击，特别是在1947年冬永吉守备战中损失甚重，以后虽经补充，但一直未能恢复元气。第60军下辖三个师，其中182师兵力约一万人，实力较强，师长为白肇学;暂21师兵力约九千余人，战力较弱，师长为陇耀;暂52师系在永吉时由交警总队改编拨归第60军指挥的部队，有六千余人，但内部成分复杂，训练很差，基本上没有什么战力，该师师长是李嵩。此外，第60军还有一个预备师，约七千人，多是新兵。
根据我3月中旬作出的长春城防部署，新7军和第60军以该市中山路、中央大街(今斯大林大街)为界，新7军防守西半部，第60军防守东半部。3月下旬，我再度来长春后，除命新7军暂56师加强在西郊大房身机场及西门至机场一线的守备力量，并着第60军派出暂52师控制东郊城防工事外的一些高地和独立据点外，没有再在兵力和配备上作出大的变动。
长春位于东北腹地，是贯通中长路、长图铁路及东北境内各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东北沦陷后，伪满洲国曾以这里作为其“首都”。在日本法西斯军队占领时期，曾在城内街道及近郊区修筑了许多永久性、半永久性工事，如碉堡、壕沟、坑道、瞭望台等，样样俱全。城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等四个高大建筑物，矗立在十字路口的四角上，前三座建筑物的地下室，均有钢筋水泥筑成的坑道通过宽阔的马路，彼此相连。更有笨重的铁闸门，可以彼此隔绝。四座建筑物的地上部分，都是厚墙铁窗加上钢筋水泥屋顶，连中型飞机的炸弹都不能损伤它们。再往南去的中央大街西侧，还有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这是一座异常坚固的建筑物，全部外墙均用花岗石砌成，厚度在一米以上。室内可储存大批弹药、粮食、淡水，还可自行发电。我的兵团司令部以后就设置在这里。市内各主要街道都宽约六十米左右，街与街之间和各大建筑物之间都留有许多草坪、花园空地，距离足够发挥火力。重要的街口还修筑有水泥地堡。国民党军队占据长春后，于1947年秋季起，又环市构筑了很多钢筋水泥地堡，并用战壕将其联系起来。城四周还设有宽三米、深二米的外壕，壕内有纵射火力点，壕外则架设铁丝网等障碍物，使整个长春在日本侵略军遗留工事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防御体系的城市。我奉命镇守长春后，本着持久防御方针，又加紧巩固完善原有防御设施，以市中心为核心，层层设防，在市内外组织了多道防线。我还抽空到各重要地段视察，亲自督促各部加强防御工事，以备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我特地指示各处阵地加设隐蔽的侧射、斜射火力，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火器的威力。
为了恢复和提高第60军的战力，加强长春东半部守备区的防卫力量，我还下令将新7军的一些汽车、大炮等重装备拨归第60军使用，并将新7军的一个重炮连配属60军指挥。
经过这些努力，我自信长春城防固若金汤，可以同解放军较量一番了。
在整顿长春防务过程中，令我十分头痛的是如何处置那些地方游杂部队。这些部队多是地主武装，素来战力不足，骚扰百姓有余。为了巩固城内秩序，我起初曾下令一律不准他们进城，以后这些游杂部队的“司令”们常常找我闹着要钱要粮，他们每个人都自称有几千甚至几万部队，我派人去调查，发现其中许多是无兵司令，或者是谎报人数，以图骗取钱粮。更有甚者，他们彼此间还为抢占地盘，争夺部队而内讧，经常发现一个部队有几个司令的情形，搞得乌烟瘴气，十分混乱。于是我下决心将其中素质好些的编成两个骑兵旅，新7军亦收编了一个骑兵团，使其参加市区防务，其余的干脆逐出城外，任其自生自灭。这下城郊的百姓更遭了殃，那些反动地主、胡匪，纪律本来就坏，一旦断了粮饷，就愈要以劫掠为生了。他们每到一处，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使百姓们恨之入骨。但我这个时候已顾不上这些，唯有听之任之了。
