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
来源：人民网   2020-02-18 15:33:56

　　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上最早的反法西斯战场。透过硝烟弥漫的战场和日敌散布的种种政治烟幕，周恩来高瞻远瞩，预见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并提出持久制胜的战略思想。1、只有全民起来抗战，抗战才能持久。2、必须实施战略展开和发展敌战区的游击战争，抗战才能持久。3、必须改造旧军和建立新的军备，抗战才能持久。4、必须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创造性地解决游击战与根据地的关系，妥善处理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中游击战与运动战、阵地战的关系。所有这些，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为中国人民反败为胜，抗击日本法西斯指明斗争方向。

　　1939年9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周恩来一面提醒人们认清日寇变单纯军事进攻为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的两面政策，同时洞察欧战风云。1941年6月，周恩来从他领导下的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处获悉6月21日德国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后，立即通过两种渠道通报苏联，使苏军得以在战前24小时进入战备，避免了更大的损失;1941年周恩来明察秋毫，预见太平洋战争将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及时提出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并通览战争全局，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六个特点，阐述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争的关系;他号召反侵略战争国家，连成一体，休戚与共，消灭世界法西斯。太平洋战争的整个发展过程，也雄辩地证明周恩来的预测和判断非常英明正确，不愧为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1944年夏，周恩来通过阎宝航获取日本在我国东北的详细布防图，并迅速通报苏联红军，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杰出贡献。

　　在香港回归的今天，重温周恩来对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的伟大理论和实践贡献，更引起我们对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创人之一──周恩来的深切崇敬和怀念。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波澜壮阔的反击日本法西斯的抗日战争中，周恩来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哨，以其高度的理论思维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关注中国乃至世界战局的风云变幻，评述、分析和预测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企图和战争发展方向，同毛泽东等一起提出正确的抗战路线、战略战术及其作战原则，发展和完善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军事理论，充分显示了高远的见识、清晰的判断和杰出的军事才能及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为中国乃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杰出贡献。

　　促成并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树立典范

　　众所周知， 20世纪30年代的侵略战争发端于1931年的九一八，日寇作了世界的祸首。自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世界战争从序幕发展到高潮，战火燃遍亚、欧、非三大洲。在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几十个国家中，大多数国家都沦亡了，连跻身于世界强国的法国也屈膝投降。中国虽是一个弱国，却敢于抵抗法西斯的侵略，直至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促成并竭尽全力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坚固团结，这是我们战胜日寇的基本力量’’，“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大保障。’’ 而促成并维护抗日民族一战线的首功，当归周恩来。

　　一、审时度势，提出逼蒋抗日新思路，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思想基础。1936年8月1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国共两党关系时，根据由于欧美列强对日本侵华采取绥靖政策，放任祸首，于是引起西方法西斯国家的贪欲，1936 年5月意大利强占阿比西尼亚，7月德意发动西班牙战争，而日寇复要求华北特殊化，东西方法西斯遥相呼应、沆瀣一气，发出的一个个侵略战争信号。根据东、西北军爱国将领强烈的抗日要求和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风起云涌的群众救亡热潮，依据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制定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审时度势，适时提出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主张，停止内战，实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该建议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并根据会议精神，于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表示愿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的愿望。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国民党、蒋介石方针的重大转变。正因为有了这一转变，才为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历经一波三折的五次谈判，促成国共两党抗日民族一战线的建立奠定思想基础。

　　事实也证明周恩来的建议英明准确。就在同年8月，日本五相会议制定了北攻苏联、南攻南洋群岛的《国策基准》。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日本于11月25日同德国在柏林缔结《德日关于共产国际的协定》，即《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和德国、日本签订《关于意大利加入德意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议定书》，从而宣告德意日法西斯侵略集团的正式形成。德意日法西斯侵略集团的形成，预示着一场世界性的侵略战争，犹如“山雨欲来风满楼”，已为期不远了。由此，足见周恩来在关键时刻的远见卓识。

　　二、相忍为国，以民族大义为重，竭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并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和合作的组织形式。尽管1937年12月周恩来按照国共两党的意见起草的《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对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日建国纲领》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蒋介石亦采纳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的“遇事协商”的合作办法。但是蒋介石从骨子里一刻也没放弃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溶共”、“限共”、“反共”政纲，而是时刻在窥测时机，图谋向共产党进攻。

　　作为肩负国共团结协作重任的中共中央代表团领导人周恩来,深明“只有团结，才能外御其侮;只有统一，才能众志成城，打倒最后” 的哲理。因此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和英、美对日本推行绥靖政策的影响，逐步走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道路，于1939、1941、1943年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时，他以民族利益为重，顾全大局，“相忍为国” ，在维护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提出克服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的主要措施是：“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全国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并呼吁人们，“团结精诚仍是当今急务”，“猜疑磨擦皆蒙日寇阴谋。”对国民党特别是其军队的挑衅和磨擦，主张采取“争取好转，务望防御;争取合作，务望斗争”的策略。1943年，周恩来针对蒋介石发表的大肆宣扬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反共产主义的《中国命运》一书，起草了，《论中国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报告提纲，深刻剖析中国法西斯的思想体系、历史根源、政纲和策略、组织和活动，指出蒋介石、国民党是法西斯主义，号召人们“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主义实质”。

　　正是由于周恩来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本着“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合作则胜，独霸则败” 的中国抗战的铁则，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 的斗争。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那些极艰险的日子里，周恩来将生死置之度外，谢绝中共中央对他的关心，坚决战斗在雾重庆，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和对党对人民的一腔赤诚之心，保存了国共联系的主渠道，保住了团结抗战的局面，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加上解放区在军事上作了充分准备，英美要利用中国抗日，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内战，迫使国民党未将反共高潮酿成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最终克服了妥协投降和全面内战危险，达到团结抗日的目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恩来是稳操国共两党团结抗日航船破浪前进的舵手之一，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千古功臣!

