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邹韬奋结下深厚的友谊
来源：人民网   2020-02-17 11:31:31

　　一

　　周恩来与邹韬奋第一次见面是在武汉。

　　1937年12月，从国民党苏州监狱被释放的爱国七君子之一、救国会的著名领导人邹韬奋来到武汉。当他得知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也在武汉时，异常兴奋，因为他早就想见见这位闻名已久的人了。

　　周恩来得悉邹韬奋的愿望后，欣然同意与他见面，其实与邹韬奋相见，也一直是周恩来的愿望。

　　周恩来对邹韬奋是十分了解的。

　　邹韬奋从1926年10月开始主编《生活》周刊。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邹韬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主张团结御侮。《生活》周刊的内容也随之发生急剧变化，以抗日救国、反对内战为宗旨，旗帜鲜明地发表了一系列鼓舞人心的评论和文章。邹韬奋说：“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之后，我想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究的责任，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

　　国民党政府派要员对邹韬奋施加压力，要他和《生活》周刊改变立场。邹韬奋则严正声明：“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于暴日的武力侵略，除了抵御之外，不能再有第二个主张。”国民党要员要他表态拥护国民党政府，邹韬奋回答：“我只拥护抗日‘政府’。不论从哪一天起，只要‘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在‘政府’没有公开抗日之前，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这是民意，违反了这种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对于‘政府’也没有什么帮助。”

　　邹韬奋领导的《生活》周刊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逐渐发展成为极具爱国主义精神、战斗性很强的周刊。1932年《生活》周刊每期发行15万多份，打破了中国期刊的发行纪录。1933年《生活》周刊被禁之后，邹韬奋又相继创办了《新生》、《大众生活》、《永生》和《生活星期刊》等刊物，宣传爱国进步思想，发表马克思主义的译著。邹韬奋也因此多次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恫吓和威胁，两度被流放，但他毫不动摇，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和坚定的革命斗争精神。

　　1936年5月，邹韬奋、沈钧儒等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联合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他们的爱国行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11月，国民党当局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引发轰动全国的“七君子案”。

　　事发后，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1937年7月3日，获悉国民党政府准备重新审查“七君子案”后，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在上海的中共秘密党员潘汉年，要潘汉年立即通过七君子家属和律师同七君子磋商，与有关方面出面调解的人谈判，以不判罪只到庐山谈话为上策，以判轻罪而宣告期满释放为中策，以释放请到南京做事或出洋为下策。由于七君子的坚决斗争和各界强烈的声援，7月底，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1937年12月下旬的一天，邹韬奋怀着急切的心情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周恩来已在那里恭候多时了。一见到邹韬奋，周恩来就上前与他紧紧握手，高兴地说：“欢迎你，韬奋先生。”

　　“谢谢，谢谢。”握着周恩来双手，一股暖流涌入邹韬奋心田。

　　落座后，周恩来真诚地说：“我们见面就是朋友了，当然，我们还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节风我是很钦佩的。今天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聊一聊。”

　　邹韬奋兴奋地说：“我早就想和周先生好好聊一聊了。”

　　周恩来关切地询问了邹韬奋出狱后的身体和家庭情况，邹韬奋一一做了回答，并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以及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对今后工作的设想和安排。周恩来在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和任务后指出：“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邹韬奋深深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又详细询问了文化界的一些爱国分子情况，他说：“爱国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抗日救国少不了爱国知识分子，建设新中国更少不了爱国知识分子。”

　　看到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给予这么高的评价，邹韬奋激动地说：“周先生，我会记住你说的话，我会努力去做的。”

　　临别时，周恩来再一次握住邹韬奋的手，诚恳地说：“你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帮助解决。”

　　“好，请周先生方便时到我们生活书店指导工作。”邹韬奋思忖了一下说。

　　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

　　周恩来的热情强烈地感染了邹韬奋。后来，他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周恩来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最可敬佩的朋友。”

　　这以后不久，周恩来就来到生活书店门市部和编辑部，看望邹韬奋及其他工作人员。他勉励大家要多为抗日救国出力。周恩来的到来使邹韬奋及同事们备受鼓舞。他对周恩来的景仰之情与日俱增，有什么问题总是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也总是推心置腹地与他共同探讨。有一段时间，周恩来几乎每周都到汉口的中央银行楼上，同邹韬奋及救国会的其他领袖沈钧儒、史良、李公朴，青年党的左舜生等聚商国是，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分析政治形势，听取他们对时局的意见。