为了提高士气，巩固内部，增强军政官员们长期固守的信心，我采取蒋介石先生办中央训练团的那一套办法，举办各种短期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干部受训。首先于4月间开办的是吉林省军政干部训练班，我兼任主任，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先生、省民政厅长兼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省保安副司令李寓春将军等任副主任。学员多是从永吉逃来的一批国民党吉林省政府、永吉市政府、吉林省政工大队等机关的人员，共四百余人。这批人结业后，有的派充吉林省保安旅的下级军官，有的安插在长春市政府中。5月间，新7军也举办了一期干部训练班，主要是培训该军连排级干部。到了7月至9月间，我又亲自在励志社开办了三期兵团干部训练班，培训第1兵团直属机关和新7军、第60军师级以下干部，在这些训练班上，我每次都亲临主持讲话，借以维系士气。直至9月下旬，由于局势极度恶化，这种训练班才被迫停办了。
此外，在5、6月份我以省主席的地位，要教育厅负责整顿长春市的学校，把学生组织起来，以免闹事。后来因为粮食困难，大多数学校无形停顿。当时为了收容各地逃来的学生，成立了一个幼年兵团。以后把长春市的高小和初中学生，也编入其中，目的是把他们集中起来，既防他们饿死，又可避免到处滋事，影响治安，这也是巩固内部的一种措施。我并想在围城之中保持弦歌之声，借以安定人心。
考虑到欲固守长春，第60军是一支重要力量。为了减轻该军对历来遭受歧视的不满心理，我到长春不久，即保荐曾泽生将军兼任第1兵团副司令官，以资笼络。平时，我经常请曾将军到我家里吃饭、谈话，彼此交换意见，努力建立起一种私人间相互信任和友好的关系。尽管在固守长春期间，我与曾泽生将军相处甚好，甚至到全国解放后，我们之间还常相往还，但那个时候，若想彻底消除所谓“王牌军”和“杂牌军”之间的隔阂，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只好私下里不断提醒、告诫兼任长春警备司令的李鸿将军等新7军将领，注意和第60军“同舟共济”，搞好团结。对于两军间出现的一些小摩擦，我也多采取“和稀泥”的态度。
5月20日，蒋介石先生于“竞选”的闹剧中获胜，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为了进行宣传，也为了鼓舞士气，我特地下令于当天在长春组织了一次庆祝大会。会后，在长春警备司令部主持下，由新7军和第60军联合举行阅兵典礼。那天，我和在长春的所有高级军政官员都出席了仪式。参加阅兵的部队主要是新7军新38师和第60军182师等部队。当时，大家都感到前途渺茫，忧虑重重。我作为长春最高军政长官，虽然不得不强打精神，讲一些豪言壮语给人们打气，但自己心里也很空虚。
这时，我已据可靠情报获悉，进入5月份以来，长春四周的解放军调动频繁，并有大批部队正源源开来，估计连同原来的围城部队，兵力在三四个纵队以上。我判断解放军极有可能先打长春，然后再掉头南下对付沈阳、锦州。虽然长春城防坚固，但依现在的士气民心能支撑多久?我心中没有任何把握。当全美械装备的新38师部队整整齐齐地在检阅台前通过时，我心头突然袭扰上一股难以名状的伤感情绪。该师是我非常熟悉并引为自豪的一支部队，抗战期间曾在印缅战场上纵横驰骋，屡建奇勋，成为名扬中外的抗日劲旅。自进入东北参加内战以来，这支以往英勇善战的部队却累遭打击，士气下降，现在又随我陷入如此困境，将来还不知有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正沉思间，站在我身后的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将军(参谋长一职始终空缺)轻轻用手臂碰碰我，说：“司令官，部队已检阅完了。”我定神一看，果然街上已空荡荡的，街道两旁冷冷清清的旁观群众，也开始陆续散去，这个所谓庆祝仪式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当时的气氛倒真像是举行一次葬礼。
就在第二天，我指挥长春守军沿飞机场方向发起了一次大规模出击行动。这次行动是由我和杨友梅、曾泽生、李鸿等几位将军共同策划的，目的在于乘解放军发动攻城战役前争取主动，解除解放军对机场的威胁和骚扰，确保机场安全。同时，也打算搜购一些粮食。
这天清晨，新7军新38师主力和暂61师一部突然由西门向外出击，沿飞机场以北向西北方向突击，作为预备队的第60军182师也随后迅速跟进。最初，战况似乎比较顺利，解放军进行小规模抵抗后，便节节后撤，新38师于当天下午占领了距长春西北约六十里外的小合隆镇。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当即偕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将军等驱车前往小合隆镇一带巡示。小合隆是一个很不显眼的小镇，只有几十间低矮破旧的房屋，新38师临时师部就设在镇上。我在师部简单了解了一些情况，指示新38师师长史说抓紧在附近地区扫荡，搜购粮食;同时派出一部分部队在大房身机场外围构筑工事，将解放军阻挡在火炮射程以外。黄昏前，我和杨友梅将军等又匆匆赶回城内。
