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周恩来赴苏疗伤不忘在共产国际开展活动
来源：人民网   2020-11-26 14:57:05

　　一、向共产国际作出正式报告，争取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共抗战的理解和支持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与国民党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1939 年末，抗日战争已历时两年半。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战阵营的内部矛盾日益明显和暴露。新形势下，抗战能否持久坚持下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维持?中共中央能否正确处理好统一战线中与国民党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共产国际极为关心的。对于中共来说，也亟需共产国际给予进一步的政策指导和多方援助，以推动抗日战争继续进行。

　　1939 年12 月29 日，周恩来完成了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这份报告共分为“中日战争的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党的第七次大会及其准备工作”四个部分，重点介绍了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后，统一战线的形式及特点，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及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1940年 1月 17日至 19日，周恩来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进行了口头报告。出席会议的有季米特洛夫、歌德瓦尔特、库西宁、曼努意尔斯基、拉科西、皮克、马尔蒂、伊巴露丽等。冈野进(即野坂参三)和任弼时也列席了会议。(参见《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70页。)在报告中，周恩来从中共抗战的实际出发，引用最新的数据说明中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回应了共产国际所关心的一些问题：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继续维持下去?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与否关系到中国抗战能否坚持，也直接关系到苏联自身的安全问题。这是共产国际一直担心和疑虑的问题。共产国际甚至还于 1939年夏成立了专门的中国问题研究小组，集中研究如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抗战。(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140页。)周恩来在报告中介绍道：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矛盾的发展中。当统一战线转坏，分裂与投降的危险将加大。有时因为抗战继续，摩擦到一定限度，又会缓和起来。有时因为统一战线发展，又使统治阶级及其政党不安起来，而发生新的摩擦。这就使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常处在一种复杂曲折的变化过程中。(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02页。)总的来说，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八大特点：第一，是全民族抗日的，这是它的优点;第二，是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的，中国统一战线有现成的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这是它的强点;第三，是有军队的;第四，是有 15年经验的;第五，是不平衡的，同时也是不平等的;第六，是长期性的，统一战线是保证抗战的，但抗战期间并不能保证统一战线不生变化，所以统一战线是要在长期中求进步，同时也会遇到危险;第七，是大多数民众尚未组织的，遂使广大民众虽参加了抗战，但尚不能给统一战线以有力的组织基础;第八，是处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的。周恩来强调指出：“不管怎样，事实上，统一战线总是存在着和发展着的，而且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正为中国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没有这，统一战线的存在不可能，抗战的发动和坚持也不可能。”为此中共一向坚持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国民党的进步、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巩固和发展是统一战线的保证;坚持长期抗战，反对投降分裂;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彻底实现而斗争等原则以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304—305、303—304、309页。)也就是说，在中共的推动和争取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有分裂的危险，但还是努力维持着。

　　第二，如何正确处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

　　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来，国共两党虽然再度携手合作，但是冲突和摩擦不断。1939年国民党竭力阻止共产党敌后根据地的扩大，并对边区实施封锁。同年夏，国共两党部队还在山东、河北等地发生了一些武装冲突。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进一步恶化了两党关系。周恩来在报告中讲道：蒋介石基本思想及政策为联合苏联，但是反对共产主义;联合中国共产党，但是要溶化共产党;需要群众，但是统治群众。(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08页。) 为此，中共采取了“团结和斗争”的策略。周恩来向共产国际强调，共产党自抗战以来，在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上一直遵守三个原则：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承认国民党在全国政权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承认抗战建国纲领为国民政府在全国的施政方针。(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10页。)

　　根据上述原则，共产党对蒋介石基本上站在援助他的立场上，使之坚持抗战趋向进步;对国民党则站在使国民党进步的立场上，推动和赞助国民党中的进步分子，使之积极起来，反对国民党部的落后及其特务机关的作用;对国民党政府，多经过参政会，向其作各种建议。(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10—311页。)

　　周恩来也指出目前两党合作还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中共的发展问题”“中共参加政权问题”“国民大会问题”“陕甘宁边区问题”“八路军及新四军问题”。这些问题产生根源其实是国民党害怕中共发展壮大，一直限制和阻止中共及其部队发展，企图缩小共产党活动区域或彻底消灭共产党。(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14—318页。)

