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领导国统区文化抗战轶事
来源：人民网   2020-04-11 14:34:24

　　组织领导党在国统区的文化抗战

　　大后方环境复杂，要想成功地实现共产党在文化抗战上的影响，推动国民党抗战，没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工作难以开展。为此，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同时，又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同国民党进行谈判。12月18号，周恩来同王明、博古、邓颖超等来到武汉。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两个组织合并，对内称长江中央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由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虽然周恩来任副书记，主要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但是多方面的因素使周恩来实际上起了灵魂和核心的作用。在文化抗战工作上的领导亦如此。不久中央长江局撤销以后，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亲自参与组建南方局，并担任南方局书记，全盘领导并负责统战工作委员会。

　　1940年9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强调国统区开展抗战文化运动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明确要求：“如何在各个文化部门中(理论的，政治的，学校的，社会的，文学的，艺术的)推广和深入这个运动，希望国民党区域的党部加以切实的研究”。为贯彻中央精神，10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南方局内部成立了专门负责文化工作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文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据曾在南方局文委工作的张颖回忆：“当时文委主要人员其实只有几个人，冯乃超、胡绳、潘梓年。”人手虽少，但效率却很高。南方局文委的文化工作涉及到哲学、经济、历史、政治理论、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等各个领域。“南方局文委的业务范围很广泛，我到南方局文委工作的时候，比较多的时候是与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打交道”，“还有就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其他还包括宣传、出版、报刊等都是文委关注和领导的。” “叶以群是党派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去协助老舍工作的，就像冯乃超是党派到文化工作委员会(隶属国民政府政治部)去协助郭沫若工作一样。文化组的全部工作都必须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为了活动方便，每人都有一个公开的身份作掩护……文化组每隔两三周就要开一次工作会议，这些会议都是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往往从晚上10点钟左右开始，一直开到凌晨三四点结束。会议讨论的都是相当重大的问题，比如国统区以及部分沦陷区文化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对国民党开展文化斗争等策略;以及《新华日报》在各个时期的编辑方针，乃至社论的内容和题目。所有这类问题，最后都要由周恩来作出决定。”

　　由于共产党在大后方无法以政权的形式与力量来实现自身的文艺主张，周恩来在组织建设上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来实现对文化抗战工作的领导权。在他的领导下，全国性的抗战文艺机构都陆续建立了党的组织。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简称八办)有文艺小组;南方局有文委;三厅也有党的组织。周恩来明确指示：三厅上面的主要干部成立一个党小组，下面的党员另外成立一个党支部，互相不要发生联系。万一发生了问题，就不至互相影响。三厅领导干部党小组由周恩来亲自掌握，成员有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董维健、冯乃超、田汉等。与三厅一样，文工会也有党组织，依然分为领导干部与普通党员两个小组，互不联系。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共产党牢牢掌握了国统区文化抗战的主阵地。

　　《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党报党刊，是党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的领导文艺运动的重要思想文化舆论阵地，充分发挥了“喉舌”作用，分别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创立。《新华日报》创刊时，周恩来在1月9日为它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群众》周刊成立不久，他约见《群众》周刊副主编许涤新等，对他们说：“《群众》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它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要更多地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当时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致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

　　武汉失守后, 《新华日报》迁往重庆继续出版，在成都、重庆、昆明、桂林、南京等地设有营业部、发行部。在其存在的九年多时间里，大部分时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他亲自规定《新华日报》的宣传方针，审阅重要稿件和社论，还常一丝不苟地帮助修改稿件，连标点符号也不轻易放过，亲自撰写社论、专论、代论和新闻。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先后为《新华日报》撰写的文章有58篇、题词11次，在《群众》周刊发表文章13篇。平时，他不管怎样忙，总要抽出一定时间接见报社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努力学习，下苦功，多看，多读，多研究，学习要专还要博，不要自满”。在他的指示以及指导帮助下，南方局文委的工作人员也纷纷投入了这一重要舆论阵地。很多文委的同志当时的公开身份就是《新华日报》的编辑、记者等。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华日报》的发行量，一度成为“中国报纸中算是最大的销售”，连蒋介石也要看。

　　《救亡日报》和《华商报》也是在周恩来指导下创办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早在抗战初期，周恩来要夏衍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强调指出工作方式可以多样，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合法，还谈到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一张党报。1937年8月中旬，周恩来指示夏衍协助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筹办《救亡日报》，提出要把该报办成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他希望《救亡日报》能够担当起“巩固和扩大救亡阵线，动员起千千万万的群众”的责任，以独特的风格来“宣传抗日、团结、进步”。周恩来还说：“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夏衍努力贯彻周恩来这个指示，先后在上海、广州、桂林等地出版发行《救亡日报》，在广泛的社会阶层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皖南事变后被迫停刊。