　　三、记取教训，以斗争求团结，高度重视争取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领导权问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争论的焦点，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生死存亡。周恩来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在国共两党二次携手合作时，对争取革命领导权问题格外重视。

　　早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在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过程中，就敏锐地感到国民党意在利用谈判，达到限制和削弱共产党，把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置于国民党之下，其用心是妄图争夺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因此，他在结束西安和杭州谈判后写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谈到同他们的“争执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建议：党要“适合于新的环境，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 ，明确提出争取领导权问题。1937年10月27日，他在致邓小平并转各师政治部及地方党部电中，进而强调要抓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他说：“地方党及八路军各级政治部要以自己公开的面目和主张动员群众、扩大民族革命战线运动，要使自己成为统一战线的领导者、组织者”。1945 年4 月30日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统一战线》的报告中，将争取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提高到是民族革命战争军事理论的基本前提。他说：“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

　　正是由于周恩来对争取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在长达八年国共两党的历次谈判中，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灵活多变，甚至做过某些退让，但在事关重大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毫不退让。这就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争取领导权，关键是掌握革命武装。对此周恩来有不少宝贵意见，处理西安事变时，他就提出必须使“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五次谈判中，他把保持红军的独立性，保持共产党对红军的独立领导权，作为谈判的总方针和总原则，并在红军改编的各个环节上，同国民党进行了坚决斗争。武汉抗日阶段，周恩来针对王明等人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片面强调“抗战高于一切”，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放弃领导权的右倾主张，坚持认为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应该争，但“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 。此外，在争取领导权，必须争取抗日武装力量方面，周恩来也有独到见解。他认为“敌人营垒是会变化的”，“有些敌人在一定条件下是有两面性的。”因此我们应该很好地分析，抓住“敌人营垒极不统一、极不一致，变动极大”这个特点，“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 ，展开多层次、多渠道的军事统战工作，“联合他们来推动抗日”。上述周恩来这些重要思想，不仅为我党坚持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独立领导，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抗日战争的历史表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以斗争求团结，牢固掌握着自己的军队，因此在国共两党合作再度破裂时，党才有充分的力量奋起反抗，避免了重蹈大革命失败的覆辙，同时，广泛争取抗日武装力量，不仅推动了全国抗战，也为新中国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由于中国战场是世界上开辟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所以中国在世界上树立了弱国敢于抵抗和打败强国的榜样。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亦为世界所瞩目，为世界人们联合起来抗击法西斯侵略作出典范。

　　提出持久制胜长期抗战思想  指明抵抗日本法西斯斗争方向

　　以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为起点，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步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列，开辟了世界上最早的反法西斯战场。

　　在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周恩来面对妄想“用一个月就解决”中国事变的嚣张至极的日本帝国主义。非常坚定地表示：“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同时，透过硝烟弥漫的战场和日敌散布的种种政治烟幕，周恩来高瞻远瞩，预见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并指出：“抗战的方针必须发挥红军运动战 、游击战、持久战的优势。” 8月中旬，他在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就抗战的战略方针进行讨论时，再次提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应采取攻势，即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华北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的能力，并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广大运动战，同时在敌侧翼和后方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破坏敌人交通，牵制消灭日军。可惜这些正确主张没被国民党领导集团采纳。

　　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在分析当时的抗战形势后，明确指出：对形势要有持久战的估计。因为在华北，目前还不具备粉碎日军进攻的条件，但是我们愈持久，群众的积极性可以更大起来，我们的部队也能壮大起来，敌人消耗愈多，愈增加困难，对我们愈有利。并提出运用运动游击战，“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的方针。可惜周恩来这些宝贵意见，因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急于出征抗日未得到充分讨论。但会议集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智慧，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强调“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奉命于9月3日晚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分，率领八路军出师华北。他在山西与阎锡山商定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区域、作战原则、指挥关系和补充计划等问题后，于11月16日，在上海、太原沦陷，“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谬论泛滥，英美出面调解、投降主义滋生，党内外也有些人对抗战前途表示迷惘时，在成为山西抗战政治中心的临汾发表著名讲演：《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一文，指出：“坚持抗战，必须以坚持华北战争为中心。华北抗战能持久，日寇将无法实现其全部阴谋”。他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辩证地论述了为什么抗战能持久，及华北与全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间的关系。他说：因为“敌人的兵力，没有可能统治华北，不仅是乡村占不了，城市也占据不了太多。即使是铁路公路要道，也不能普遍占据”。他在分析了在山西、华北进行持久战的种种有利条件后，强调华北抗战“绝对地能”持久，而华北的持久战，“将影响和推动着全国抗战的开展，掩护全国新的军队的组织;全国抗日的开展，也正支持着它，同时也使日本无法结束它的战争，而要影响着全世界援助中国抗战的运动。”

