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用谍如神的密战艺术
来源：中国首都网   2022-05-06 17:22:01

　　周恩来有没有“武林秘笈”?国民党特务为何抓不到中共地下活动的“胡公”?红军密码“豪密”由谁编制?小速记的情报怎能解读出大战略?

　　周恩来有什么“化心大法”?蒋介石的把兄弟为何带资申请入党?张学良的亲信为何给共产党传递德国袭击苏联的情报?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为何转向中日友好?

　　为什么世界各国的间谍名声都臭，唯独中共情报员被赞为无名英雄?共产党当年怎样跳过“修昔底德陷阱”?

　　今天我们谈周恩来的密战艺术，为什么题目叫“周恩来的密战艺术”呢?很多老同志都说，周恩来领导隐蔽战线，已经不能用什么方法、方式、手段这些来形容了，实在是太高明了，可以说已经进入艺术境界。所以今天我也用了“艺术”这个词，和大家说说周恩来的密战艺术。

　　周恩来创建并领导了中共秘密战线

　　中共党史有这样一句话：毛泽东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根据地和创建了人民军队。我想，同时可以说另一句话：周恩来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的城市秘密工作和创建了隐蔽战线。如果说，毛泽东“用兵如神”;那么也可以说：周恩来“用谍如神”。周恩来亲手创建中共的隐蔽战线组织，并且终生领导这个系统，创造了精彩的战绩。

　　谈到秘密战线，我们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在国外，凡是特工首脑，名声似乎都不太好。有句话说，刀子快了割自己的手。可是中国的隐蔽战线，在世界上似乎是名声最好的。咱们看无论是《潜伏》、《暗算》，只要是隐蔽战线，大家就说是无名英雄。这是为什么?我们发现，这和周恩来对隐蔽战线的领导有关。周恩来在领导秘密斗争的时候，一方面非常行事，同时又高度重视政治伦理，为这条战线确立了道德规范。环顾古今中外，难找周恩来这样的人，既是秘密战线的领导，又是党和国家的形象代言人。

　　亲手编创中共第一部密码“豪密”

　　周恩来领导中共的秘密战线，可不是一般化的领导，更不是外行领导。周恩来对情报和保卫工作的许多门类都是内行，而且是高手。周恩来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时，会化装，会反跟踪，且从未被捕。他化装能化到什么程度呢?在建立中共情报组织的时候，他只有30岁，这么年轻创立这个组织，就得留胡子，装中年人，隐藏自己的年龄、身份。正因为周恩来化装的本事特别高，圈内绰号“胡公”。

　　不过，在情报保卫工作这一行中，化装只能说是比较基础的技能，而更惊人的是，周恩来还亲自编制了中国共产党投入使用的第一部密码：“豪密”。周恩来的代号叫“伍豪”，他编创的密码叫“豪密”。这部密码从红军时期一直用到全国解放，始终没有被敌人破译。这么长时间中国共产党作战使用的高级密码，都是周恩来编制的密码。这可不是盯梢、格斗那些小侦探的本事，周恩来掌握的是这个行业最高级的技能。从最基本的化装、反盯梢到编制最高级的密码，周恩来从来不是一个只当官的领导，而是一个真正的内行。情报保卫工作的全流程，他都尽在掌握之中。

　　构建良好基因 不对党内搞侦察

　　不光自己是内行，周恩来还注重带兵，亲自举办培训班培养人才。 周恩来管理中共的情报保卫组织，树立了一套很好的工作作风。注重细节，始终是周恩来管理的特点。现在许多企业总结管理经验的时候总是说：细节决定成败。但在隐蔽战线这就不够，细节决定的不止是成败，而是生死存亡!一个细节的失误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破坏。周恩来建立秘密系统，除了中央特科以外，还建立了平行的交通系统。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周恩来立刻把所有中央领导人转移到交通系统吴德峰那里，而顾顺章不认识吴德峰。中央特科以外，还建有一个中央军委的情报系统，周恩来又派军委系统的干部接替中央特科工作。尽管那还是在情报保卫组织创建的早期，但周恩来已经进行了相当周密的部署。

　　在创立情报组织之初，周恩来就制定了重要的工作方针，其中有一条是：不准对党内搞侦察。可以说，这是为中共情报保卫组织构建了一个优良的基因。中国共产党情报保卫组织从创立之初，就已经有了这么严格的一条纪律，这就避免了克格勃那样的错误。

　　广交朋友是周恩来最擅长的工作方式

　　我们看，抗日时期周恩来的照片变了，刮光了胡子，看上去比红军时期年轻了十岁。两张照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由地下转到了地上，从地下政党变成了合法政党，周恩来开始进行公开活动了。