　　通过这些开诚布公的交谈，邹韬奋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他郑重地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周恩来沉思良久，说：“韬奋先生，你现在的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要比你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更能发挥作用，党需要你留在党外。”

　　邹韬奋感谢周恩来对自己的信任并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他相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取得抗战的胜利，一定能够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之后，他继续留在党外，尽心竭力地为党工作着。

　　后来，邹韬奋又在上海、汉口和重庆，先后创办和出版了《抗战》、《抗敌画报》、《全民周刊》、《全民抗战》等刊物。它们和生活书店的出版物一样，成为人民的喉舌，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号角，唤起了广大读者巨大的爱国热情，把一批又一批青年引上了革命的道路。周恩来经常抽时间阅读邹韬奋主办的刊物，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一次，夏衍向周恩来汇报《救亡日报》的工作，周恩来询问了报社情况、报纸销路以及各方面对报纸的意见后，说：“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这就是方针。”

　　周恩来对邹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也十分关心。抗战爆发前，生活书店除了上海总店外，只有广州和汉口两处分店。抗战爆发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生活书店的分店已增加到50余处，遍布全国。有不少共产党员在生活书店中工作，周恩来经常给予他们具体的指导和帮助。

　　1938年10月，邹韬奋向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林伯渠提出，希望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根据地设立生活书店分店，以便对根据地军民进行文化服务。周恩来得知邹韬奋的这一愿望后，十分赞赏。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具体安排，生活书店、新知书店以及读书出版社陆续派人前往根据地，在陕甘宁边区成立华北书店，同时在新四军创建的各根据地成立大众书店，推动根据地的出版事业的发展。

　　二

　　1938年武汉沦陷前，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和他主编的《全民抗战》编辑部迁往重庆。周恩来也于1940年5月来到重庆，继续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并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正式谈判。这样，两人的来往就更加密切了。

　　位于嘉陵江畔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里经常出现邹韬奋的身影;他常带着一些问题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则把党中央对白区文化工作的指示传达给他。他们也在一起拉家常，每次交谈都和谐而随意。

　　生活书店总管处每月举行一次茶话会，由全体同仁以及重庆分店的职工及家属参加。邹韬奋经常邀请周恩来参加茶话会，只要不忙，周恩来也总是接受邀请。

　　在一次茶话会上，大家请周恩来讲话，周恩来微笑着站起来说：“好，既然大家让我讲，我就讲一讲。”

　　他说：“国民党对‘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这句口号不满，指责我们说，三民主义就是三民主义，为什么共产党要加上‘革命的’形容词?我对他们说，你们自称是孙中山虔诚的信徒，你们有没有读过《建国方略》这部书?孙中山先生在这部书的开头就讲，‘余所著之三民主义及革命之三民主义’，可见，我们只是把‘之’字改成了‘的’字，有什么不对?”

　　停了一下，周恩来又接着说：“国民党又说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不好。说马克思是外国人，是舶来品，不合中国国情。我说，我们一贯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共产党人了。说马克思是外国人不合国情，这就大错特错了。日本飞机在天空扔炸弹，地上老太婆听了念‘阿弥陀佛’。这里的‘飞机’、‘炸弹’、‘阿弥陀佛’都是外国货，从来没有人说不合国情。”

　　周恩来还谈到共产党名称问题。他说：“有些好心的朋友称许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政策和行动，但认为‘共产党’这名称不很好。为了有利于国共合作，建议我们改一下。我了解他们的好意。但我同他们说，名称仅仅是名称，是代表一件事物的符号，主要是看他的实际行动。例如我的名字叫‘恩来’，就带有封建迷信的味道。可大家叫惯了，觉得很好，何必要改。”

　　听着周恩来深入浅出，亲切而又富有说服力的讲话，大家的脸上流露出会心的微笑。

　　1940年底，皖南事变前夕，周恩来多次到章伯钧、张申府寓所，与邹韬奋、沈钧儒、黄炎培、张申府、章伯钧等谈目前时局。12月23日，周恩来又同邹韬奋、梁漱溟、左舜生、陶行知、章伯钧、黄炎培、沈钧儒等，在沈钧儒寓所会见美国著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投降和内战的阴谋，预言将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战争。