　　1938年1月，在抗日战争进行了5个月，察绥沦亡、保定失守，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陷落的情况下，和平妥协的主张，一时甚嚣尘上;抗日阵线内部也有些人对长期抗战发生动摇、失去信心。为坚定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周恩来在《群众周刊》发表了《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文章开宗明义：“只有持久抗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这是抗战五个月中主要的教训。”文内周恩来以唯物辩证的思想，分析了中日双方力量消长的规律，即：“我国地大物博人多”，“我们的长处是可以在持久战中发扬和增加起来的。特别是民众动员，愈因战争延长会愈加深入;军队作战，愈因持久，会经验丰富，改正愈多;军事工业和军事交通，愈因持久，会成就愈大。在日寇方面，则因他的短处，在于财政困难，军事工业原料缺乏，国内矛盾增长，后方不巩固，远东形势陷于孤立等等。如果战争持久，战线延长，他的兵力，将不够分配。他的短处，将日益暴露。他的长处，将逐渐减少”。文章提出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八项具体办法：巩固前线;建设新的军备;建立军事工业;发展敌人占领地区的广大游击战争;进行广大的征募兵役运动;巩固后方;加强国防机构;运用国际的有利条件。文章最后指出：“只要贯彻抗战到底的方针”，并具有实施支持长期抗战具体办法的坚强的信心和决心，反对一切动摇、屈服、投降的思想，“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进攻，必然会遭到最后的惨败，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必然会达到最后成功的!”

　　同年5月，包括周恩来等同志的智慧在内形成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后，周恩来又阐述了持久战必然经过的三个阶段。他说：“十五个月的英勇战斗”证明，“中国抗战是长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定的。日本强盗既不能一下子把我们赶到中国的‘勘察加’，迫上昆仑山，我们也不能很快地转弱为强，反攻为守，将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因此，中日战争的形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须经过持久战的三个阶段”，“先是敌进我退，继着彼此相持，最后我进敌退，争取我们的最后胜利”。“抗战愈持久，才能愈向有利于我们方面演进”。并坚信：“长期抗战”，是“我们中华民族唯一的胜利的解放道路”。

　　上述周恩来关于持久制胜的思想，大多发表于抗战之初，发表于毛泽东《论持久战》 之前，尽管在理论上尚欠精辟，在科学预见上尚欠深刻系统，但它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在许多人对战争如何发展还不甚明了的时候，及时指明必须持久抗战才能取得胜利的前景，教给人们一整套削弱敌方、反败为胜的办法，鼓起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勇气，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使人民忧如在暗夜中见到光明，在迷途时辨明方向。

　　关于如何进行持久抗战，并夺取最后胜利的问题。周恩来运用马列主义真理，智慧地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主要有以下几点理论和实践贡献：

　　(一)只有全民众起来抗战，抗战才能持久的思想。周恩来认为：“人民是抗战力量的源泉。” 因为战争的基础，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深厚的伟大力量。进行持久抗战，“必须由现实中央政府所发动领导的全国军队的抗战，发展到全民族全面的抗战，才能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要实现全民族抗战，首先“必须在全民族中进行战争动员” ，唤起民族的觉醒。因为“民众的反抗，是持久战的最重要的条件”。“民族的觉醒，民族的愤怒，民族的斗争”，“这种力量的伟大团结和发展是敌人任何的军事分割和政治分化所不能分割的，它将保证着中国抗战的继续，它将保证着中华民族的胜利!” 其次，是必须敦促国民党政府“开放民运”。“若再不开放民运，军队就无法补充，作战将无人援助，民众武装将无法建立，强悍者将受日寇的屠杀，懦弱者将变为日本顺民，狡黠者将变为汉歼，而奸商劣绅将首先悬挂日旗担任维持。我们如不愿意这样，只有无丝毫迟疑地宣传民众，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 让民众了解“这时代是战斗的”。这是一次“对外的全面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战争”。“发动民众为保护其自身利益而斗争”，为民族利益而斗争。“要争人不争地” ，“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人心!失掉民众--这是万劫不复的” 。

　　周恩来以上述思想武装，在抗战初期，尤其在武汉时期，把发动全民族起来抗战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他运用自己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特殊身分，领导负责宣传工作的三厅进行大规模的抗日宣传工作，借以提高广大人民的抗战意识和鼓舞激励战士们的杀敌情绪，大大推动了全民族抗日活动的开展。

　　(二)必须实施战略展开和发展敌占区的游击战争，抗战才能持久。对于游击战争问题，周恩来在武汉时期曾有过错误的认识，过于“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 。但这丝毫也不影响八年全面抗战中，他对发展敌占区的游击战争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1937年，周恩来赴山西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按照洛川会议确定的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指导八路军实施战略展开和指导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八路军出动前，中共中央根据华北战场的形势，决定八路军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9月17日，毛泽东根据华北战场的变化提出在日军大举进攻山西的情况下，八路军如仍按原计划行动，必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完全陷于被动。为在战略上立于主动地位，八路军应将三个师分别部署在晋东北、晋西北和晋南太岳山脉。