　　第三，如何加强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

　　抗战开始后，中共自身的力量得到发展，无论是党员数量还是控制的区域都有了显著增加。周恩来报告称，中共在许多大城市恢复并建立了新的组织，尽管在国民党统治和日寇占领的区域，主要采取秘密的形式;党员方面，这两年多的发展较抗战前几乎达到七倍，据1939年六七月统计党员人数已达到 498115人。干部发展培养上，中央直接办的党校以及边区机关、短训班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满足党对干部的需求。在党的领导方面更加巩固了，“尤其是中共的中央委员会从没有像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团结一致了”。(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20—323页。)

　　八路军与新四军的力量也得到加强。周恩来报告称：“八路军在合编时的人数大概有 5万人，到今年开始，发展达 6倍。”“新四军去年春集中时，只有 4000多人，至今年8月，已发展到 3万余人。”敌后游击根据地的数目也得到增加。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和胜利，是保证党能胜利的重要条件。虽然抗战后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了发展，但是周恩来也指出其存在的一些弱点，“特别是因为新的成份加多，战斗频繁，军队本身的继续巩固，有些地方不够，在教育上也慢得很，一般的只能注意对于游击战争的训练，而军队质量的提高，即在干部中间也差得很。由游击部队向着正规部队建设的进度也慢得很。这都是最值得注意的事”。(《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323—324、325页。)

　　周恩来的报告引用大量数据，详细具体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两年多以来，中共为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抗战作出的艰苦努力和不懈斗争。这对亟需了解中国抗战形势的共产国际来说，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报告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内引起重要反响，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能否维护统一战线，妥善处理国共关系的疑虑和担心，加深了他们对中共的理解、信任和同情，坚定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季米特洛夫邀请周恩来赴家宴时，就请周恩来回国后向那些战斗在前线和后方的抗日战士问好，并说：“我相信，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63页。)

　　周恩来的报告也为共产国际进一步帮助、指导中共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鉴于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复杂的斗争条件，季米特洛夫责成卡里利奥、迪阿斯、弗洛林、周恩来等组成的委员会同中国同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及其他部的工作人员一起讨论，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拟定相应的建议。1940年 1月 29日，季米特洛夫还就中共问题致信询问斯大林，请斯大林在两个基本问题上能给予中共中央指示和建议：“(1)为了防止中国统治集团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和措施。(2)为了在目前条件下继续进行斗争，特别是鉴于国民党领导集团实行迫害共产党和消灭特区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政策，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和措施。”他还将周恩来的报告附后送交斯大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1页。)

　　2月至 3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周恩来的报告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根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报告通过的决议》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指出：“共产党在日中战争期间为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起来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坚决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近来在自己队伍的成长方面也取得了成绩，成为国内一个巨大的政治因素。”(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40页。)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批准的《中共中央为即将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拟定的基本政治方针》指出：目前民族统一战线分裂和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危险是中国人民最主要和直接的危险。因此，该决议认为动员千百万人民克服投降危险乃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针对国共两党关系，该决议建议遵照抗日斗争的需要并以 1937年的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关于中共宣言的声明为出发点;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来消除误解和冲突;承认国民政府及其首脑蒋介石在继续抗战中的威望，同所有拥护抗日的人紧密合作，尽全力同国民党军队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共同事业中搞好兄弟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该决议也提出：针对国民党的摩擦与冲突，中共不应接受导致消灭或孤立边区，削弱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力为条件的妥协。(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42、45、47页。)虽然随着局势的变化，国共冲突愈来愈严重，此后更是发生了皖南事变这一重大事件。但从总的来说，中共还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一直努力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此外，共产国际还通过了《关于中共组织和干部工作的决议》《关于中共进行马列主义的报刊宣传和口头宣传的决议》《关于动员中国青年的决议》。应该说，这些决议对于指导中共之后的具体工作，加强抗战有着积极意义。季米特洛夫把决议亲自交给周恩来，并说明这是在斯大林亲自主持下讨论和草拟的。周恩来把它的中文译本随身携带回国，交给中共中央。(参见师哲：《我所知道的周恩来同志的一些情况》，《北京日报》1986年 1月 6日，转引自《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