24日，情况突然发生逆转。解放军乘长春守军主力北调，集中大批部队由东西南三面围攻长春，并以二个师以上的兵力猛攻西郊大房身机场。担任机场守备的暂56师一个团，一战即溃，很就被消灭干净，解放军控制了整个机场。接着，防守长春西门至机场一线的该师其他部队也遭到解放军猛袭，损失惨重，残部仓皇退回城内。这时，长春四郊都有激战、炮声隆隆，城内人心惶恐异常，各部队指挥官纷纷向我告急，我才知道中了解放军的诱敌之计。此刻，城内精锐尽出，倘再迟延，不仅长春城防危险，就连在长春市外活动的两个半师也有被解放军分割歼灭的可能。我见情势不妙，当即决定将新38师等出击部队撤回，并命史说率新38师及暂61师一部乘解放军立足未稳，迅速夺回机场。
当天中午，新38师与占领大房身机场的解放军发生激战。史说首先投入两个团的兵力进攻机场，并以大炮轰击机场外围的各坚固据点。正当双方酣战之际，解放军主力一部突然由侧翼拦腰向我袭击，来势非常凶猛，在新38师右翼担任掩护的暂61师部队当即被冲垮，部队四下溃散。解放军趁势猛打猛冲，一直逼迫到设在通往机场的公路旁的新38师师部附近，双方短兵相接，展开极为剧烈的战斗。此时解放军人数愈来愈多，攻势愈来愈猛，新38师师直部队有些抵敌不住，渐呈动摇之势。左右见情况危急，均劝史说先将炮兵撤下，再率师部及后边一个团撤退。史说考虑炮兵一撤，军心将更加动摇，纵然能率后卫团侥幸逃回，前边攻打机场的两个团则必遭歼灭无疑了，因此唯有硬着头皮顶住。他一面命令炮兵及所有轻重武器一起向解放军猛烈回击，一面让后卫团跑步向上增援。无奈众皆不敢恋战，纷纷打算后撤，史说见状又气又急，命卫士就地打开铺盖，躺在上面怒气冲冲地骂道：“我就睡在这里了，看你们哪个要退?!”左右见主官如此，遂不忍相弃，只好返身悉力抵抗。不多时，后卫部队赶至，解放军乃稍退。史说这才得以将攻打机场的两个团撤下来，并收拢溃散了的暂61师部队，匆匆退回城内。解放军见目的已基本达到，况且长春城防坚固，一时难下，也退兵而去。
这一仗我们败得很惨，不仅粮食颗粒未得，部队也遭到严重损失。暂56师有两团以上兵力被歼，收集残部仅得二千余人，暂61师亦损失了约两个营。唯新38师得以基本保全。最糟糕的还是机场丢失了。从此，长春、沈阳间的这一唯一的空中交通也彻底断绝了，守军只好龟缩城内，再也不敢轻易大规模出击。
解放军占领了长春西郊大房身机场后，似乎放弃了强攻硬打的打算，转而采取了长围久困的方针，进一步加紧了对长春的包围。同时，在具体战术上，解放军亦由过去的远困改为近逼，双方火线距离，近处仅一百公尺，远处不过千多公尺。不时发生零星炮战和小规模交火。以前长春守军还可依靠空运维持补给，并不时派出小部队四处劫粮，此时机场失守，部队均被封锁在哨卡内动弹不得，使原来就极为困难的粮食及燃料问题更加艰难了。
我奉命防守长春时，该市哨卡线内外居民有五十余万人，加上军队、军官眷属、公教人员及警察近七十万人。我当时就预感到，今后欲长期固守，粮食将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因此，我上任伊始，便决定乘解放军尚未合围，抓紧抢购军粮。除拨出“东北流通券”，由新7军、第60军及保安旅等部队自行采购以外，并令吉林省粮政局和长春市田粮管理处分别代为抢购。从3月下旬至5月下旬之间，先后大约购军粮三百万斤左右。新7军驻长春较久，自1947年冬以来已积储了一些粮食，后来又从商人手中购买了一大批因交通中断、无法外运的大豆、豆饼做马秣。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也购买了一批大豆作为市属公教人员的粮食储备。第60军因新由永吉调来长春，毫无粮秣储备，除现购现吃外，只好从新7军存储的马秣中分出一半备用。大约4月中旬，我曾嘱尚传道先生在市内进行一次户口清查和余粮登记。后来统计的结果表明，按当时市内的居住人口和存粮数，市内存粮只能吃到7月底为止。为此，我日夜焦虑不安，一面屡电卫立煌将军加紧空运补给，一面命人绞尽脑汁地继续在市内及四郊搜购粮食。