　　按照洛川会议精神，周恩来同阎锡山第一次会谈时，提出：八路军要“独立自主进行游击战争，以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 。接到毛泽东9月17日电示后，他以自己的睿智和才干，在极短的时间内，以高超的谋略和用兵之道，既协助阎锡山抗击了日敌，又实施了八路军三个师的战略展开。首先，他抓住阎锡山对准备发起平型关战役，作战计划不完备和信心不足等弱点，提出修改计划，并乘机建议将一一五师派往平型关东北地区，侧击日军，支援晋军正面防守。经阎同意后，--五师顺利进至晋东北地区。而--五师在平型关的辉煌战果，又逐步减少了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限制。不久，--五师挺进晋西南，实施了战略展开。9月24日，周恩来考察山西、太行山脉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后，向中共中央提出战略性建议：派王震第三五九旅进入河北阜平;贺龙率第-二0师师部及第三五八旅开晋西北;-二九师速开正太线南北地区，夺取先机。武装民众，组织游击战争，扩大队伍，以后逐渐向西南山地转移。得中央同意后，周恩来乘雁门关和娘子关危机，征得阎锡山同意，于9月下旬和10月上旬，分别将-二0师集结在神池、宁武一带。将-二九师调往正太路南北地区，迅速实施一二0、-二九师的战略展开。三个师迅速进至预定的战略位置，对于日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和夺取全国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周恩来非常重视。1937年10月和11月，在华北局势恶化，归绥失守的情况下，周恩来深谋远虑，两次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必须发展和加强绥远游击战争”的建议。得到中央批准后，遂以陕甘宁边区警备第六旅挺进淡水河、林格尔和托克托地区，以骑兵团和蒙汉支队挺进三边以北开展工作。同时不辞辛劳地广泛动员民众和帮助国民党军队开展游击战争。

　　11月，太原失守后，鉴于“敌人不能不用汉奸部队来统治许多城镇，用他的兵力人力巩固他的交通要道，用他的主力来和我们的部队作战”。周恩来提出：“以游击部队消灭汉歼，武装民众，以一部轻装部队袭击、截断敌人大道交通，劫夺敌人辎重弹药，并以主力部队在山地寻求敌人一部而消灭之” 的作战原则和“应避免固守，在有利条件下，应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 的作战方针。并阐述了游击战与持久战的关系。他说：“这个抗战的性质，在极困难的时候，将成为以游击战为主体的持久战。”“这个游击战将有胜利的前途。他要在持久战中，壮大自己，武装人民，恢复许多城镇，破坏敌人交通，消灭敌人，最后得到全国生力军的参加，可以转到胜利的反攻，收复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此外，周恩来还创造性地解决了游击战与根据地的关系，妥善处理了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中游击战与运动战、阵地战的关系。

　　1、关于开展游击战必须以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依托的问题，可以说是周恩来在抗战中的一个创举。1937年周恩来一到山西就注意考虑在新形势下如何建立敌后根据地问题。经过充分调研，他依据当时的情况，提出由中国共产党、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参加的，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的设想。并亲自领导起草动委会工作纲领。该纲领经与阎锡山多次谈判通过后，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之后，周恩来又提议把对配合八路军动员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前线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动委会发展成实际的政权组织。并具体指导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事实证明，敌后根据地的发展，为游击战争走出战术的范畴，上升到战略地位，起了巨大作用。

　　2、正确处理游击战与运动战、阵地战的关系，是周恩来帮助指导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持久战所作的重要贡献之一。1938年2月，周恩来针对日敌长驱南下，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现实，在《怎样进行持久战》一文中论述了游击战与运动战、阵地战的关系。他说：“今后作战，将更便于发挥我中国军队在山地战、运动战中的特点，但这并不是阵地战就不要了，没有某些支点和要塞的顽强防御，便不能吸引和暴露敌人的兵力，阻止敌人前进，使我主力部队得以进行突击;但这也不是说将以游击战争为主了，运动战是正规战的一种，并不是游击战。游击战是配合正规战的一种主要的辅助战术。只是在敌人占领和包围区域，主力部队不易立足和不易集中行动的条件下，才以游击战为主，游击战本身是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要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发挥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特长，并且要在提高技术的条件和军队现代化的基础上，使我军逐步提高阵地战的能力。同年2月，在《关于军事问题答记者问》一文中，周恩来进而阐述了游击战争的含义：“游击战不是正规战，并不负决战的任务。它是以两种方式形成，一是部队中派出的游击支队，一是群众武装的队伍，在不定的战线上，进行袭击、扰击、截击和破坏的战斗，以达到吸引、牵制、分散、迷惑、迟滞、疲惫、削弱和打击敌人的目的”。并强调在战略防御阶段，“战略方针，应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助以游击战”。周恩来就是灵活运用上述思想，先向奉调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的国民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建议，继之又派张爱萍去见李宗仁，当面转达他的意见，终于促成徐州会战并取得台儿庄大捷。台儿庄大捷，是中国国民党军队和新四军相互配合，继平型关大捷后，取得的又一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斗志，也给长驱南下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

　　进入相持阶段后，周恩来针对敌人的方针转向以战养战，作战重点转向敌后的特点，提出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建立敌后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二是不断地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也就是变敌后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同时依据变化了的环境和条件，将产生于红军时期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补充和发展为：“敌击我隐”，“敌分我袭”，“敌进我伏”，“敌围我散” ，新的十六字游击战术原则。这对于胜利开展游击战争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周恩来和北方局、长江局、八路军总部的共同努力下，华北、华中抗日游击战如燎原烈火般迅猛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与正面战场友军在战略上构成对日军的夹击态势，大大消耗和牵制了日军的兵力，为日后进行战略反攻，最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创造了条件。