　　同时，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告知周恩来会亲自通报共产国际就中国问题所讨论和协商的所有情况，并请中共如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速告共产国际并说明理由。电报末尾特别交代：周恩来抵达后请立即电告。(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62页。)3月 26日，周恩来回延安后，中共中央接连举行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讨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对各项工作进行调整，作出具体部署。(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4页。)

　　二、积极沟通联络，为中国共产党争取经费和物资援助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国民政府的抗日军饷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一些财力物力援助，但这些经费是远远不够的。1939年 7月，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电报中指出：“我们军队的开支，包括党组织和学校的开支，每月无论如何也不能少于 500万元，而国民党每月发给八路军 60万元，发给第四军 13万元，每月缺少 427万元。以前我们从我们所占领的地区获得收入，但是现在由于我们一大部分地域丧失和国民党政策的缘故，我们的财政状况极其困难。”报告最后请求共产国际给予 5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240、242页。)1940年 2月，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季米特洛夫，指出：蒋介石迄今每月拨给共产党 73万元。这个数字只等于全部军事开支的 1/40，而且现在不提供任何武器装备。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26页。)

　　鉴于中共在财政方面的困境，积极沟通联络共产国际负责人，为中共争取援助无疑是周恩来在苏期间的重要使命。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周恩来，要他转告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中共的财政状况。1939年 11月 26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后方机关的开支每月就有 50万中国元。所有现金到今年年底才能拿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所需资金还没有着落。请与有关同志协商，积极解决这个问题。请于今年年底携带资金返回延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6页。)

　　为此，周恩来向季米特洛夫说明了中共财政困难状况，并递交了 1940年党和军队的开支预算，请求共产国际给予援助。从这份详细预算中，可以看到党的每月开支总数为 70.796万中国元，收入数是 30万中国元，每月缺口40.796万中国元，合 5.828万美元;军队每月开支总额为 420万中国元，南京国民政府拨给军饷 77万中国元，地方政府机构所得军队收入133万中国元，每月缺口 210万中国元，合 30万美元。中共党和军队每月财政赤字为 35.828万美元。(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28—30页。)中共同共产国际，特别是周恩来同季米特洛夫的沟通有一定成效。1940年 2月 23日，季米特洛夫就向中共提供财政援助一事专门致信斯大林。信的开头写道：“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同志向我们提出了党和军队的开支预算，说明了党非常困难的经济状况，并请求提供资金援助。”信中，季米特洛夫表示已向周恩来说明：“党应该动员国内现有一切资源来抵补这巨大的赤字，而不要指望外来援助。”他向斯大林建议：考虑到中共的现实处境和保证党的报刊、宣传及培训党和军队干部的现有党校网络的需要，1940年度向中国共产党提供 35万美元的援助是适宜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27页。)这一额度与中共每年的财政赤字有较大差距，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困境。不过，最后斯大林批复给中共的援助金额为 30万美元。(参见张泽宇：《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财政援助》，《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 5期。)这在后来中共给共产国际的电文中也得到确认。1940年 8月，中共致电季米特洛夫，告知：5月底前已收到款项 14.667万美元以及 0.82万英镑，加上周恩来前往莫斯科之前收到的 6.5万美元和 0.75万英镑，共计26.9470万美元。但这是按照之前周恩来同索尔金(索尔金于 1937年至 1941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讯社副社长，1941年至 1947年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 所谈妥的英镑对美元汇率 1：4所折算的。但现在中国每一英镑仅合 3美元 60美分。因此，中共请求共产国际按照目前英镑的价额折算，希望从共产国际处得到规定给中共 30万美元款项中的余款 8.741万美元。(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80—81页。) 9月份，周恩来又收到共产国际经费 4.3287万美元和 1.15万英镑。次年 2月 17日，中共又收到 2.45万美元及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转来的 3万美元。(此 3万美元是因英镑在中国不流通，中共遂将 1940年 9月份收到的 1.15万英镑连同手中所持有的 2015英镑寄回苏联，请共产国际一并兑换成美元寄回。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107页。)至此，周恩来在共产国际积极协调的 30万美元已经落实。1940年 1月 29日，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也电请周恩来和任弼时，请求转告青年共产国际希望其提供经费援助。信中称，随着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必须建立培训青年运动领导人的学校。现有的安吴学校因局势紧张，难以为继，需迁至延安，请求青年共产国际每月提供 1万美元。(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13页。)

