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工商界的统战工作
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作者：胡平原   2023-01-08 10:27:30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高举抗日与民主的旗帜，深入工商界群体，与工商界的负责同志坦诚相见，结为知心朋友。

周恩来为纪念抗战两周年为《新华日报》题词

　　提高认识 助力抗日

　　抗战爆发后，为了团结抗日力量，周恩来在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给同志们讲党史和时局时，常强调“必须重视民族工商业者的统战工作”“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是统一战线的中间力量，是我们抗日的朋友。我们要努力争取和联合工商界绅商参加抗战，以扩大党的统一战线。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用一切方法来激发他们的进步性，抵制他们的妥协性，团结他们参加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斗争。要和他们交朋友，广泛接触、尊重、反映和倾听他们的意见要求，有事情同朋友们一道来干，能激发人的并不是抽象的宣传，而是活生生的事实。”

　　为了做好党的统战工作，周恩来亲自对企业家、实业家、金融家做统战工作。他经常登门拜访工商界的巨头，参观他们的工厂，出席他们的聚会，其间作报告、演讲，在特园、桂园、周公馆邀请他们促膝座谈。

周恩来和董必武在红岩村同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合影

　　周恩来特别注重求实精神，他总是从抗战时期国统区政治情况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处境以及当时的实际出发，联系到工商界最关心、最普遍、最切身的问题。从团结、抗日、民主着手，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战争，支持他们争取经济上的民主，反对官僚垄断资本，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使民族工商业者逐步觉悟。

　　为了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与工商界人士谈话，在公共场合演讲以及发表文章、题词等，宣传共产党全面抗战的主张，赞扬工商界的爱国热情，号召民族资本家团结起来，担负起抗日救亡的责任，发展生产，坚持抗战。

　　1938年，周恩来在武汉会见胡子昂、周钦岳时，勉励他们要团结四川各界人士，支持国共合作，支援抗战。

　　1939年1月25日，参观重庆合作五金厂时，周恩来赞扬工商界对抗战的支援，在题词中指出：“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

　　1940年9月29日，周恩来应中华职教社的邀请，在巴蜀小学广场向包括工商界在内的3000多人士发表演讲《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方向等方面的问题，作了精辟透彻的分析，并号召工商界、各阶层人士团结起来，做好人力、物力、财力的准备。

　　1942年1月15日，周恩来与冯玉祥、康心如等参观渝鑫钢铁厂，在题词中充分肯定了民族工商业对国防生产作出的贡献。他指出：“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周恩来还几次在特园邀请四川省畜产公司经理古耕虞、宝丰公司经理康心远等几位外贸界人士谈话，向他们讲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和中国抗战的远景，指出：“猪鬃是急需的战略物资，对战争的胜负起着一定的作用，盟国需要猪鬃甚急”，并鼓励他们说：“要努力发展生产，保证供应，支援抗战，供应盟国的需要。”

　　古耕虞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说：“总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导、勉励和支持使我深受教育，促成了我抗日的思想。我们畜产公司除了以四川为基地外，还在滇、黔、陕、甘、湘、豫等省收购加工，担负起当时猪鬃生产的主要任务，满足了盟军的需要。像我这样的大资本家，能够逐步地靠拢中国共产党，进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同周总理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徐崇林(时任大成制革公司经理)在回忆中说：“当时重庆有工厂1649家，四川有1158家，多是中小型工厂，占生产的80%。在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关怀教育下，中小工厂积极为军需民用生产。不仅成为后方物资供应的重要来源，支持神圣抗战赢得最后胜利，而且也为以后民族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与《新华日报》《群众》的部分同志合影

　　争取民主 反对垄断

　　民族工商业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他们在抗战时期却受尽了国民党官僚资本控制、排斥和吞并的痛苦。四大家族的财富不断集聚，民族经济却朝不保夕。由于官僚资本操纵国计民生，垄断市场，囤积物资，致使物价暴涨，民族工商业者的处境十分困难。

　　为了引导民族工商业者争取经济民主，反对官僚垄断资本，周恩来对官僚资本的本质和危害，进行了深刻的揭露。

　　1940年6月，周恩来在《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任务》一文中指出：“要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民主，实施战时财经政策，反对官僚资本，反对国民党政府以财政设施去为少数财政巨头和贪污分子的利益服务。”

　　1941年6月15日，周恩来在《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一文中指出：“要与敌人作生死存亡决斗。政治上要建立革命各阶级联合的政权，经济上实行耕者有其田，保护民族工商业，扶助中小企业，资助内迁工厂，肃清贪官污吏，没收日伪财产和‘独占性大企业’，反对少数极端谋私的分子和拥有特权的人。”

　　1941年7月7日，在《“七七”四年》一文中，周恩来更加明确地指出：“集中火力反对官僚资本。”

　　1943年秋，国民党军需署对加工军用布的中小工厂敲诈勒索，巧取豪夺，诬陷这些厂破坏军需，非法抓捕了数十人，许多织布厂停工倒闭，不少工厂家破人亡。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周恩来、董必武和《新华日报》《商务日报》《新民报》鼎力支持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带领近千家织布厂联合起来，成立了“军布业联谊社”，与军需署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军需署被迫释放了全体被捕工人。

　　周恩来对民族资本家争取经济民主、反对官僚资本，这使民族工商业者在斗争中切身感受到要生存发展，必须依靠共产党，争取共产党的领导。周恩来曾在一个会上说：“这次我到重庆，请他们到我家里吃饭座谈，讨论生存，座谈发展，商讨抗战，这还是空前的，我已和工商界的人们交上知心朋友了。”

　　教育引导 反对独裁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开始局部反攻，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周恩来针对“资本家不搞政治”“对政治不感兴趣”等倾向，及时指出：“国统区经济的破产，民族经济之不振，大片国土的丧失，其根本原因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希望工商界要有政治远见，在争取经济民主，反对官僚资本的同时，要争取政治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只有实行了民主政治，才谈得上民族经济的发展。”

　　1944年冬季，周恩来、王若飞先后在特园邀请了工商界知名人士刘鸿生、胡厥文，吴蕴初、胡子昂、李烛尘、章乃器、吴羹梅、颜耀秋、陶桂林、胡西园、余名饪等34人举行座谈。他希望工商界人士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抗战，为民族的独立自由，为国家的民主政治作出自己的贡献。当时国统区的民主宪政呼声很高，工商业者纷纷发表言论，要求民主自由。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中国生产促进会等实业团体联合向蒋介石提出了《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工业界人士在黄炎培办的宪政月刊社连续集会座谈，提出取消经济统治，实行政治民主。周恩来建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把全国的民主运动推到一个新的阶段。

　　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与重庆工商界人士交朋友，谋方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促使工商界为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