　　(三)必须改造旧军和建立新的军备，抗战才能持久。周恩来指出：“改造军队，目的不是在换一批人而是在改造他的组织制度’。“其组织必须适合山地运动战和游击战”。其次，政治工作制度必须建立，而且要成为军队的生命线来巩固部队。提倡自觉纪律，保障部队与人民密切关系” 。“在建军上，我们要不失任何时机地培养新的力量，以便能继续战斗，并培养出将来足以担当决定胜负的战斗的力量” 。限于权限，周恩来在改造国民党军队方面，仅成功地改造了山西牺盟会，但在建立新军工作方面，却功勋卓著。

　　1、改编和组建新四军，为开辟苏皖革命根据地呕心沥血。七七事变后，周恩来利用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之机，转道上海会见了北伐名将、广州起义失败后在国外流亡十年、失去党的关系的叶挺，要叶挺出面做改编散布在长江以南的红军游击队的工作。叶挺同意后，10月12日，根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地区的工农红军游击队和红28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937年12月25日，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分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辉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同时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后因项英不尊重叶挺，叶挺曾两次想离开新四军，经周恩来做工作，叶挺又回到新四军。

　　1939年3月，周恩来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安徽云岭视察，指出：“今天新阶段的中心问题是在敌人占领区，在中国的东部，在黄河以东、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并据此确定新四军今后的战略方针：“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 。这个方针得到新四军很多干部的赞同。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兼指挥，随即整编第四支队，组建第五支队，部队展开于淮南津浦路两侧，进行抗日游击战争。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达江北指挥部，迅速打开皖东抗战局面。与此同时，由陈毅任指挥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江南指挥部坚决执行周恩来“向北发展”的方针，抽调所部第四团主力和挺进纵队一部分编为苏皖支队，由陶勇率领，从苏南渡江，在扬州、仪征、天长、六合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加上不久后成立的彭雪枫任司令员的豫鄂独立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的豫鄂挺进纵队，叶飞率领的新四军江南纵队，和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作出贡献。

　　2、发展壮大竹沟革命力量，为开辟豫皖苏革命根据地作出贡献。1938年4月14日和22日，中共中央长江局两次会议作出决定：将留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保护后方根据地的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归周恩来直接领导。

　　1938年，鉴于南京、济南失守后，日军急于打通津浦线，兵分两路进犯战略要地徐州，形势严峻，周恩来认为迅速动员江淮河汉间广大中原民众进行抗战，发展壮大竹沟革命武装的时机，已迫在眉睫。2月13日，他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为确定建立长江、黄河间我们自己的力量，必须急切地发动鲁、豫、苏、皖群众参加战争。为此，拟调彭雪枫由晋来豫，组织和领导鲁、豫、苏、皖四省的军事工作。”2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会议，讨论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问题。会议决定在“黄河与长江间成立一军区，在其下分为四个军分区”，“雪枫同志加入河南省委及四支队军政合作委员，并负责领导全军区军事工作。”3月，彭雪枫作为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来到竹沟，兼任第八团留守处主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组织武装，训练干部，积蓄力量，发展与扩大党的组织，发动与领导豫苏鲁广大敌占区的游击战争，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使竹沟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人民武装迅速发展。

　　1938年9月，在日本侵略军沿长江两岸向西、南进犯时，周恩来与叶剑英于9月2日致电彭雪枫，及时指出：应将“你们工作重心移向豫东、创造苏鲁皖边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活动部队(徐向前、陈再道〕联系起来，对整个战局有重大意义。9月29日，周恩来又致电彭雪枫：情况紧急，速去豫东发展游击队。10月，彭雪枫率新四军竹沟留守处部队一部挺进豫东，后与吴芝圃领导的豫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一部及肖望东率领的豫东游击先遣大队合编为新四军游击大队，开辟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

　　3、提出坚持华南的战略方针，指导建立与发展华南抗日武装力量。周恩来任长江局副书记和南方局书记期间，对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在敌后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军队建设和统战工作等重大问题，作过一系列明确指示，可以说，华南抗日武装的成长壮大，浸透着周恩来的心血。

　　1938年10月，周恩来鉴于日军进攻广东，华南危机，提出：“坚持华南抗战，以击退日寇冒险的进攻”的战略方针。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将重心放在东江、琼崖两地，筹建抗日游击队。不久成立了惠宝、东莞抗日游击队和由海南岛红军改编的广东省第四统率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这两支主力部队和坚持在珠江、灵山 、潮汕的抗日武装，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广东省委领导下，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阻滞了敌军的进攻。

　　周恩来十分关心广东省委的工作和华南抗日武装的发展。为加强华南抗日游击战的领导，1940年夏，周恩来派庄田和林李明赴海南领导抗日斗争，1942年11月8日，周恩来致电东江纵队林平：“同意成立军政委员会，以林平为主任。”庄田和李明出发前，周恩来还作了七条事关琼崖发展的战略性指示：(1)琼崖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方，但条件十分艰苦，为取得斗争的胜利，要准备付出很大的代价。(2)冯白驹是海南人民的一面旗帜，中央意见要冯当特委书记兼琼崖抗日游击队的政委。(3)在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4)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原则，尽可能扩大军队，建立政权。(5)开办各种学校，培养干部。(6)大力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7)逐步把五指山根据地建立起来。