　　皖南事变后，一大批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疏散到香港。1941年2月10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致电中共中央和周恩来，请求在香港办一份报纸。周恩来立即复示同意，并指出：“这张报，不用共产党出面办，不要办得太红了，要灰一点……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要发行到东南亚菲律宾等地去。”4月8日，《华商报》创刊号面世，受到国内外华侨的欢迎。

　　领导政治部第三厅及文化工作委员会开展文化抗战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后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是国统区公开的合法的政府文化机构。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抗战基地。

　　1938年2月6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正式成立，周恩来任副部长，主管第三厅的工作，即抗日宣传工作。这是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的唯一要职。

　　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筹组第三厅干部人选，制定第三厅的工作方针。上海成为孤岛以后，武汉成为了国统区内的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全国各地涌入武汉的文艺界知名人士、爱国知识青年很多。他们的生活大都没有基本的保障，但他们的抗日热情都很高。周恩来考虑如果把他们收揽进第三厅，能够壮大抗日阵营的宣传队伍，推动全国抗战的广泛开展;同时也可以进一步让他们了解中共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因此，政治部建立后，周恩来同陈诚、黄琪翔等国民党政要及中共代表团的博古、董必武等人多次商议第三厅的组织机构、人员安排、宣传方针、活动方式等问题，对民主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做了大量的说服动员工作。

　　在第三厅筹组过程中，郭沫若由于其学识、才能及其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成为国共两党共同想到和共同接受的厅长人选。为促成郭沫若、阳翰笙这些进步的文化界名人参加第三厅的工作，周恩来于1938 年2 月17 日致信郭沫若，希望他来武汉就职，并嘱咐其说服田汉、胡愈之来武汉工作。郭沫若自日本回国后对到第三厅工作存在顾虑，因为他考虑到政治部其他各厅厅长都是国民党骨干分子，很难合作。他曾提出:“让我处在自由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经过周恩来耐心地说服和解释，郭沫若服从了党的决定，乃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来领导第三厅的工作。

　　2月下旬，周恩来“致电在重庆的阳翰笙，催他速至武汉筹组政治部第三厅”。阳翰笙到武汉后，周恩来向他阐述参加第三厅工作的重要性说：“第三厅是个政权组织，政权组织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不能小看它。”“我们拿着三厅这个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也可以到后方大大小小的城市乡村去，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既可以宣传民众，也可以宣传士兵。政权机构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们的工作意义就在这里。大家应该热情地又很清醒、很有警惕地去参加第三厅的工作。”

　　当时，国民党也希望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据阳翰笙分析，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有周恩来、郭沫若这样众望所归的人物，可以延揽大批文化、学术、文学艺术各界著名人士，同时将第三厅掌握在自己控制之下。国民党为控制第三厅，任命复兴社的刘健群为第三厅的副厅长。周恩来领导郭沫若等人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巧妙的斗争，他们均未出席前几次部务会议。2月24日，周恩来致函郭沫若，说明在与陈诚的谈话中得知第三厅副厅长人选问题出现转机，“认为郭可以回武汉就职”，但嘱其“速将宣传纲领起草好，以便依此作第三厅工作方针”。3月1日，刘健群因桃色事件离开武汉，郭沫若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回到政治部第三厅。为确保该厅工作的顺利进行，郭沫若向陈诚提出了人事、经费自定、工作计划三项条件，在获得陈诚首肯后才正式出任第三厅厅长，阳翰笙被任命为第三厅主任秘书。

　　为确保第三厅的实权掌握在抗日派手中，周恩来多次与郭沫若、阳翰笙等人商定了第三厅的具体人事安排。周恩来希望把三厅组建成为团结社会上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机构，广泛吸收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社会贤达加入这个抗日大本营。第三厅内各处、科干部人选一般是阳翰笙先同郭沫若商量，然后请示周恩来，由周恩来最后决定。经过反复协商，他们最终确定了第三厅内三个处的干部人选，胡愈之为第五处处长;田汉为第六处处长;范寿康为第七处处长。政治部第三厅干部的配备体现了周恩来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团结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文化界共同抗战的思想。该厅成为当时国共两党及与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人士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在该厅各处、科干部中有共产党员阳翰笙、田汉、冯乃超、董维健等;有救国会的徐寿轩和张志让等;还有原国民党武汉行营政训处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郑用之。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等人的努力下，第三厅招揽了田汉、阳翰笙、洪深、徐悲鸿、杜国庠、冯乃超、史东山、应云卫、冼星海、张署、叶浅予、马彦祥等一大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加入，同时还联络到了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参与抗日宣传，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宣传阵容。当时，社会上盛称第三厅为“名流内阁”。大部分干部配备就绪后，1938年4月1日，第三厅在武汉正式成立。