　　我们都知道，抗战时期的“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但“西安事变”之所以能解决好，靠的不是张学良、蒋介石，主要靠的是共产党，是周恩来引导“西安事变”走向了和平解决。其实，“西安事变”并非“突发事件”，它是有铺垫的。红军到陕北之后，周恩来先派李克农去和张学良谈判，接着周恩来自己再去谈判。通过这两次谈判，已经达成了红军和东北军合作的协议，给“西安事变”打下了基础。这说明，周恩来不仅有情报作战的能力，还有对外谈判的能力，能够从地下走上地面，能够从事开放性工作。

　　“化敌为友，化友为我”的情报高招

　　在进行公开活动的同时，周恩来仍然领导着秘密的情报组织，而秘密情报组织常常是非常规的活动形式。这两者看来是矛盾的，可周恩来将其结合得天衣无缝，既能公开行动，又有秘密情报收集;既防范敌特破坏，又遵守社交礼仪，周恩来就是这么一个典型人物。共产党到了抗日时期，国共合作，非法活动不能再搞，周恩来就发展了新的情报“高招”：广交朋友。这一招在国际情报界都是很干净的情报收集方式，是能拿得上台面的东西。

　　周恩来在交朋友方面，交到一种“化境”的程度，能够“化敌为友，化友为我”。全世界的情报系统，在这方面，没有一家能够赶上中国。

　　现在我们常说张学良是功臣，但其实不能光谈他功臣的一面。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把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送上了绞刑架，张学良在东北弄了个中东路事件又打了苏联，打了共产国际这一边。张学良和共产党可以说是血海深仇，即使他想联系共产党，也找不到路子。如此大的仇恨，周恩来居然和张学良一席谈话泯恩仇，把三方关系改变，甚至可以说是逆转了，蒋介石的把兄弟变成周恩来的朋友。张学良一百岁时还讲，我最佩服周恩来。周恩来通过和他见一次面，就谈成了合作。此后，张学良还申请入党，给共产党10万大洋，坚决要合作抗日。这更看出共产党的影响力和周恩来的个人魅力。可以说，周恩来非常善于交朋友，善于做团结工作。打心理战，恰恰是情报工作中相当考验情报人员素质的。

　　周恩来的品德，感化了许多朋友。张学良扣住蒋介石时，宋美龄委托阎宝航给张学良做工作。阎宝航到西安和周恩来见面成了朋友，共产党人真的守信用释放蒋介石，但蒋介石却违背宋美龄的许诺把张学良扣下了。共产党人言而有信，蒋介石言而无信。这让阎宝航对共产党很是佩服。1938年阎宝航秘密加入共产党，东北救亡总会的高崇民等人也都倾向共产党。为什么东北军不跟蒋介石却要投奔共产党呢?当时蒋介石和日本人谈判，条件是恢复到1937年7月7日之前的状况，就是不要东北了。而毛泽东发表的声明是恢复到鸭绿江，东北是要收回的。东北人坚决抗日，自然要跟着共产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个重要的战略情报：德国突袭苏联。这个情报就是阎宝航在一次只有国民党高层人士才能进入的酒会上拿到的。阎宝航本来是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亲信，却甘愿为周恩来搞情报。周恩来可以交到这么高层的朋友，拿到如此分量的情报，这就是“化敌为友，化友为我”。

　　共产党具有内部整合的能力

　　周恩来从来是团结内部的正能量。长征时期，共产党面临分散和分裂的危局。当时有四个名称中有“中央”二字的机构，合法的中共中央在长征，留守上海的有临时中央局，莫斯科有个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张国焘还自立了非法的中央。四个机构各自领导一部分党的力量，互相之间的无线电联系还中断了。只有张国焘和中央有电信联系，可张国焘居然通缉周恩来等人。这么危险的局面，一年时间，共产党居然完成了内部的组织大整合。中共中央和莫斯科、上海取得了联系，张国焘也回到组织中来。这中间，周恩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周恩来两次让出军委负责人的职务，第一次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让给张国焘，第二次让给能够领导红军打胜仗的毛泽东。

　　能不能实现内部团结，这是对一个政治组织的深层考验。红军长征之前，中国还出现过4个国，国际承认的中华民国首都在南京，东北有日本扶持的满洲国，毛泽东有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李济深反蒋抗日在福建也搞了一个国。蒋介石追剿红军的时候，乘机进入西南地域，想把国家统一起来。到了西北，又想吞并东北军和西北军，结果触发了“西安事变”。这说明，国民党的内部整合破局了。

