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周恩来延安受辱：被批党内最危险的人物
来源：中国网   2020-01-08 14:07:44

　　周恩来这次回延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参加正在深入开展的整风运动。

　　周恩来参加整风，并不是这时才开始的。1941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的决议，周恩来领导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南方局高级学习组的整风学习。不过，在重庆那种险恶的环境下，加上工作繁忙和资料缺乏，使他难以集中时间，系统地整理自己的认识。

　　回延安后，便有了这种可能。1943年8月底，周恩来参加了高级干部的学习。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特别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他在学习文件、参加中央会议的同时，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写了四篇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

　　这四篇笔记是《关于共产国际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1931年8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研究》、《阅读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后的笔记》。其中第一篇和第三篇学习笔记，着重分析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第二篇分析了王明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第四篇笔记是阅读了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后写的，着重说明在第三次“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与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受其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的迷惑有关。

　　在学习的基础上，周恩来对自己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写下了两万多字的笔记。从11月15日起，他在整风学习会上作了5次发言，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

　　周恩来回顾了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历程，着重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这次整风运动前的情况。他在发言中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对自己的失误和不足之处，他也作了认真的检查。当然，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下，他也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在报告的结束语中，周恩来表示，在今后“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样，做出一点成绩，才能从头到尾，懂得实际，取得经验。”周恩来的发言实际上是以史为纲，对重大事件进行深刻的分析，而又不以偏概全，能启发人们的深入思考。

　　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中，党内对中共“六大”有不同的看法，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认为“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他觉得自己参加了“六大”的筹备、召开以及贯彻执行等各项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应当认识得更加清楚。因此，经过深入的思考，并与当年参加“六大”的同志交换意见后，周恩来于1944年3月3日和4日在延安中央党校就“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作了两次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党的各项政策，“六大”本身及其影响等6个部分对中共“六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对统一全党认识、推动延安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对党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均有重要作用。

　　遭过火批评被认为是“犯经验主错误”的代表

　　延安整风运动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但是，由于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很多人还不太习惯，因此不免出现偏差。在第二阶段整风会议上，对周恩来的批评就有过火的偏向。

　　在胡乔木组织编写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有这样的记载：

　　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有的说：王(王明)、博(博古)、洛(张闻天)、稼(王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上述过火的批评，过高的“上纲”，给检查者以较大的精神压力，这对于后来的党内斗争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是一个应当总结的教训。

　　书中还指出，当时对周恩来有一些“偏激之词”，甚至认为他是最危险的人物。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在《读〈周恩来传〉笔谈》中写道：

　　周恩来在党内经过多次复杂斗争，根据马列主义原则，依靠党的组织，同右的和“左”的倾向作不妥协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克服了这些倾向的事迹，由于种种原因，清楚地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并不多，而且长期流传着对他的许多不实之词。

　　加之周恩来本人从来不宣传自己的功绩，却经常过分检讨自己的过失，在党内就产生了一些误解，使他受到不少过分的责备，以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是非不清。如认为周恩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李立三路线错误时，采取的是“调和主义”的态度;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所以能统治中央，是由于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成了“俘虏”，对王明等人妥协的结果，所谓经验主义的代表，就是指周恩来。这种误解一直延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并且不指名地将它写在1945年党的决议上。

　　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错误路线统治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的功过是非，也是模糊不清的，似乎到了遵义会议他才拥护毛泽东的。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写道：

　　不可否认，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

　　在这个关键时候，幸亏毛泽东及时发现并阻止了这种过火的批判。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

　　毛泽东的阻止非常重要。如果延安整风在“抢救运动”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了。不过，在整风运动基础上形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然有反经验主义的内容。《决议》写道：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

　　《决议》对周恩来不点名的批判对于后来的历史也有着不良的影响。1975年3月，张春桥、姚文元掀起了一场反“经验主义”的闹剧。他们不但善于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寻找时机，以求一逞，而且善于从历史档案中寻觅攻击对手的武器。当时，他们以反“经验主义”为突破口，企图借助历史上对周恩来的过火批判来打倒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由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写道：“张春桥、姚文元这样步调一致地批判‘经验主义’，是有所指的。三十年前的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经被认为是‘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代表。”