　　对于华南抗日武装的成长，周恩来也极其关心。1942年5月，他获悉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郭潜叛变，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和宣传部长涂振农均被捕的消息后，于6月6日致电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和中共南委书记方方，果断作出“领导游击区及秘密党的组织和人员须分开”的重要决定，确保了华南各游击队的安全。同年9月3日，周恩来又制定东江游击队与国民党方面接洽谈判的原则，必须坚持：(1)政治独立。(2)不混编。(3)不订调训。(4)不派人。派教官来部队训练需慎重，派政治工作人员需据绝。对派出谈判代表“尤需慎重人选。” 对于部队作战的方针，周恩来也有许多重要的指示。1942年11月8日，周恩来在接到东江纵队关于两月备受日、顽夹击的报告后，电复林平，指出：“你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准备对付顽方及日寇两方面的可能进攻形势”。次年2月25日，周恩来又电示广东军政委员会：“你们应加紧实行精兵简政政策，缩小后方，充实战斗部队。”由于周恩来的正确指导，华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敌后抗日根据地逐渐扩大，游击队也得到发展。1943年冬日军发动打通广九铁路的战役后，1944年1月15日周恩来及时指出东江游击队的发展方针：“凡你们游击所到及其周围地区，你们均可自派干部，发展党与群众工作，并依靠武装，创立和扩大抗日民主政权。惟在敌顽易侵入区，必须布置秘密工作，并与原有党割断联系。”3月6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华南工作的指示：“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应由小北江入手，以湘粤桂边为主要发展方向，方能向北有所依靠，并便于造成更大的根据地，进行持久的斗争”;“东江沿海发展亦要注意建立向北山地之基础，珠江三角洲的布置固然要面对城市，但背靠东西两面山地的发展仍是必要的……上层统战关系及外交关系，应力求打通南路与李济深、张炎的关系等。”1944年5月，日军发动打通湘桂和粤汉线的作战后，10月26日周恩来致电林平，指出：“目前战局重心在桂”，“我广东游击战争应以向西发展为目前主要方向。同时联系南路，打通琼崖联系，应成为目前主要任务之一。”1945年6月16日周恩来针对日寇行动似在缩短广西战线，转向粤赣边扩大战场，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广东区党委电：“依今日敌情及将来变化”，华南战略根据地，应以湘、粤、赣边区为中心，并可东联闽、粤、赣，西联湘、粤、桂。”

　　华南抗日武装坚决执行上述方针，开创了华南抗战新局面，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而且还配合和支持了太平洋战场盟军的作战。

　　明察秋毫适时把握世界战局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

　　一、洞察欧战风云，通报德将攻苏。

　　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际形势也发生了激烈和复杂的变化。1939年9月，德国入侵受英、法保护的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此形势下，英、美、法等国为了在西方与德、意对抗，因而在东方极力避免与日本直接冲突，对日本推行绥靖政策，积极策划“远东慕尼黑”，企图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换取同日本的妥协。

　　国际局势的变动，也给中日战争带来新的影响。日本变其单纯军事进攻的侵华方针，为以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的两面政策，“企图以诱降和分化来动摇我们抗战的意志，瓦解我们抗战的力量，以便其征服中国。”国民党内部亦发生分化：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公开投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动摇;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虽然仍坚持抗战，但由于正面战场军事压力减轻，加之仇视和惧怕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壮大，其政策的重心开始由对外转向对内，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

　　面对这一切，周恩来一面提醒人们“必须认识和提防时局中的暗流”，并严正指出 ：“投降必须引导中华民族走上不可挽救的结局，”“中华民族处在今天的严重时刻，只能是继续抗战，决没有和平可言 ”。一方面主张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即“应一方面加强我们军事力量，协同我们军事动作，以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封锁。另一方面，坚持我们独立自主的抗战立场， 加强我们全国的团结，以粉碎敌人的诱降分化和远东慕尼黑阴谋” 。同时，站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全局高度，时刻关注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风云变幻。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缔结三国军事条约，形成法西斯侵略轴心。1941年5月，德国法西斯席卷西欧，鲸吞欧洲大陆的十四个国家。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大陆军的法国败亡。大英帝国面临德国直接入侵本土的威胁。德国法西斯的一时得逞，大大刺激了日本法西斯的胃口。它妄图运用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的两面政策，迅速结束侵华战争，以便能抽身或北进攻苏、或南进掠夺英、美在亚洲的势力范围，早日实现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

　　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一段时间也认为英美靠不住了，想向日、德靠拢。德国为配合日本的诱降，稳住国民党在两个阵营之间的动摇，丢掉对美、英的幻想，积极拉拢国民党，并将决定于6月21日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暗中透露给蒋介石。

　　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获悉这一重要情报后，迅速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综合各方面的情况，通过冷静分析，立即判断出这份情报的价值。即刻经过两种渠道通报苏共中央：1、电告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指出：“此种守势是暂时的。蒋确有所待。第一、等六月下旬德攻苏(他甚至连日子都定了，是六月二十一日开始)。” 对此，党中央、毛泽东极为重视，立即通报苏联。2、周恩来通过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的中共党员李政文，将情报转交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罗申，让罗申电告苏共中央。

　　当时苏联虽然也但心德国在英伦之战后将回师东犯，但仍对1939年8月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存有幻想。由于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在苏德战争爆发一周前及时准确地向苏联通报了德军突袭的时间，加之其他情报来源的佐证，苏联红军得以在战前24小时提早进入战备。虽然由于准备时间不足和战略指导方针的原因，苏军在战争初期不得不采取战略退却，但毕竞避免了更惨重的损失。苏联对中共中央提供的情报给予高度评价，曾致电我党中央领导人表示感谢。这从1941年7月24日毛泽东复周恩来的电文中可以得到证实：“二十一日开始的预测，彼方甚为重视。现急于欲查明者为德军之主攻方向，请极力设法探查密告至盼。”

