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老兵抗战路：从非洲海上漂泊两个多月回国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1-08-20 10:18:48

胸前挂着纪念章的蓝秉刚老人向人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98岁的抗战老兵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近日，当单位领导给蓝老胸前挂上闪闪发光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时候，这位湖南出版系统的离休干部、98岁的华侨抗战老兵突然挺直身体，抬起右手给在场的人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这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章虽然不是很大，却沉淀着历史的重量，铭刻了舍身报国的英雄儿女的卓越功勋;满含着情感的温度，承载了后人对民族英雄的无上崇敬与深深怀念;象征着美好的祈愿，寄托了中国人民对正义与和平孜孜不倦的追求。

　　“在抗战中，我为国家贡献了一点点微薄的力量，70多年过去了，党和国家却始终没有忘记我!”轻轻抚摸着纪念章，蓝老激动地说。

　　“我身体一直比较好，能活到今天，亲眼看到国家从当年的积贫积弱一步步走向强盛，内心无比激动和欣慰，感到我当年从毛里求斯回国打‘鬼子’这条路走对了!我要把纪念章作为传家宝，一代代传下去，让子孙们一定不能忘记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

　　纪念章上，象征和平的橄榄枝造型十分醒目，蓝老颤抖着用手指着橄榄枝，对前来祝贺的人说：“那时候，我们三个人一同回国打‘鬼子’，一个病死在战场上，另一个当了逃兵，十多年前已经过世，如今只留下了我……和平来之不易，我们都要为和平做点事啊!”

　　为回国打“鬼子”默默准备了三年

　　1917年2月，一个华人男婴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50多公里外的兹里玛雅小镇出生了，父母给他起名鸿鹏，希望他一生鸿运当头，鹏程万里。“我出生前大约10年，我父母从广东梅县来到这里做小百货生意，可以说，我两三岁时就跟着他们学做生意，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基本上可以给父母打下手了。那个时候我胆子大，敢闯。1936年，我刚从学校毕业不久，就一个人去了非洲毛里求斯，在那里跟一个梅县同乡老板学做生意。”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经如此赞美毛里求斯：“这里是天堂的原乡，因为天堂是仿照毛里求斯这个小岛而打造出来的。”毛里求斯是一个远离非洲大陆的印度洋岛国，景色优美，风光绮丽。其时，该国还未脱离英国殖民统治。“我去的时候，那里有十多万梅县人，差不多垄断了毛里求斯的小百货生意。”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消息一传到毛里求斯，那里的华侨都很愤怒，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纷纷想办法如何支援国内打‘鬼子’。当时，有一个叫朱梅麟的梅县人，就是印上了毛里求斯25卢比钱币上的那个人，他在华侨中威望很高，倡议成立了‘毛里求斯中国人国土保卫队’。我是这个‘保卫队’里的活跃分子，经常上街发宣传打‘鬼子’的小报，向到毛里求斯旅游的欧美人兜售鲜花，募集资金寄回国内购买武器打‘鬼子’……”

　　“这样的活动参加多了，我就想，既然叫‘中国人国土保卫队’，我何不回国去直接打‘鬼子’?不过，当时我还是一个学徒，手里没什么钱，连回国的路费都筹不到，只好默默地准备着。”1939年初，老板的生意做不下去了，就交给勤快、老实的蓝鸿鹏去做，“我接过手后，将商店改为鸿鹏百货，生意慢慢好起来。这个时候，我手头有一些钱了，回国打‘鬼子’的愿望也更加强烈了。”

　　海上漂泊两个多月才从香港回到家乡

　　“我和朱森源、罗琴章两个梅县老乡一起，找到国民政府驻毛里求斯的机构，他们认为我们要通过培训才能上战场，就给我们开了一张去黄埔军校桂林分校读书的公函。1939年12月，我将商店免费交给原来的那个老板，听说我要回国打‘鬼子’，老板感到很惊讶。他劝我留在毛里求斯继续做生意，并要把他女儿许配给我。可我回国的船票都买好了，他的那些话根本听不进去了。”

　　“我们带着那份公函，登上了到香港的轮船。那条船不大，但船上年轻的华人几乎都是回国打‘鬼子’的热血青年。”从毛里求斯到香港有一万多里，轮船经南非、新加坡、马来西亚，一路颠簸一路停靠，两个多月后才到达香港。“那个时候，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从香港回国的路已被封锁。我们在香港住了十来天，到处打听偷渡回国的船只。终于，我们找到了一个船老板，他愿意帮我们偷渡深圳河，将我们送回国内。”

　　“那天，我们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买了两辆旧单车。天黑下来后，我们扛着单车登上了那条偷渡的船。当时晚上还有些冷，可当我们安全过了深圳河后，三个人都激动得站在甲板上吹冷风。第二天天亮的时候，那条船把我们送到了惠州的淡水镇。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我们那个高兴劲啊，现在想起来还经常会一个人偷偷地笑!”

