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抗日战争中的卓越贡献
来源：团结报   2022-10-27 14:48:31

抗战初期的周恩来

　　1939年，周恩来和南方局负责人秦邦宪(后中)、叶剑英(后左)、董必武(前左)、徐特立 (前中)以及中共代表、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林伯渠(前右)在重庆红岩村合影

　　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6周年纪念日。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洗涮了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屡遭列强侵略、屡战屡败的国家耻辱，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全民族的贡献，更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在其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特别代表，他在抗日战争的前前后后，来往穿梭于延安和国统区之间，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路线方针，为促成全民族抗战而努力奔走呼号，推动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团结御侮的新局面。他广泛团结和争取了各界爱国人士，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勇有谋的斗争。可以说，周恩来在抗日战争的前前后后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发生，既是以张学良为代表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代表的十七路军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满的表现，更是对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作出的应对之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1932年3月，日本关东军又公然在中国的土地上扶植前清废帝溥仪登基，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分裂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随后，日本军队越过长城一线，进入关内，逐渐蚕食华北，鼓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和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中华民族的危机已经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到达陕北，此时驻扎在陕西一带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被蒋介石电令进剿红军。东北军在跟红军作战的过程中遭到重大伤亡损失，使得张学良不得不在作战方面变得小心翼翼。12月9日，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和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主动希望能够和东北军讲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东北军也无心内战，希望“打回老家去”，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亲自驾机飞抵延安与周恩来展开会谈，通过会谈，周恩来与张学良彼此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达成了“联共抗日”等八点共识。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苦劝亲临西安督战的蒋介石无果，被迫作出了“逼蒋抗日”的惊人之举。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不同政治势力群情汹涌，张学良也在第一时间将消息通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经过认真开会讨论，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赶赴西安协商处理。12月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后，积极与各党各派人士展开联络，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这其中包括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以及与南京方面代表宋子文、宋美龄的艰难谈判。直到24日晚上，周恩来和蒋介石的会面中，蒋介石才认可了达成的“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六项协议。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后，张学良认为兵谏的目的已经达成，25日下午，亲自乘飞机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转道洛阳，于26日飞抵南京。蒋介石抵达南京，标志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调集三四十个师的兵力向西安进逼，并且将张学良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后将其软禁。面对大战一触即发的局势，周恩来坚持留在西安，力挽危局，坚持和平方针，同杨虎城、王以哲一道多方奔走，强调要维护团结，多做思想工作，制止了东北军的相互残杀。面对蒋介石对东北军的分化瓦解，部分东北军官兵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陆续脱离南京政府控制，走上了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的道路。

　　坚决制止国民党的反共逆流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为了表示团结抗日的诚意，促使国民党认真履行承诺，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个电报就成为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的基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接受了中共中央提议的国共合作的主张，但是仍然提出了一些限制共产党发展的措施。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蒋介石不得不中止国共摩擦，希望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尽快投入抗日战场。这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就国共合作联合抗日问题先后在西安、庐山、南京、杭州等地举行了五次大的谈判，围绕抗战爆发以后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地位问题等与蒋介石的代表唇枪舌剑，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正当利益，坚决制止国民党的反共逆流。

　　1938年1月23日，周恩来在出席国共两党关系会会议中，针对康泽、刘健群等人指责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宣传国民党“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周恩来对此种说法严加驳斥，并在次日向中共中央提议用争取八路军在敌后取得新的、较大的军事胜利和新四军迅速出动抗日前线，在长江南北创造新的军事力量等办法来给予回击。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就开始加紧军事反共的准备，并且加强在国统区对中共人士的迫害，前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面对国民党的蓄意破坏，周恩来同党内同志一道，分析当时的形势，向党中央提出对付国民党的阴谋的重要策略和意见，并且不辞辛劳，四处奔走，通过各种渠道同社会各界广泛接触，组织力量向各界人士宣传解释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的真相，阐明中共关于团结抗战的基本立场，争取中外人士主持正义，制止内战的发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一方面组织力量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揭露皖南事变惨案的真相，周恩来挥笔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著名题词;另一方面，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各民主党派、中间人士、海外华人华侨、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明等人纷纷致电蒋介石或者在公开场合呼吁，大敌当前，理当团结御辱，团结抗战，莫要干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否则就是自毁长城!为了使国际社会了解国民党挑起摩擦争端的真相，周恩来还在外交方面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先后在重庆办事处或者去外国驻华使馆，利用一切机会向美国、英国、苏联等驻华大使详谈国民党制造反共惨案，破坏抗战的具体真实情况。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蒋介石等人的预料，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和指责下，国民党在政治上日益陷入孤立和被动境地，中国共产党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支持。