进入6月份以后，长春四面被解放军合围，郊区粮源断绝，市内存粮日益减少，粮食投机倒把随之盛行，粮价一日数涨，市场混乱，人心更加不安。囤积居奇的粮食数量虽不太多，对市场的影响却很大。最初高粱米只几元一斤，最后竟涨至三亿元一斤。由飞机空投一万元一张的钞票已无用处，我不得不要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本票，票面数字最初是几十万元一张的，后来提高到几十亿元，甚至几百亿元一张，临到长春快解放前，一两黄金也换不得几斤高粱米，货币实际上已失去作用了。当时，市内税款收入，尚不够税务人员的伙食开支，徒然扰民而于财政无补。我干脆下令暂时撤销一切税收。后来把终日无事可干的省政府工作人员也纷纷遣散了(因为国民党在吉林省的控制范围不出长春市，省政府徒有虚名)。
最令我恼火的是，新7军的个别军官竟背地里参与粮食投机活动，事发后影响极坏。为了安定人心，我不顾李鸿、曾泽生将军的再三求情，下令枪毙了一名营私舞弊、倒卖买粮的军需官，以杀一儆百。但对其他人却未敢深究，因为我也担心操之过急，很可能激出事变。
当时，新7军的日子还好过些，第60军的处境就非常困难了。自长春被困以后，该军官兵先是吃豆饼掺高粱米，以后高粱米吃光了，只好去酒坊挖陈年酒糟来吃。有的连酒糟也挖不到，只好去抢。特别是第60军暂52师官兵，一见哪家居民烟囱冒烟，便去抢粮，弄得那一片防区内的老百姓有点粮食也不敢举炊，怨声沸沸。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曾在国民党《中央日报》、《长春日报》上披露了此事，并宣传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结果引起了曾泽生将军很大不满，他为此事专门找我，气愤地提出抗议。我只好抚慰他一番，并替尚先生作了些解释，委婉地劝他尽量设法约束士兵，免生意外。
在粮食紧张的同时，城内的燃料也将用尽了。一些部队、机关开始拆无人居住的房屋当柴烧，后来连市内树木、柏油路也遭到砍伐、挖掘，虽一再明令制止，亦无济于事。为了解决燃料不足的问题，我曾企图在长春东郊开采煤矿。特命第60军暂52师自农学院向外出击，但很快遭到解放军迎头痛击，损失惨重，该师第3团团长彭让等二百余官兵被击毙，余部只得狼狈退回。
我感到这种局面很难支撑下去了，一面继续电请卫立煌将军加紧空投粮食，一面发动各军师长官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先生，诉说困守长春的艰苦情况，请他速想办法。不久，我和各军师长官分别收到蒋先生的复电。他在电报中除了用好言抚慰我们以外，仍是要我们无论如何要坚守住长春，等待他派大军前来救援。在给我本人的电报中，蒋先生还特别命令我将长春城内人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以期渡过眼前难关。
我明白蒋先生的这道命令完全是个“杀民养军”的办法，但又苦无他计，只好分别找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先生和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商议措施。他们见了蒋先生的命令也都连连摇头，说千万使不得，如果这样一来，城内必定要大乱了。我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复电给蒋先生，表示很难执行这个命令。为了制定出一个粮食管理办法，以后我还是指定崔垂言先生、尚传道先生等人，共同拟订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草案》，其中规定：允许人民留自吃粮食到9月底，剩余粮食一半卖给政府作军粮，一半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各保组织粮食管制委员会，由保内缺粮吃的市民派代表参加工作;买卖粮食均应按照政府议定的价格，不许哄抬粮价，凡违反该法令的，均处以极刑。
这道当时被称为“战时粮管法令”的条令公布后，有些暗中与军队勾结的商人，自恃有后台支持，依然我行我素，抬高粮价抢购。我知道后很生气，亲自批准处决了三名被查获的“不法”商人，以后市场上的情况一度稍稍好些，但民间存粮毕竟有限，几经折腾，也未搜集到多少粮食。