　　三个年轻人，骑着两辆旧单车，一边吃力地踩着，一边愉快地吹着口哨，沿着坑坑洼洼的路向梅县方向而去。“当时，日本人已打到了广东，公路都被刻意破坏了，沿路都是灰扑扑的。我们骑了两天，等回到家一看，只剩下牙齿是白的了。”

　　到处找打“鬼子”的地方却只能顶替他人守粮库

　　“还没进家门，罗琴章因为路途辛苦和紧张牙齿大痛不止，我只好骑车驮着他去河源找人看病。那时，朱森源要比我们大一些，那张公函一直被他揣着，可等我们第二天从河源回到梅县，却联系不上他了。家里人看到我突然回家，很是高兴，就抓紧劝我跟一直在老家等我的童养媳完婚。没有办法，只好如此。同样，罗琴章也跟他家童养媳完婚了。”

　　“等办完这些事，我就去找罗琴章商量如何找部队去打‘鬼子’。这个时候太平洋战争已爆发，梅县四处风声鹤唳，罗琴章不愿意去了，可我打‘鬼子’的心没死。通过各种途径，我才在1942年初打听到黄埔军校桂林分校已搬到贵州深山老林里去了。”

　　“巧合的是，朱森源从部队回到了梅县，他被委任为国民政府第九战区驻湘军粮局江西峡江县新设立的第16军粮仓库库长，这次回梅县，是准备将新招的7个梅县人带去江西。见到朱森源，我再次表示了想去打‘鬼子’的想法。不想，新招的7个人中，有一个姓刘的当了逃兵，朱森源就要我顶替这个姓刘的去军粮仓库。于是，这年2月，我用刘某的名字去了第16军粮仓库，任少尉库员，一直在军粮仓库做日常进出数据统计的事儿。”

　　“1944年11月，‘鬼子’从三个方向大举进攻湖南郴州、江西赣州、广东韶关，军粮仓库后撤到大山里后就地解散。朱森源奉令去了长沙前线，可刚去不久就病死了，也算死在了战场上。我徒步一个多月，回到了老家。转过年，为了抵抗‘鬼子’进攻，梅县组织青年从军保卫家乡，号称十万青年十万兵。我改名蓝秉刚，报名参加了青年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209师625团迫击炮连任下士副班长。部队集结后一直在深山里训练，还没开赴战场却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唉，我当初飘洋过海回国，就是想打‘鬼子’，可几年下来，连‘鬼子’的影子也没看到，那个气啊，真恨不得赶在‘鬼子’投降前，去跟他们干上一仗!”

　　毅然加入地下组织成为湖南新闻出版系统一员

　　“我们的部队在1946年6月被带到了杭州，我被选送到一个电信班培训，培训结束后，分配到南京通讯总所，开始参加无线电实习工作，实习期一完，我被派到郑州无线电支台工作。1948年6月我回家探亲，在广州偶遇了原青年军营教导员黄建平，原来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广州成立了一个针对国民党党员的策反组织。见到我后，他就动员我加入该组织。我没有重回郑州，二话没说，毅然加入了该组织，直接接受黄建平的领导。”

　　“1949年2月，黄建平派我到长沙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并打入长沙的一家进步小报《舆论导报》，利用记者的身份，担任地下党武汉、长沙、郴州这条线的交通员。我这个人性格比较温和，在传递情报的过程中，几乎从来没有露出过破绽。这时，湖南和平解放在即，担任已经解放了的天津市委书记的黄克诚已准备南下就任湖南省委书记。5月底，黄克诚委托李锐、朱九思等创办《新湖南报》。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10天后，《新湖南报》创刊。9月初，李锐考虑到今后湖南新闻出版工作的基本建设需要，欲创办新闻干部训练班。李锐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担任《新湖南报》副总编辑的廖经天。廖经天是梅县人，他要同在长沙的老乡黄建平给他推荐一个做事踏实的人，帮他筹备训练班开班事宜，黄建平就推荐了我。”

　　“廖经天跟我说，要像延安抗大那样办培训班，因此，这个培训班又叫‘新干班’。我找好地址，从 梨的前国民党警察学校拖来桌椅板凳，后又跑到湘江码头上找农民要了打地铺的稻草。‘新干班’办得很成功，培训了100多名学员。李锐很高兴，就把我留在了湖南新闻出版系统工作。”

　　1982年，蓝秉刚从湖南出版系统离休。现在，虽已98岁高龄了，但蓝老还是每天坚持打太极拳，背不弯，视力、听力和记忆都很好，且说话口齿清晰，思维敏捷。当问起其健康秘诀时，他乐呵呵一笑，脱口说出了“四个要”：“心胸要开阔，锻炼要坚持，吃饭要定量，睡觉要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