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在新疆 |高万新：我是电台发报员 永不消逝的电波
来源：新疆退役军人   2020-09-19 11:11:38

　　硝烟未曾远离，英雄永远在场。在新疆，这片占祖国六分之一面积的土地上，还生活着一些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我们力图用真实而亲近的背景交代来记录这一切，并通过多方印证来串联起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兵亲历战争的回忆，我们有责任及时记录并呈现这些活着的历史，他们在战争中大多是普通一兵，却有着永生难忘的战争记忆：在黄河流域和日军拼刺刀时留下的伤痕;百团大战中被炮弹皮砸伤的后脑勺;鄂西会战时指挥重炮杀敌的快意;无法忘却在惠通桥上牺牲的战友……

　　姓名：高万新

　　出生年月：1923年11月7日

　　原籍：陕西榆林

　　现住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农机厂新联路

　　抗战简历：1939年秋在陕西榆林入伍，在第二战区民族革命通讯社电台任上士通信兵，1940年调至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讯总队二大队96分队任少尉通讯员。1941年随电台转战西安、河南、湖北等地，负责华北地区作战部队的联络、宣传和教育任务。1942年参加政治部在重庆歌乐山的训练班，受训三个月，结束后仍在电讯二大队工作，提升为中尉通讯员。后随113台到云南，一直到抗战胜利。

　　摩尔斯电码

　　摩尔斯电码(又译为摩斯密码，Morse code)是一种时通时断的信号代码，通过不同的排列顺序来表达不同的英文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它由美国人艾尔菲德·维尔于1837年发明。摩尔斯电码是一种早期的数字化通信形式，不像现在可以从扬声器或者耳机中听到电码的音调，在当时，从这些最早期的电报机里你只能听到一个机械的声音“滴滴嗒嗒”。

　　嘀嗒嘀嗒、滴滴嗒嗒……

　　这是二战时期，通讯兵操作无线电台时，敲击摩尔斯电码发出来的声音。

　　这个声音七十年来，像耳鸣一样，一直没完没了的在高万新的耳朵里回响，一刻也没有消失过。

　　高万新老人的老伴袁怡说，“老高一辈子都是这个‘职业病’，表达情绪的时候，不怎么说话，就在那‘发电报’，滴滴嗒嗒的用右手食指在桌子上敲，只有他自己明白在说啥。”

　　电码，对于高万新老人来说，是他一生中永不磨灭的抗战记忆。

　　2020年7月11日，笔者去拜访高万新老人时，一见面，老人随口把大家的名字翻译成通讯语言，“李是2621、萍是2627。”高老还强调说，“平”是1627，每个字都有对应的数字。

　　记者惊叹于高老的记忆，70年前学过的摩尔斯电码至今他还会运用，高老笑着说，现在都用电话了，可以语音、可以视频多方便啊，摩尔斯电码多费劲，早就没人学了。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革命前辈们使用的就是这种古老的摩尔斯电码，它有两种“符号”用来表示字符：点(.)和划(-)，或叫“滴”(Dit)和“嗒”(Dah)。

　　在著名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中，大侦探波洛的房间里出现了一条眼镜蛇，情急之下，他用手指敲敲墙壁，隔壁的雷斯上校听到声音，知道波洛面临险境，立即杖剑过来，刺死了眼镜蛇，波洛死里逃生。使波洛免于一死的正是摩尔斯电码，他通过墙壁传送给雷斯的声音“嘀嘀嘀，嗒嗒嗒，嘀嘀嘀”是电码中SOS的求救信号。

　　16岁参军学习发电报

　　在高万新的印象中，知道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他还在上小学，当时，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我那时候大概上一、二年级，当时，学校组织我们拿着小旗子上街游行，喊打倒日本的口号。”高万新说，老百姓的反日情绪很高涨，好多都加入到游行队伍里。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