　　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的次日，周恩来即在《粉碎德国反苏战争爆发!》一文中，对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撕毁苏德互不侵犯协定，血腥地向苏联进攻进行谴责。7天后，他又撰写《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一文，富有预见地指出：“我们对苏德战争，不能以一时的出入胜负为断。”“战争的发展方在开始，我们已经说过：其战果决不是短时期所可看出，更不是几个仗便见分晓，但是我们可预言的是时间有利于苏联。纳粹德国利在速决，故一开始便攻势甚猛，企图仍以闪击战达到其两个月征服苏联的狂言。苏联的战法，不论是拒之于国门之外，或是引之深入，只要苏联的主力在，物力在，时间久，法西斯侵略者必然要遭受最后的惨败。”同时，周恩来呼吁：“站在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上，英美应该与苏联建立共同的阵线”，“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向着为消灭法西斯统治以求得各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周恩来表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四年来久已站在反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前线，更不会落人后的将自己抗战的胜利和苏联抗战的胜利亲密地联在一起，共同努力于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事业的成功。

　　7月7日，周恩来又在《七七四年》一文中，预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定会形成。他说：“世界显然是向着两个集团两个阵线的方向走的。虽然世界战争的变化正多，法西斯挑拨英美反苏的阴谋不会停止，法西斯国家对世界的进攻还没遇着最后的致命的打击，纳粹德国在苏联会有一些暂时的军事收获，但是中、苏、英、美日益站在一起，已为明显事实。我们坚信：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终会形成，苏联终将在反对纳粹德国的战争中获得胜利，而世界的法西斯强盗终将失败，世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争取民主自由的战争，也终将得到胜利。”周恩来的真知灼见，不仅对苏联军民是很大的支持，而且也坚定了中国军民坚持与日本法西斯血战到底的决心。

　　二、预见太平洋战争爆发，提出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苏德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当局错误地进行判断，认为日本将会在一个月内北进，与德国法西斯东西两线夹击苏联。

　　具有丰富政治经验和犀利识别力的周恩来，却从由于苏日缔结了中立协定，因此德国攻苏的消息，事先未向日本透露这一点判断出：“日本正处在焦急彷徨等待之中”。目前，日本虽有北进可能，“但北进也并不是没有困难和顾虑的，第一、中国问题将因此更陷于不能解决之境;第二、西伯利亚并没有像南洋那样的国防资源;第三、时间上不很易于侥幸成功，万一拖长，则日寇的另 一泥足又要陷于冰天雪地之中;第四、万一英美在其发动攻苏后，实行太平洋上的封锁，岂不陷于前后绝境?!并且武力南进虽然暂时搁起”，但是在英美人士对日妥协的情况下“也颇能眩惑日寇，使其想先拿住南洋资源然后再图北进，可是时间上又何能许?!”

　　事实果不出周恩来所料，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内阁争论激烈。7月2日御前会议，否定了松冈洋右等人先北进后南进的主张，通过《适应世界形势的帝国国策要纲》。7月18日，松冈被赶出内阁。第三次近卫内阁宣告成立。接着日本调兵在中国东北举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以掩饰南进企图。

　　周恩来明察秋毫，指出：“现在日寇内阁又改组了，不管其是在积极准备北进，或者南进，或者南北并进，但其灭华方针决不会有任何更。”“我们抗战四年，久已成了东方反法西斯的先锋” ，现在“更应继续担任牵制日本的光荣任务”，“努力牵制敌人，使其陷于两面乃至多面作战的困难，以尽国际反法西斯侵略阵线的主员之一的责任，那才不愧为东方反法西斯阵线的先锋，才真能以中、苏、英、美为中心结成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阵线”。并提出“以不变应万变”，“迎头打击敌人” 的战略方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风云瞬息万变。10月18日，日本近卫文麽内阁总辞职，陆相东条英机奉命组阁。当时有不少人认为：东条是旧阁的一员，且参与近卫对外政策的密议，故新阁对外政策，尤其是对英美将无变更。周恩来却敏感地预感到：这是日本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动的朕兆，是太平洋新危机行将到来的先声。他在次日发表的《太平洋的新危机》一文中说：“日本法西斯军人”，“总是要向着冒险路上走的。所以太平洋的新危机，在日本法西斯军人内阁出现后，是必然要到来的。”并指出：“其人其事其时，都说明日本法西斯军人再也不能忍耐目前沉闷拖延的局面，而必须自己出马，采取冒险的行动了”。“从东条英机担任新阁首相及其登台之原因和背景看来，已可知新阁之大概趋势。这一趋势，便是太平洋新危机之到来”。

　　周恩来反驳了一些人误认为新阁对外政策将无变更的谬论，他说：“日寇政府每次改组所持不变者，是其基本国策，亦即吞并中国独霸东亚的国策。至若实行这基本国策的方针或方案，则每次日阁改组均有变更，何况这次近卫倒台”，“明显是在对内尤其是对外的方针上”存在分歧。“现状维持派的方针，重在妥协英美;法西斯军人派的方针，重在依附轴心”。东条显然属于后者。周恩来分析了日本新阁改组的原因后，进而指出：“这次日本军人内阁的出现，是日寇大冒险行动的信号”。“在苏德战争空前激化，日美矛盾愈加尖锐，中国反攻局部胜利，ABCD(指美、英、中、荷四国)的南洋封锁越发强化的时候，太平洋的新危机是异常的紧张了”。同时，周恩来指出：转变这一局势的关键，是太平洋沿岸反侵略国家的共同奋斗。他呼吁“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一切反侵略国家”，“联合行动起来”，“群起扑灭人类的公敌一一东西法西斯蒂，现在是时候了。”