　　除了经费援助外，周恩来还积极争取干部培训、医疗设备、无线电通讯器材、新闻纸等援助项目。1939年周恩来和任弼时致信季米特洛夫，反映设在迪化(即今乌鲁木齐)的一所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军事学校，由于缺乏军事技术装备(缺少新型飞机、坦克、汽车等)和军事教员，教学难以进行。希望共产国际能解决一些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和教员，让学员能够继续学习以完成学业，或者将其中优秀学员送到苏联莫斯科或阿拉木图地区军事培训班继续学习。(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87—288页。)关于无线电等器材的援助，1940年 4月 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告知：无线电发报机及其马达、制锌板材料和无线电器材已经发出到兰州了。报纸印刷纸张在迪化。同时，共产国际正在弄清楚能否寄送药品和自然科学参考书等。(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66页。)此后，共产国际还就建立新的联络点多次致电周恩来等，以期给中共更多的物资援助。(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84—87页。)中共陆续获得了药品、武器等物资。应该说，上述这些援助的获得，与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期间多方争取是密不可分的。

　　三、及时协调解决各类事宜，为共产国际与中共架起良性沟通桥梁

　　周恩来到共产国际以后，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一起，及时协调解决各类突发事宜，消弭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某些误会，增进相互理解。

　　周恩来在苏期间，正赶上斯大林 60岁寿辰。为此，季米特洛夫 12月 7日致电中共，请中共于 12月 18日前寄来毛泽东撰写的以《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独立的朋友》为题的短文和朱德撰写的以《中国战士高呼斯大林的名字》为题的短文。(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7页。) 当时，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大都接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导和帮助，中共也不例外。因此，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享有很高的权威和地位。就像后来毛泽东文中所写的：斯大林同志的“这个生日，在全世界上，在只要是知道的又是革命的人们的心中，可以料得到，都会引起亲切的热烈的庆祝”(《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657页。)。

　　但是中共迟迟未将贺信寄到。于是，周恩来和任弼时于 12月 15日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提醒：“12月 21日是斯大林同志诞辰 60周年，请寄贺电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9页。)后来，中共如期发来了贺电。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文章《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并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 60寿辰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在当时的背景下，这对融洽中共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争取更多的援助有着积极作用。

　　1939年 9月，为了加大中共抗日宣传，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争取国际援助，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再次访问陕北畅谈国内外形势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及政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涉及到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共产党独立性等敏感性话题。1939年 11月 1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认为斯诺 10月 21日在《每日先驱报》上发表的谈话“具有挑衅性”，并询问毛泽东是否对斯诺谈了“现在处于共产党军队控制下的地区，在行政方面独立于蒋介石政府。在消灭国民党独裁和取代它建立共产党人及其他人士的民主机构之前，中国不可能完全统一”等内容。季米特洛夫认为这些谈话内容容易被国民党利用，不利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1页。)

　　周恩来、任弼时立即就此事件与莫尔德维诺夫(莫尔德维诺夫，1938年至 1940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进行了交谈，并表示同意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同时，周恩来电请中共中央告之毛泽东向斯诺发表谈话的具体内容。(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2页。)11月 21日，中共中央答复季米特洛夫：斯诺发表的谈话未经毛泽东审阅。(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5页。)

　　斯诺同情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向外界表明态度和宣传自己的重要窗口。与此相反，国民党顽固派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斯诺的所作所为极为仇视。因此，共产国际担心斯诺的言论成为国民党挑起摩擦和分裂的借口，导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及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顾问等进行了沟通解释，消除了共产国际对中共能否维护国共合作民族统一战线的忧虑。