　　在武汉时期，周恩来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第三厅的抗日宣传鼓动工作。白天，他在政治部办公，晚上才回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他的工作总是那样有条不紊。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曾用强烈的词句表达他对周恩来的钦佩和赞叹：“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不紊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吕。”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共产党利用第三厅这个公开合法的机构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开展了大量抗日宣传活动。

　　在武汉失守迁移重庆后，人员减少，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第三厅仍坚持开展各种活动，深入前线后方，宣传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宣传团结进步，反对分裂倒退。与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主张完全对立。因此，国民党顽固派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后，便对第三厅活动进行限制，对各地演剧队、宣传队、战地文化服务社等进行迫害。对第三厅人员也步步紧逼，三次强迫第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1940年8月，蒋介石竟下手谕，要求“凡不加入国民党者一律退出第三厅”。第三厅的党组织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亲自找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提出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派的文化人，都在社会上很有名望，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你们不要他们，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张治中一听感到事情严重，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随即召见了郭沫若、杜国庠、冯乃超、田汉、阳翰笙等人，说要在政治部里面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宗旨是对文化进行研究，要第三厅的人留下来继续工作。郭沫若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情况。周恩来说：“就答应他吧!他画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开展我们的工作。”

　　1940年10月，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新组建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工作机构。它的委员、工作人员中，包容了比三厅更广泛的各界代表人物，如沈雁冰、舒舍予(老舍)，陶行知、邓初民、翦伯赞、胡风等记者、诗人、作家、教育家、历史学者、作曲家。虽然文工会不能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活动，但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大批进步人士通过举办学术讲座、给文人祝寿和创作进步剧本等方式对抗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文工会从1940年10月成立到1945年初解散的时间里，利用合法地位团结了文化界广大进步人士，为抗战、民主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在哲学、历史、经济、文艺理论、文学创作等研究方面以及以学术活动广泛联系群众，推动民主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特别是文工会的戏剧运动的巨大成功，离不开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指导。周恩来向来喜欢文学艺术，深谙戏剧创作的真谛。他以真诚而细致的态度与作家交流，诚恳的提出意见和建议，逐渐成为文化工作者的知音和诤友。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剧本写好后，首先请周恩来看。周恩来对每一幕都提了意见，细致到对词语的运用上。《棠棣之花》演出成功后，周恩来让《新华日报》编专刊，对其进行大力宣传。《屈原》一剧，无论是最初的编写还是后来的演出，都得到了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1942年初，当得知郭沫若开始创作《屈原》的消息后，周恩来立即与郭沬若展开讨论。周恩来说：“屈原在当时受迫害，才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现在我们也受迫害，这个题材好!” 并于3月7日致信郭沫若：“拿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兼艺术家，我同意，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余地。”剧本写成后，周恩来特别嘱咐，中华剧艺社要配用一流的演员，一流的舞美和配乐。同时由《新华日报》出版《屈原》演出特刊，经过各界人士的通力合作，成就了《屈原》不朽的艺术价值。《屈原》的巨大成功，使戏剧家的创作方向从现实主义题材逐渐转向历史剧题材，以更隐蔽的方式巧妙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广泛传播了进步文化，引导文化工作走上了民主斗争的新阶段。1945年，文工会的解散便是民主斗争新阶段的体现。

　　周恩来领导的第三厅和文工会文化界人士，共同书写了文化抗战光辉的篇章，彰显了文化在抗战中的力量。

　　思想上引导维护文化界的团结

　　皖南事变后，大批的文化人转移到香港。为解决当时文化人到香港甚多带来的矛盾和争论，做好团结、争取文化人的工作，周恩来于1941年5月7日致电廖承志：“三个月来文化人到香港者甚多，建议你学习列宁、斯大林对待高尔基的态度，帮助文化人前进。”他在指示如何对待文化战线上的朋友及党与非党干部问题中说：“第一，不能拿抗战前的眼光看他们，因他们进步了，已经经过一次考验了。第二，不能拿抗战前的态度对待他们了，因他们已经经过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以前上海时代的生活了。第三，我们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度去测量他们，去要求他们。”同月，为了加强对香港进步文化工作的领导，推动香港抗战文化的发展，建立中共对外宣传工作的基础，周恩来批准成立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由廖承志等5人组成。香港文委成立后，扩大和巩固了香港文化界统一战线，使香港抗战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对此，周恩来曾于1942年6月21日就南方局领导香港文化运动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委。报告谈到：皖南事变前“香港文化运动只限很小的下层活动，自渝大批文化人到港，才有新的展开”。