　　那么，日寇的最大冒险行为究竟是向北还是向南?周恩来经过缜密分析，通览世界战争全局，作出判断：是向南。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致电在香港工作的张友渔，提醒日美有开战可能，要他做好应变准备。

　　果然，1941年12月8日，日本未经宣战，出动海军，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空军基地珍珠港。次日，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恩来一方面指示廖承志、潘汉年等，精心组织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经过各种途径转移到安全地带;一方面向各方人士广为解释众说纷纭的太平洋战局。为了澄清一些模糊观念和错误认识，1941年12月23日，周恩来又撰文《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对太平洋战争的局势进行深刻分析和科学预见。文章历数七个方面的有利条件后，肯定全世界反侵略国家和民族必定取得胜利，但因为各民主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和生产力方面尚存在若干弱点和困难，取得胜利，“还须要经过若干过程”。他强调：应“联合友邦，奋起急追，全力以赴，共同克服这些困难，以担负太平洋上伟大艰苦的抗日任务。”

　　周恩来预计战争初期会有些若干挫败，其原因在于：日寇是无耻海盗，将继续扩张战果，日本海空军在太平洋上有优势;美英在精神上、物资上，还准备未周。但是只要太平洋沿岸各友邦，团结一致，坚持到底，必能改变太平洋的不利局面。

　　周恩来通览太平洋战争全局，科学地概括了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特征：“是持久战，决非速决战”。并指出在英、美、澳、荷布置未周之前，“决不能冒取攻势，自陷错误”，“解决日本，海军为主，空军陆军只能为辅”;英美不宜立即采取攻势，而须先巩固南太平洋要塞的守卫和主要交通线，“以持久的消耗战和太平洋上联合的力量打击他，才能制他最后的死命。”

　　周恩来还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六个特点(即长期性。不平衡 、全面性、一致性、阶段性、主从性)，阐述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的关系，号召反侵略国家，联成一体，休戚与共，消灭世界法西斯蒂。

　　太平洋战争的整个发展过程，也正如周恩来所预料的那样一步步地展开的。由于世界侵略战争的戎首、太平洋战争的罪魁日本帝国主义和德意法西斯穷兵黩武，在侵略战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激起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切齿痛恨。为了维护世界和平，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国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又称《二十六国宣言》)，标志着以苏、美、英、中四国为核心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成立。不同种族、肤色、信仰和语言的各国政府和人民，在反法西斯的共同目标和旗帜下，形成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再次证明，作为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周恩来，对变幻莫测的国际战局，具有何等明晰的判断能力和远见卓识。

　　三、通报“关东军”在东北详细部署，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军民，尤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周恩来等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军民，高举反法西斯的旗帜，在没有外来枪弹的补充，没有外来粮服的供给，没有外来医药器材的接济，全凭人民英勇奋斗、浴血奋战，“和自力更生”，渡过了艰难的1941、1942年，成了“真正反攻大陆日寇心脏的力量和基地” 。

　　为了“坚持抗战到底，不达到驱除日寇出境，决不罢休” 的目的，1944年夏，周恩来指示阎宝航获取曾被日本法西斯捧为“皇军之花”的“关东军”，在我国东北中、苏边界上详细布防图，其中包括陆、空军的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兵种兵器、部队番号、人数及将领姓名等详细材料。得到此布防图后，周恩来立即报送延安。党中央综合各方面情报后，迅速通报曾对盟国许下诺言，在法西斯德国投降后，开始对日作战的苏联。使苏联红军在日本政府宣布拒绝7月26日，中、美、英3国发表的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后，于8月9日作战时，如按图索骥般迅雷不及掩耳的凌厉攻势，势如破竹，仅用了几天时间，就使“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整个防御体系顷刻瓦解。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向全中国人民下了最后战败日本侵略者的动员令。8月10日夜至11日，周恩来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起草六道进军命令：“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谍，限期投降，如遇日伪军拒绝投降激战，即应坚决消灭”;晋绥、晋察冀军区和山东各以一部兵力向东北进军，配合苏军作战;对收复之各城镇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保护人民。

　　在中、苏、美等国的强大攻势下，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了投降诏书。9月9日，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在南京签署了投降书。9月2日上午10时，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至此，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

　　中国的抗日战争，迫使日本法西斯放弃了“北进”侵略苏联的计划，并延缓了“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有力地支持了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他儿子伊利奥所说，假如没有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 。由此，足见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起的伟大作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香港回归的胜利喜悦中，重温周恩来对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的伟大理论和实践贡献，更引起我们对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创人之一——周恩来的深切的崇敬和怀念。同时，也更让我们深刻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着一小股否定日本侵略历史的右翼势力，近年来，他们更加变本加厉，为日本军国主义歌功颂德，为日本侵略亚洲和中国的历史翻案。为了维护世界持久和平，我们必须提高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警惕性。

　　《周恩来研究文集》，绍兴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