　　周恩来还同共产国际就有关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进行了磋商(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40页。)，并借机向共产国际反映了王明、李德二人的问题。王明曾深得共产国际信任，1937年后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参加抗战。周恩来向季米特洛夫介绍，王明回国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并到武汉主持长江局，企图另外组织自己的班底等。季米特洛夫听后表示非常惊讶。(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311页。)同时，周恩来提请共产国际监委审查李德问题。李德这位打着“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旗号的德国人，曾使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共产国际监委主席弗洛林根据中共的意见主持了审理。最后审理的结论是“李德有错误”，但“免予处分”。(参见《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10页。)

　　周恩来对王明、李德等干部问题的反映处理，使共产国际及时了解到它曾在中共组织干部人事安排方面存在的问题，对避免共产国际对中共过多干预，保持中共在干部任免上的自主权有重要作用。在苏期间，周恩来不仅同共产国际高级领导进行会谈，还同各国共产国际代表们进行了深入广泛交流，分别会见了共产国际执委皮克、伊巴露丽、库西宁、安东尼斯库、马尔蒂等，互相交换意见，积极沟通。(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 462页。)例如，当时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中共以乡村为中心，离工人阶级太远。周恩来解释道：中共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特别是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178、179页。)当时国际的工作人员对他印象很深，甚至称他是“毛泽东的使者”。(参见《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第 111页。)

　　四、走访慰问在苏人员，关心帮助党员干部

　　周恩来到莫斯科后，没有忘记远离祖国在苏学习、工作的人员。在工作之余，周恩来还抽空到莫斯科郊外的党校去看望正在那里学习的中共党员。那所党校对外称疗养院，实际上是为中共培养政治、军事干部的学校。党校分政治、军事两个班，政治班有蔡畅、张子意、李士英、马明方等，军事班(即伏龙芝军事学院)有刘亚楼、方志纯、钟赤兵、卢冬生等。(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周恩来鼓励学员们安心学习，早日学成回国。

　　1940年 2月 23日，周恩来和任弼时出发回国之际，还致信季米特洛夫，请将苏兆征儿子苏秋秋结束学业后，派回中共中央安排任用，并请共产国际向他提供摄影摄像、配件和必要资料，使他回国后能从事电影摄影。(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32页。)

　　周恩来还到莫斯科郊区的国际儿童院看望中国的孩子们。(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这所儿童院是 1937年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在莫斯科市郊莫尼诺建立的。中国抗战爆发后专门接收中共领导人及革命者的后代。毛泽东、刘少奇、瞿秋白、赵世炎、李富春等人的子女都曾在儿童院学习生活。周恩来、邓颖超专门抽出时间去看望这群孩子，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学习生活状况。

　　在苏期间，周恩来还解救了在困境中的中共中央委员陈郁。陈郁是广东省宝安县南头陈屋村(今深圳市南头区南头村)人，在大革命期间结识周恩来。他曾组织工人队伍支援过周恩来等领导的第一次东征，并在周恩来等启发引导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全国海员总工会主席。1931年 6月 21日，在中央安排下赴苏联学习。在苏联留学期间，陈郁受到王明的残酷迫害，被指控有反党反革命活动以及参加组建罗章龙第二党的活动，后被送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自此，陈郁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得知陈郁还活着，而且蒙受了不白之冤。他亲自到共产国际监委办理手续，撤销了王明对陈郁“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并将陈郁调回莫斯科，决定带他一起回国。(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

　　综如上述，抗战时期周恩来赴苏，虽为治疗臂伤，但他却时刻惦记着工作。在他心里，“工作比医病更重要!”(《周恩来传》上，第 567页。) 因此，周恩来虽然在苏停留时间短暂又紧张，却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向共产国际作出正式报告，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及抗战决心，为中国人民抗战和中国共产党赢得更多支持援助;广泛沟通，与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代表建立良好的关系，架设沟通的桥梁;关怀在苏工作和学习人员，为他们送去党的温暖。总之，周恩来在苏期间多方活动，为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坚持抗战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14年度研究项目“弘扬八一精神与实现中国梦关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JD1486)

　　（作者刘小花，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员，江西南昌 33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