　　学术界发生学术理论问题上争论是经常的事。周恩来明确指示，这种学术讨论不能妨碍文化界团结抗战、争取民主的大局。当时在党的领导下，进步学术工作者中间有一个读书会，周恩来也常去参加。侯外庐回忆，当时参加读书会的一些进步学术工作者有一段时间曾把主张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冯友兰、贺麟视为对立面，每次聚会一碰头就分析他们的政治动向，研究他们的每一篇文章。一次，周恩来来了，听了这个话题，便平静地对大家说：“民族大敌当前，在千千万万种矛盾中间，学术理论界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同冯友兰、贺麟在阶级立场上固然是尖锐的，但毕竟不是主要矛盾。当前学术理论上最危险的敌人，是国民党右派妥协投降理论，我们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陈立夫《唯生论》。”一席话切中要害，说得大家心服口服。这一次杜国庠也在场，他显得特别兴奋，会后，久久地对周恩来的讲话称道不已。

　　南方局整风运动中，对于党外文化人士，周恩来明确规定了政策界限。1945年1月18日，周恩来在《大后方文化人整风意见》中提出，文化人整风只限于文委及《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对于党外文化人士，则引导他们向国民党当局作要求学术、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向顽固分子作思想斗争，揭露国民党文化统治政策的罪恶，并引导其与青年接近，关心劳动人民生活，以便实际上参加和推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否则，抽象地争论世界观、人生观，甚至引起不必要的对历史问题的争论，必致松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招致内部的纠纷，这是很要慎重的。这个指示既结合国统区实际情况贯彻整风精神，又团结了党外广大文化界人士，使他们积极投入了民主运动，得到实际的思想锻炼和提高。

　　尊重文化人与文化人交朋友

　　由于历史原因，周恩来在国民党上层和爱国人士中本来就有很多朋友。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到武汉和重庆以后，他交往面十分广泛，重叙旧情，广结新交，开诚合作，其中很多就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周恩来以他的真诚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尊重。

　　对于文化界人士，周恩来是尊重有加的。上海、南京失守以后，各地文化界人士云集武汉，第三厅不可能把他们都容纳进去。周恩来在筹组政治部第三厅的同时，积极推动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便把云集武汉的众多的文化界人士团结起来。为了这件事，周恩来特地拜访冯玉祥，请正在他那帮助工作的著名作家老舍出来主持文协。1938年3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成立大会上，激动地讲道：“今天到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诸位先知先觉，是民族的先驱者，有了先驱者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象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固的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作为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首次公开与广大作家交流意见，对知识分子的赞赏与尊重溢于言表，很是鼓舞人心。

　　邹韬奋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所主办的《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在全国，特别是青年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周恩来在武汉第一次同他见面，就好像是遇到老朋友一样。他对邹韬奋说：“我们还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风节我是很佩服的。”谈话中，周恩来关切地询问他出狱后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向他分析抗战的形势和任务，指出：“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临别时，周恩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周恩来的热情强烈地感染了邹韬奋。他后来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是最可敬佩的朋友’。”

　　在皖南事变以后一段时间里，周恩来晚上经常在新华日报营业部二楼会见各方面人士，不仅同他们谈团结抗战，而且一起谈历史、谈哲学、谈文学、谈经济，结交了许多朋友。对科学技术界的朋友，周恩来嘱咐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同他们广泛交往，推动他们组织起来，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周恩来经常关心座谈会的活动，同他们恳谈，帮助他们认清时局和抗战前途。有一天，他和董必武邀请“自然科学座谈会”7位科学家到《新华日报》编辑部共进午餐，为科学家梁希庆祝六十寿辰。梁希激动地说：“我无家无室，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我温暖忘年。”回去后，梁希夜不能寐，起身作三首七律，两首送给周恩来，一首送给新华日报社。

