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归侨忆抗战岁月
来源：中国侨网   2020-04-10 09:27:07

　　我的老家是福建晋江永宁，父亲原是旅菲华侨，我也于1935年到了菲律宾，在马尼拉华侨中学半工半读。在级任老师董冰如的培养教育下，我成了他领导的“人人日日抗日救国会”的常委，参加了《救亡月刊》编辑工作。后来我又到了于以同创办的《华侨商报》当编辑部学徒，有时和记者出去采访社会新闻，有时译些电讯。当在外电里看到日寇在祖国的种种暴行时，我常常感到心潮起伏，恨不能早日回国，拿起刀枪杀敌人。

　　1937年3月初，几经周折，我终于归国。在老家筹集了旅费后，从厦门到上海，在南京稍停之后又从上海到厦门。那真是：到南京，救国无门;望延安，路途遥远。回到厦门后，我考上集美初中三年级，开学不久，日寇空袭厦门。在各种进步思潮的鼓舞下，我更坚定了去延安参加八路军抗日队伍的决心。写信与董冰如老师联系，老师在复信中也叫我去陕北。

　　那时福建禁止壮丁出境，当时19岁的我正在被禁之列。厦门已被日军占领，我在泉州湾乘英国船到汕头后再到香港，找姐姐资助与几个同学去了西安。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我们编队之后，徒步行军到延安。800里行军是我们未进抗大先上的第一课。

　　行军走到耀县时，我被国民党兵盘问：为什么打起仗来不回南洋去?我说“自从‘九·一八’日本强占东三省，外国人瞧不起中国，华侨在海外很受气。有血性的中国人，谁愿意当亡国奴?我回祖国就是为了打日本，怎能跑回去当逃兵?”

　　到延安后，我们被编为抗大第五大队，因延安地域太小，要到甘肃庆阳建校。200多新生编成了两个队，我编在第一队，被选为副班长。11月初，我们开始了新的路程。从原路南下甘泉、富县，转向西走。行军途中很艰苦，起初不习惯，后来也慢慢习惯了。

　　没过多久，我们维修完营房刚要正式上课时，突然接到命令，要到敌人后方去。于是1000多名同学响应党的号召，坚决到敌后晋东南去。渡过黄河，通过封锁线，摸黑找到宿营地。这里离八路军总部不远，真是个敌后办学的好地方。学校成立特科队，我调到了化学队，此外还有工兵队和机枪队。那时学校大批发展新党员，好多同学都入了党，我此后也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日寇围攻晋东南，学校搬到太行山上，我被调到支队组织的临时宣传队工作。我们在平顺、壶关、陵川一带的农村里，写标语，演街头剧，说快板召集群众会，宣传党的主张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群众支援八路军，粉碎日寇的进攻。后来抗大总校移到太行山，一分校奉命迁往山东，我们跟着进入鲁南，我被派到一一五司令部当参谋，从此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王纯流：战斗在日帝统治下的马尼拉

　　我出生于菲律宾，幼时随父母回国，在家乡晋江西岑乡岑江小学念书。毕业后，于1939年返菲律宾与父亲团聚，开始是在马尼拉市溪仔婆区(QUIAPO)堂叔公家的料器商当学徒。因为亲属关系，我晚上还能到溪仔婆中西学校学习英文。1940年底，我又到华侨中学念上午汉文初中课，下午打工，是个半工半读的学徒。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法西斯将侵略的魔掌伸向东南亚各国。日寇占领菲律宾后，施行残暴野蛮的统治，菲律宾人民和数十万华侨陷入恐怖的深渊里。

　　我在家乡读书时就受抗日思潮的影响，痛恨日寇的暴行，到菲律宾不久又亲眼目睹了日寇的凶恶行径，更萌生了抵抗的思想。1942年底，在与一位理发师和一群好友的交往中，我开始阅读地下油印小报《华侨导报》，这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同时也坚定了我的抗日决心。1943年，我投身抗日地下斗争行列，加入了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属下的店员抗日反奸同盟，简称“店抗”。

　　参加店抗后，根据地下组织的决定，我积极的发展《华侨导报》的读者和店抗的盟员。溪仔婆店抗的抗日活动主要有：

　　一、利用“九·一八”、“七七事变”等纪念日，在大光明剧院、亚洲剧院举行简短的抗日演讲、散发传单、呼口号、向敌伪反抗示威。

　　二、募捐药品现款，由地下交通输送到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的战斗地区。选送人员到农村参加华支，扩大华支队伍。