　　因此，在整风运动中，确实存在对周恩来的过火批判。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过火批判的偏向与20世纪30年代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能同日而语，它没有把肃反“逼供信”的错误做法搬到党内来，也没有采取简单化的“惩办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历史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每一个紧要关头，周恩来都是或者基本上是站在正确一方的。即使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也有不少正确的主张，并同“左”倾错误进行过斗争。特别是四中全会前后，周恩来忍辱负重，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0年9月，在共产国际指示下，由周恩来和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初步制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正当周恩来为纠正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而尽心竭力之时，共产国际却批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对瞿秋白、周恩来他们仍将李立三留在政治局内却将已经回国的王明拒于其外大为不满。

　　为了纠正六届三中全会的所谓“错误”，共产国际改变了不再向中共派遣代表的决定，于1930年12月派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来华。

　　在沉重的压力下，周恩来为了避免因严重的分歧而导致党的分裂，便同瞿秋白一起对六届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承担了全部责任，并提出与瞿秋白一起退出政治局。米夫在权衡各方面的情况后，采取了“留周拒瞿”的方针。对此，瞿秋白对周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果然，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对三中全会又进行了猛烈地批评。周恩来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他和瞿秋白都被置于“被告”席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会议通过的决议指责中共“党的领导对于共产国际代表有不可容许的不尊重的态度”，以至于可能“只是字面上承认共产国际的路线”。米夫在会上谈到改造党的指导机关时说：“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的一致而斗争”，“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对于此次会议，刘少奇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说：本来，(六届)三中全会虽然未在思想上纠正“立三路线”，但在实际工作上当时还是纠正了的。当前问题是解决了，本来可以不开(六届)四中全会的。但米夫到中国后与王明结合，却召集四中全会，打击恩来、秋白。

　　经过这场突然袭来的轩然大波以后，中央的威信削弱，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织活动到处都是，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批评已难以进行。罗章龙等正在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也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不少党员一时不知所从，全党面临大分裂的现实威胁。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中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一旦出现大分裂，就会给党带来致命的打击。面对这样复杂而艰难的局面，周恩来该怎么办?他极其痛苦--听任党组织出现大的分裂，是对党的不负责任;自己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趁此撒手不管，置身事外，这从他的思想和性格来说，又是绝对做不到的。

　　周恩来后来说：这时支配着他的想法就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他不顾自己的处境，恳切地说服大家，不能意气用事，要团结起来，使党避免出现分裂，共同渡过这段最艰难的时刻。他还代表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等人谈话，严厉批评，并告诫说：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与纠纷，但党没有分裂，这与周恩来发挥的巨大作用是分不开的。今天看来，他的种种努力不是帮助教条主义“流毒全党”，而是维护全党的团结与统一。

　　面对整风运动中过火的批判，周恩来仍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严于解剖自己，勇于承担责任。而同样受到批判的王明，却始终耿耿于怀，不断地喊冤叫屈。对此，周恩来的评价是：他还是站在个人利害上来了解问题。

　　宰相肚里能撑船。周恩来襟怀坦荡，对自己的过失从不原谅，经常自觉地作自我批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错误要逢人就讲”，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取得别人的帮助，二是可以给别人以借鉴。延安整风期间，他对自己20余年革命历程的功过是非进行了深刻的检查，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诚恳地检讨了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在中共“七大”上，他又一次检讨了抗日战争初期武汉的工作。后来，周恩来屡作自我批评，甚至是过分的检讨，目的在于教育全党，引以为鉴。

　　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周恩来不仅在党内讲得很多，而且在党外也经常讲。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对出席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说：“我虽然有二十七八年的党龄了，还不是犯过许多错误。每次谈起来，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

　　1961年，周恩来在上海同一些演员谈话，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回答：“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这就是周恩来，在他身上有一种严于律己的精神;而他的谦虚，更加衬托了他人格的伟大。正是由于有这种严于律己和谦虚的精神，周恩来在参加延安整风运动中思想上收获甚丰，他这样说道：“做了20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去年的整风，才在我思想上开门。这一次历史检讨，才进一步认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