　　从长征到“西安事变”，说明了一个问题：共产党具有达成内部整合的能力，国民党却缺乏这个能力。国共两党的不同基因，一直影响到现在。无论多大的问题，共产党最后都可以整合成功。这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周恩来这样道德高尚的党员，不为个人争夺权力。

　　前日本战俘搞中日友好 比中国人说话更管用

　　更难做的工作是对日情报。国共两党都在对日本展开情报斗争，国民党在技术上起步早，共产党在人事上更成功。

　　八路军新四军抓到日军俘虏后，按照中央的指示，千里迢迢送到延安。各地来的日本战俘都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一律享受八路军的干部待遇。八路军的敌工部部长王学文是他们的老师。王学文在日本留学17年，日语水平比日本军官还要高。这些日本学员组成了日本反战同盟，在大会上宣誓要参加八路军对日本军队作战。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共产党把他们送回了日本。还有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日本战俘，后来也特赦了。这些人回日本组成了一个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藤田茂中将带着一批前日本军人，居然搞中日友好活动!这些人出来为中国说话，比中国人说话要管用得多。这些日本军人，可以说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共产党居然能够把他们争取过来，这恐怕是世界仅有。苏联有卡廷森林事件，美国有日侨集中营，他们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但中国做到了。一直到现在，中国在这方面都硬气，比起世界各国，我们对待战俘都做得最人道。

　　两手并用 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最近频繁提到一个词：修昔底德陷阱。这源自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提出：新兴大国和现存霸主之间是否一定发生战争?如何跨越这个陷阱，这对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考验。

　　这种状况，其实中国共产党曾经遇见过。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国共两党的关系同现在中美的关系非常的像。当时共产党已经成长为全国第二大党，国民党认为构成了威胁。

　　既搞情报 又不违背政治伦理

　　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周恩来有两手准备。1938年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蜜月期。这时候，国民党发觉自己在动员群众方面不如共产党，各部队就向共产党要政工人员。周恩来乘机把大批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派到国民党的各个部队。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互相之间还有个协议，不在对方内部发展组织。为了不违背双方的协定，周恩来给派出人员下达的任务是：在国民党的内部不发展组织，不搞破坏，支持国民党抗日。同时，周恩来也在国民党中布下了闲棋冷子。这些情报员在帮助国民党抗日的同时保持警惕，防备国民党对共产党搞突然袭击。

　　这些人到国民党中支持抗战，取得了很有效的成绩，比如著名的熊向晖。共产党在西安的八路军少将代表宣侠父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时熊向晖非常生气，这如果是胡宗南所为，就要干掉胡宗南。而中共上级组织给他指示：不但不能杀掉胡宗南，还要保护他。最后终于查出暗杀宣侠父不是胡宗南所为，是蒋介石瞒着胡宗南指派军统特务干的。可到了国民党要攻击共产党的时候，这些情报人员就发挥作用了。1947年蒋介石派胡宗南进攻延安，熊向晖就把情报提供出来，有效地保卫了延安的安全。

　　周恩来做情报工作，既不违背国共合作的政治道德，又预防了国民党的突然袭击。到现在，台湾史学家说起这些事，还承认熊向晖没有违背做人的道德。所以共产党的情报人员既给党做了工作，又符合社会上的政治伦理，符合中国人的道德传统。到现在，中国的特殊战线依旧保持这样的传统，在国际上享有较好的名声。

　　小速记的情报解读出大战略

　　周恩来在领导隐蔽战线时，既有很高的情商，又有很高的智商。1941年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沈安娜把会议记录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给延安写了一份报告，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目前我们只能看到两页档案，但两页纸隐含了众多信息。沈安娜提供的是会议内容，周恩来从中却解读出更多内容，以此判断国际国内战略动向。日本打苏联蒋介石会怎么样，日本打太平洋蒋介石又会怎么样。可以说，毛泽东的批示，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做出了中共应对国际国内的战略预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苏联和美国都吃了大亏而中共却掌握战略主动?这是因为，斯大林和罗斯福的情报判断失误。虽然他们有庞大的情报组织为他们服务，但统帅自己的情报判断能力不足。可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有这个判断能力，他们本身就是情报大师。

　　周恩来的密战艺术，蕴藏着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充满中华文明的政治智慧。遗憾的是，我们很难看到周恩来关于这个方面的系统文字，我们只能从周恩来的大量言行中探寻、归纳。也许，这就是开掘宝藏所必然面对的难度吧。不过，这更是巨大的动力，引导我们大家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