　　三、配合打杀甘心奉敌的汉奸败类行动。

　　四、参加反劳役、反保甲制度、抵制瓦解伪华侨协会的斗争。

　　五、在溪仔婆菜市场周围繁华地带，张贴“日军必败、盟军必胜”的漫画标语。

　　1944年4、5月间，日军在各战场上节节败退，已显得力不从心。此时我们又接到新任务，要在交通要道计顺大铁桥(QUEZONBLVD)张贴署名华侨抗日游击支队总队长黄杰的日文标语，内容是盟军大反攻了，日军必败，请放下武器等等，目的在动摇日军军心。行动之前，我们先做了充分的实地勘查。某日清晨，我和蔡妈义、吴维亮、林宗明四人，以玩足球为掩护，顺利地把日文标语贴在大铁桥地铁柱上，取得很好效果。我们暗自欢喜，日军覆灭的日子不远了。

　　1944年9月间，日军做垂死挣扎，大肆逮捕地下抗日分子，此时另外一个地下抗日组织——华侨抗日锄奸迫击团(简称迫击团)的领导骨干团员多人被捕，迫击团被摧残，处于瘫痪状态。在此危急关头，上级把我调去支援迫击团。起初我协助罗理实恢复地下小报《扫荡报》的出版，不久即与迫击团领导成员蔡振声、吴翰清、姚贻沙组成领导核心，开展迫击团的重建工作。

　　1945年2月初，美军攻进马尼拉市，广大菲律宾人和华侨雀跃，抗日情绪高涨。迫击团亦由地下转为公开活动。2月中、下旬，百余名华侨青年到迫击团报名参加杀敌。3月初，林南敏、吴重奋、王纯流、曾国峰、洪元章带领迫击团武装队伍开赴蕊描依丝夏省(NUEVAECIJA)的仙沓斐(SANTAFE)山地，配合美军消灭日军残余部队，在我们附近亦有血干团组织的华侨武装部队。

　　1952年底，菲律宾当局突然逮捕了二三百名华侨，通称为“难侨案”，政治形势转为险恶。1953年7月，我即与许青云、黄明交、李秀峰四人，离开可爱的第二故乡菲律宾，于11月辗转回到广州，投身祖国的建设。

　　高天雄：菲律宾华侨回国慰劳团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我仅18岁，是一个铁工厂的工人，住在菲律宾南岛怡朗市。1935年，我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救亡协会，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初，经抗日救亡协会的介绍，我于2月底赶到马尼拉报名参加了菲律宾华侨慰劳团。该团全称是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劳团，于1939年初在首都马尼拉成立。它是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发动和组织的。由爱国进步人士许立、王西雄、沈尔七等亲自领导，许多华侨青年都积极报名参加。

　　菲律宾华侨慰劳团团长是王西雄，政治指导是沈尔七，全团23人大多没回过祖国，对祖国的地理、气候、语言均不甚了解。但无论条件多艰苦，大家都决定回去，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献身于祖国的抗战事业。参加慰劳团都是完全自愿的，自备路费，成员们进行慰问活动后要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

　　1939年6月中旬我们到达桂林，找到了八路军的办事处。桂林是我们回国后的第一站，四处都弥漫着战争的味道。7月底，慰问团到达江西上饶，那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所在地。当时，慰劳团的处境十分困难，但听团长说叶挺军长正在上饶，不久就来旅店接见我们，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动。下午3点钟左右，叶军长身着便服，带着一个随员，来到旅店亲切的接见了我们，他一再鼓励我们，要我们继续克服困难。

　　8月初，我们终于胜利到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受到军部领导和部队的热烈欢迎。军首长项英、袁国平等亲切接见。到部队后，一切都从头学起。在军部慰问和宣传后，我们奉命赴前方。回军部后，整个团被编入军部教导总队，进行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经过6个月的学习，我们都分配了工作，有的到部队，有的到机关。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我们团将近一半人在事变中牺牲。我们这些爱国华侨青年，是抱着抗日救国的志愿回国参战的，然而没有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却惨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这些光荣牺牲的同志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来源/厦门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