　　开创大后方工作新局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共中央又陆续派人到南方各省恢复和建立了一些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为了加强对南方各省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等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长江局一成立，就根据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各方面的紧张工作，进行着复杂尖锐的斗争。12月18日，长江局成员到达临时政治中心武汉。由于王明不熟悉国内情况，所以周恩来因其在党内外享有的崇高威望、丰富的领导才干、对工作极端负责，成为实际上的长江局领导核心。

　　长江局的首要任务就是争取蒋介石坚持抗战和巩固与发展国共两党合作。所以到武汉后第三天他们就同蒋介石展开了会谈。周恩来提出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一系列建议，如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商定两党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建立国防军事工业机关、征兵委员会、协助国民政府组织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说明。蒋介石当即表示，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武汉时期，国共关系比较密切，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战争事宜比较积极。长江局还要为在华北敌后抗战中发展壮大的八路军增补经费、武器事跟国民党谈判。但是蒋介石害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所以对长江局的一些做法要么拖延，要么直接拒绝，所以国共谈判的过程，既斗争又团结。

　　在长江局期间，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分管郭沫若领导下的政治部第三厅。三厅主要负责抗战中的文化宣传工作，下设文字宣传处、艺术宣传处和国际宣传处。三厅成立后，就举行了抗战扩大宣传周，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在国民党区域内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抗日宣传活动。由于周恩来的正确领导，三厅贯彻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扩大了抗日宣传的对象和范围，培养了大批人才，赢得了众多进步文化人士的支持，工作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三厅也成为党在国统区大后方领导下的重要统一战线组织。

　　随着武汉会战的失败，抗战形势进一步变化，国民党中枢从武汉撤往重庆转移，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调整，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管辖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这是党在国统区大后方工作重新布局的重大举措。周恩来在领导南方局期间，继续完成长江局未竟的使命，依然从整顿国统区党组织，健全领导机关，加强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等入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寻求与各党派人士更加深入地合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溶共”政策，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为宣传阵地，在国民党限制严苛的国统区大后方，向国内外揭露了蒋介石“假民主，真独裁”的虚伪面目。周恩来还在工作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挤出时间先后视察了新四军和东南六省的党组织，直接去了解前线和敌后的许多情况，并将了解的情况及时写成报告向中共中央汇报，有力地指导了大后方的工作。

　　周恩来在重庆工作期间，同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人和领导人张澜、黄炎培等人长期保持着密切友好合作关系，经常与他们相互交流对时局的主张。对于他们的困难，周恩来也尽力帮助解决。民盟的不少负责人纷纷对周恩来的为人感到由衷钦佩，敬称其“周公”。所以，当1944年民盟成立时，就开始在政治上和共产党密切合作。周恩来还对国民党上层人物尽可能地做团结合作、共同抗战的工作，使他们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周恩来也对民族资产阶级做了大量工作，倾听他们在生产经营方面的困难，解释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许多工商业者对周恩来的大智大勇表示钦佩，纷纷感言是周恩来使他们重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综上所述，周恩来在抗日战争的前前后后，紧密团结党内外同志，自觉地担负起维护国共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党在抗战时期政治路线的历史使命，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及时传播到了全国人民当中去，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力，开创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工作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