　　周恩来的讲话使邹韬奋对未来严峻的形势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这期间，邹韬奋等经过多年苦心经营而发展起来的50余处生活书店分店，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殆尽。在那严峻的日子里，邹韬奋仍然坚持革命立场，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满怀悲愤地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为皖南事变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25个字，揭示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全国人民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题词在《新华日报》刊登后，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邹韬奋积极支持《新华日报》“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奋斗，要把事实真相及是非表现于世，以求公判”的行动。同时，邹韬奋又为《全民抗战》写了一篇社论，提出：这件事并不是单纯有“军令”、“政令”问题，不能否认在实质上是党派斗争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要求“从根本上加强民主政治，巩固抗日党派的精诚团结与合作”。国难当头，发生这种事件，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但这篇社论在送审时被扣留，使得那期周刊的社论位置上开了一个天窗。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邹韬奋的迫害愈益加剧，邹韬奋的处境极为危险。2月10日，周恩来在曾家岩会见了邹韬奋夫妇。他提出，为保存进步文化界的力量，要逐步把重庆、桂林等地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转往香港，建立新的文化阵地。邹韬奋对此表示赞同，同时，也感到很兴奋，因为又有新的文化阵地在等待着他去开辟。

　　在重庆期间，通过与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频繁接触，邹韬奋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不止一次地对夫人沈粹缜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得解放。”

　　三

　　1941年2月25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召开前夕，以救国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身份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国民参政员”的邹韬奋愤然辞去参政员职务，秘密离开重庆，辗转抵达香港。

　　在香港朋友举行的便宴上，邹韬奋庄严声明：“我们不是为逃难来的，而是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创办民主刊物继续战斗而来的!”在香港，邹韬奋继续坚持抗日宣传工作，并继续得到周恩来的关怀和帮助。

　　这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包括邹韬奋在内的一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处境极其危险。为抢救这批中华民族文化的精英，中共中央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人保护和抢救出来。

　　12月下旬，周恩来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了帮助在港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撤离的方向及具体办法，特别提出要派人帮助邹韬奋离港。鉴于国民党特务对邹韬奋、柳亚子等缉捕甚紧，周恩来于1942年2月电嘱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强调对他们的接待要“指定专人负责”，“以免暴露”。3月17日，周恩来又电示南委书记方方、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邹韬奋夫妇及子女可暂时住桂林，我们按月送津贴，邹韬奋本人经苏北转华北。”4月9日，夏衍向周恩来汇报文化界人士分批安全撤离香港的情况，周恩来急切地询问邹韬奋、柳亚子、茅盾等人的安全和健康状况。当他得知国民党政府已下令通缉邹韬奋后，立即电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一定让邹韬奋就地隐蔽，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通过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邹韬奋暂时避居于广东梅县乡下。

　　这年七八月间，国民党反动当局又派人到广东打探邹韬奋的踪迹，他的处境十分危险。邹韬奋的朋友专程到重庆向周恩来汇报了他的情况。周恩来于是派人转告邹韬奋，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建议他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还可以转赴延安。

　　邹韬奋得知在重庆的周恩来一直很挂念着他的安全时，心里很激动，他欣然接受了周恩来的安排。9月下旬，邹韬奋离开梅县，经上海进入苏北抗日根据地。在苏北抗日根据地，邹韬奋亲眼看到我党领导的敌后军民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和反抗侵略的伟大斗争，深受感动。他在会见新华社记者时说：“到根据地来是我平生最兴奋的事情。在这里我有两个最深刻的印象，一是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踏实而充分地照顾各阶级的利益，使全根据地的人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战;二是民主政治的实现。根据地内人民普遍参加政治生活，热烈拥护政府的情形，使我十余年来为民主政治而奔走的信心更加坚定了。”后来，他在一份口授的遗嘱中写道：“此次在根据地视察研究，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更使我看到新中国的光明的未来。”他表示还要到延安去。但不幸的是，这时他已患了癌症，由于病情不断加剧而不得不化名去上海治疗。临行时，他对好友说：“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全国最理想的地方，真正的民主自由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现了。没有正确的政策和具体细致的工作，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我真希望病快些好，好了立刻就回来。”然而，邹韬奋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病痛的折磨常常使他不能自己。但在难忍的病痛中，“周恩来”的名字一直在他心中常驻。他对友人说：“我从武汉到重庆，直到我离开重庆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转到解放区，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是在党和恩来的指示下进行的。”他为追随共产党多年而感到幸福和自豪。临终前，他又一次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我自愧能力薄弱，贡献微少。二十多年追诸先进，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甘之如饴”。死后“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的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

　　四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在上海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由于当时上海还处于日寇的铁蹄之下，邹韬奋的遗体以“季晋卿”的名字入殓，棺柩停放于上海殡仪馆。他逝世的消息，也只能暂时秘而不发。