　　周恩来不仅自己广交朋友，还指示国统区的党员干部利用社会职业勤交朋友。1942年，夏衍从香港来重庆，周恩来多次与他推心置腹地交谈。周恩来说，勤交朋友，要尽可能多交朋友。“你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你在广州、桂林、香港办报的时候，认识了一些国民党的党政军方面的人，和一些‘左翼’以外的文化界人士也交上了朋友。”“现在到了重庆，交朋友方面要更广一些，对在政治上、文艺思想上意见不同的人，对他们也要和和气气，切忌剑拔弩张，这方面我们犯过错误吃过亏，千万不要再犯。”他又说：“你是搞戏剧电影的，在重庆就有许多可以团结和这方面必须团结的人。”这样，夏衍就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在重庆撰文为生。

　　周恩来在同朋友交往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待人以诚。他总是尊重对方，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照顾到对方的困难和接受程度，以平等的态度同人家交换意见。他对夏衍说过：“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这是周恩来能在这方面取得重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心文化人的生活

　　周恩来很重视文化人士的人身安全和生活。皖南事变发生后，文工会的许多人员因谴责国民党政权破坏抗日的倒行逆施而遭监视。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在撤退干部的同时，“党外同情分子也应立即通知他们分批转移到南洋、香港，并助其旅费”。周恩来根据中央指示，对党和非党干部及所联系的同情分子的撤退、疏散和隐蔽，作了慎重周密的分析研究，拟出党和非党干部部分人员撤留安排的名单，对聚集重庆、桂林的著名文化人，具体分析了每个人的情况和处境，决定：一、留下部分同志在重庆、桂林坚持工作，如郭沫若、冯乃超、阳翰笙、欧阳予倩等，他们在社会上名望很高，国民党一时还不敢轻率动手;二、大部分需要撤退转移的，责成文委尽快动员安排去香港、延安、苏北和南洋以及内地各县。仅1-5月，安排离渝的达100多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十分关心这些人的安全，急电周恩来：许多重要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被困留香港，这批人中，有的是文化界的精英，要不惜任何代价、不怕困难、不惜牺牲，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区。周恩来据此电示精神，急电香港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将香港朋友接到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政治活动人物可留桂林，《新华日报》出去的可来重庆，戏剧界朋友可由夏衍组织一个旅行团，赴西南各地，暂不来重庆。1942年3月12日，周恩来又致函郭沫若，请他约老舍一起，会面共商对到达广西的香港文化界朋友的救济办法。3月17日，周恩来电示方方、张文彬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去上海的人数应减少到最低限度。邹韬奋夫人及子女可暂住桂林，我们按月送津贴，邹本人去苏北转华北。”4月9日，周恩来在听取夏衍关于香港沦陷时文化界人士分批安全撤离情况的汇报时，特别关注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人的安全和健康。周恩来曾经从各方面关心邹韬奋。当得悉国民党下令通缉邹韬奋后，周恩来立即电告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连贯，一定要让邹韬奋就地隐蔽，并保证他的安全。以后，通过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邹韬奋暂时避居于广东梅县江头村。七八月间，周恩来派人转告邹韬奋：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并使他能为革命继续发挥作用，建议他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还可以转赴延安。不久，邹韬奋被护送到上海，转赴苏北。从1942年1月至5月，从香港抢救出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300多人，保存了文化界的精英。6月14日，周恩来写信给柳亚子，关心他的安全和生活，希望他“重整南社旧业”。

　　南方局除了对文化人士进行力所能及的资助外，周恩来还指示《新华日报》呼吁当局保障和改善文艺作家的生活：“提供稿费版税，要求政府予有计划的实际帮助”，同时提出“爱护文艺作家，器重文艺作家，培养和提拔文艺作家，给文艺作家以实际帮助，不仅是文艺界同人本身应该奋斗的事，而且也是‘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的伟大事业中不可分离的任务。”1945年1月，《新华日报》刊登《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缘起》启事，呼吁社会各界人士为文化人士捐款：“抗战七年，文艺界同人坚守岗位，为抗建之宣传，勖军民人人忠勇，未曾少懈。近三年来，生活倍加艰苦，稿酬日益低微，于是因贫而病，或呻吟于病榻，或惨死于异乡，卧病则全家断炊，死亡则妻小同弃，”“特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

　　抗战时期，周恩来对文化界人士及其他抗战朋友经济上的帮助、生活上的关心，一直没有间断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许多中间人士之所以由误解共产党到了解共产党，靠拢共产党，有的直至最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除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作用外，与周恩来个人高尚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

　　来源：《世纪风采》2015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