到了8、9月份，长春已在山穷水尽的边缘了。军队因长期吃豆饼酒糟，许多官兵得了浮肿病，虚弱得难以行走。各部队指挥官和地方行政长官几乎天天来找我，请求设法解决粮食、燃料之急需，我为此焦急得食不甘味，席不安枕。我曾设想利用市内宽阔的马路，开辟出一个简易机场，以进行空运。但工程刚一开始，马上就招来解放军的猛烈炮火，只得作罢。无奈，我只好再三哀请蒋介石先生和卫立煌将军增加空投。奇怪的是，我电报催得愈急，飞机来得愈少。开始每天还有十一二架飞机来空投，以后减到每天三四架，而且一逢阴天下雨就停飞。这点粮食对于十万大军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尤其恼人的是，空军与新7军曾有摩擦，因此飞行员执行任务时就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飞机飞得既高，又不按规定办法投掷，结果常把许多粮食误投到解放军的阵地上，官兵气得直骂。
我曾规定，每次空投的粮食，由兵团司令部负责收集，统筹分配各部队。但由于空投不准确，一些米包落到指定地点以外，立刻引来成批饥饿的军民蜂拥抢夺，甚至彼此展开械斗。我怕引起大的混乱，亲自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大意是：今后凡有不顾法纪，仍敢擅自抢藏空投物资者，一经查获，即予就地枪决。但此后这类事情还是时有发生。盖因在极度饥饿威胁下的人们，已无法再以纪律和命令来有效约束了。
当时军队的缺粮情况如此，一般市民的处境就更惨了。自7月以来，市内已有饿殍出现。许多百姓因粮食吃光或被军队搜光，只得靠吃树叶、草根度日，结果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我虽下令追查，但也不了了之。
那一时期长春街头经常出现一些被遗弃的婴孩。这些不幸的孩子一个个饿得瘦骨嶙峋，有的已奄奄一息了。凡听到孩子们撕肠裂肚般啼哭的人，无不心碎。倘不是被内战逼得走投无路，天底下哪里会有丢弃自己亲生儿女不管的狠心父母?起初，我曾发动地方“慈善机关”收容这些孩子。后来又竭力动员军队眷属抱养，无奈被遗弃的孩子愈来愈多，有时每天竟多达近百名，这如何收容得过来?许多孩子就因此而死掉了。
大约在8月初旬，蒋介石先生在庐山上发来电令，让我将长春城内居民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守军压力。于是我下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放老百姓出市区。但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麇集在南郊和东郊两军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出不去，欲退又回不来，加上一些土匪乘机抢劫钱财食物，弄得百姓们惨状百出，终日哭号之声不绝，以后在这些地方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据说长春解放时，在城东、南郊一带掩埋的尸体就有几万具。
长春本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此时城内外却是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人民遭受了一场亘古少有的浩劫!多少年来，每每追忆起长春围城时的惨状，我都不免心惊肉跳，尤其对长春人民当时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和牺牲，更感到万分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将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
遗憾的是，那时尽管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长春守军灭亡的命运已经不远了，而且内心更加后悔当初到东北来打这场内战，但是，那种愚忠愚孝的封建意识却继续左右着我的思想。我错误地认为，不论国民党多么腐败，也不论局势多么险恶，我毕竟跟着蒋先生干了几十年，唯有尽自己力量，挣扎到底，才能保全军人的“气节”，对蒋先生也算是问心无愧。所以，我的心情虽然极度痛苦、绝望，却仍然强作镇静，拼命支撑，丝毫没有改变坚守到底的决心。由于我的这种顽固态度，使长春人民蒙受的灾难又延续了一个时期，这是我后来思之而痛悔不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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