　　9月2日，在延安的周恩来获悉邹韬奋逝世的噩耗后，万分悲痛，立刻向中共中央建议：在延安召开追悼会，由《解放日报》发表追悼文章，中央致挽电。

　　周恩来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于是，9月28日由周恩来亲自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邹韬奋家属的唁电发出。唁电表示接受邹韬奋的临终请求，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充分肯定了他的功绩：“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到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发表“中国文化界先进战士邹韬奋逝世”消息的同时，还发表了“悼念韬奋先生”的社论。社论中说：“由于他的真诚爱国，由于他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的立场，他和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成为最亲近的战友，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战斗中，他始终和共产党结着亲密的联盟。”

　　10月1日，由宋庆龄、林伯渠、郭沫若等人发起，各党派各阶层在重庆举行了邹韬奋先生追悼会。周恩来、邓颖超送了挽联：

　　“忧时从不后人办文化机关组救亡团体力争民主痛掊独裁哪怕冤狱摧残肖小徒劳更是先生正气历史终须前进开国事会议建联合政权准备反攻驱除日寇正待吾曹努力哲人今逝倍令后死伤神”

　　10月11日，周恩来又在延安召集吴玉章、博古、邓颖超、周扬、艾思奇、张宇麟、姜君辰、李文、程今吾、林默涵等组成“邹韬奋同志追悼筹委会”，拟定纪念和追悼邹韬奋先生的办法。

　　会上，周恩来说：“我国有两个青年领袖，一个恽代英，他已经去世了;另一个就是邹韬奋，他现在也逝世了。这是我们党最大的损失。”他接着说：“多年来，韬奋同志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专制政策，奔走呼号舌敝唇焦，动员人们起来救亡图存，赢得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的拥戴和热爱。他是承继恽代英同志的真正的青年领袖。”

　　为了纪念邹韬奋，周恩来还亲自主持议定了《纪念和追悼邹韬奋先生办法》，主要内容有：提议华北书店改名为韬奋书店;向边区政府提议设立韬奋出版奖金，专用于奖励对办杂志、报纸及出版发行事业有特别成绩的人;提议将邹韬奋骨灰运到延安安葬后，建立纪念碑;电谕全国发起纪念和追悼邹韬奋运动，包括征集纪念文、在重庆设韬奋图书馆、登报征集发表之信件和著述;向陕甘宁边区文教会议提议电唁邹韬奋家属，并在大会上介绍其生平;在延安出版邹韬奋选集、在邹韬奋百日祭时举行追悼会，届时展览邹韬奋著作，追悼会时由解放日报出专刊等。

　　之后，周恩来又反复阅读《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办法》，亲笔填上了“提议以韬奋为出版事业模范”一句。这12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浸透了周恩来对亡友邹韬奋的无比怀念之情!周恩来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等，让他们在重庆搜集邹韬奋的著作《萍踪寄语》以及邹韬奋主办过的《生活日报》、《大众生活》等刊物，并让他们请宋庆龄、柳亚子、张澜、黄炎培、沈钧儒、陶行知等撰写追悼文章。

　　11月22日，延安各界2000多人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大礼堂隆重举行追悼邹韬奋先生大会。同日，《解放日报》出版了4个版的“邹韬奋先生逝世特刊”。

　　对邹韬奋的死，周恩来一直感到很惋惜，每每想起都感到无限的痛苦。同时，他对亡友的亲属亦极其惦念。1945年9月，他写信给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表达了这样的心情。信中写到：

　　粹缜先生：

　　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想起毕生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奋斗的韬奋先生已不能和我们同享欢喜，我们不能不感到无限的痛苦。您所感到的痛苦自然是更加深切的了。我们知道，韬奋先生生前尽瘁国事，不治生产，由于您的协助和鼓励，才使他能无所顾虑地为他的事业而努力。现在，他一生的光辉努力已经开始获得报偿了。在他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一定要继续努力，为实现韬奋先生全心向往的和平、团结、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不懈。韬奋先生的功业在中国人民心中永垂不朽，他的名字将永远是引导中国人民前进的旗帜。想到这里，您，最亲切地了解韬奋先生的人，一定会在苦痛中感到安慰的吧!您的孩子——嘉骝，在延安过得很好，他的品格和勤学，都使他能无负于他的父亲，这也一定是可以使您欣慰的事吧!谨向您衷心地慰问，并祝您和您的孩子们健康!

　　周恩来和邹韬奋之间的革命友情是时代孕育的，那友情真挚不朽，永驻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