　　1937年，抗战爆发，此时，高万新的父母开始帮人代卖报纸，《新华日报》、《大公报》等等，高万新在帮家人卖报纸的过程中，一些文章令高万新印象深刻，如“抗日不分男女老少，守土不分东西南北”、“好男儿壮志凌云，大丈夫舍身为国”当时，这些报纸的内容都是在宣传抗日的。

　　受抗战思潮的影响，1939年秋，时年16岁的高万新在陕西榆林入伍，因为有文化，会英语，高万新被部队送进无线电通讯学习班。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摩尔斯电码，战争时期，通讯工作非常重要，相当于指挥官的耳朵和眼睛，几乎所有的命令下达，让哪个部队出击，都要通过我们的电台发出去。”高万新说，通讯关系到战争的胜败，深感责任重大，他特别努力的学。

　　电台到哪 我到哪

　　高万新说，学了几个月后，他已经掌握的基本的发报技术，之后，他被分到第二战区民族革命通讯社电台任上士通信兵，电报分为急报、平报、火急、急速到等多种形式，高万新牢牢地记住要收发报的每一个时间，在规定的时间内快速发出电报。那时候上班不论时间，一个电台要指挥前线好几个部队。战事紧张的时候，经常一连三四个白天夜晚不能睡觉，工作起来没有时间点。那时候长官们也跟士兵一样守在电台旁，一连好几天不休息。

　　高万新记得，当时的司令长官是阎锡山，朱德是副长官(国共合作时期)，社长叫段福生，编辑叫孙成培(此人解放后曾任九三学社的主席)，记者叫高鲁。

　　1940年，高万新调到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讯总队二大队96分队，任少尉通讯员。1941年，高万新随电台辗转西安、河南、湖北老河口、到达29军政治部，配合他们工作。

　　1942年，高万新他们的电台转移到了西安西北城郊的防空洞内。“其实，我们就是跟着电台走，电台到哪，我到哪，我们二大队有四个电台，机器都是美国生产的国际牌，发报机200瓦的功率，效果非常好，负责华北地区作战部队的联络和宣传教育任务。”高万新说，在防空洞里发电报也不是很安全，经常会发现电波受到干扰，这样情况下，要么换地点，要么换频率。

　　高万新记得在重庆，鬼子多次轰炸，亲自看到被鬼子炸死的老百姓很多，心如刀割。

　　一个小时 发出7份电报

　　随着战事变化，高万新所在部队也不断转移，1942年，高万新参加政治部在重庆歌乐山的训练班，受训三个月，结束后仍在电讯二大队工作，由于成绩突出，提升为中尉通讯员，工作于28台，台长万成英上尉(音)。

　　高万新记得大概是1944年，他所在的通讯部队搬到了云南昆明的一个庙里面，一个通讯部队，也就4、5个人。

　　电台刚刚落脚后，需要赶紧发电报出去，但此时，一名战友用了半个多小时，虽然和前线接通了，但一份电报也发不出去，对方生气了，发来了两个数字“99”，在电码里，99翻译过来是“滚蛋”的意思，看到这话，发报员生气不干了，此时，台长让高万新上，当高万新带上耳机开始发报的时候，听到对方还在骂人，高万新赶紧开始发报。

　　“当我滴滴嗒嗒的敲起来的时候，对方不再骂人了。”高万新说，通讯兵技术就在这，你要敲出来，大家就知道是你的通讯语言，你和别人交往久了，别人就能听出来你的不同，因为有识别度了。

　　高万新用一个多钟头把七份电报全部准确无误的发完了，当时，中队长和台长都在那里看着，特别佩服高万新。

　　在高万新的记忆中，在昆明，他打过的最长的一份电报是280个字，一个字有4个码，一共1120个码，内容是关于在中缅边境的战争局势，这也是他在战争时期，打过的最长的一份电报。

　　抗战胜利后，高万新考上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之后分到北京全国供销社，1959年来到新疆，之后在棉麻公司工作直到退休。

　　如今的高老，虽然年近百岁，但依然有读书看报的习惯，经常给下一辈讲战斗故事，虽然岁月沧桑了他们的容颜，但在高老心中，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始终停留在他的心里，永不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