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周恩来为何23次来到这里？
来源：人民政协网   2023-01-08 11:27:53

　　西安市建国路69号，张学良公馆内，一位大学生一字一句念着墙上标语上的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展板前驻足片刻后，这位大学生与同伴低声交谈起发生在87年前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这是记者参加中央统战部“百年路·同心筑”主题采访时看到的一幕。走进古城西安，无论是临潼华清池的五间厅、兵谏亭，还是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的居住地，都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1936年12月11日深夜，张学良公馆内。

　　张学良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紧急军事会议，宣布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并做了具体的军事部署。次日凌晨，寒风凛冽中，东北军一部在临潼华清池扣留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兵谏是偶然，也是必然。”谈及西安事变，陕西省统一战线智库专家、原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方大卫说。

　　时间回溯至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更是以吞并华北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5省为目的，制造了华北事变。

　　外敌入侵，国土沦丧，如何挽救民族于危亡?彼时，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集中兵力对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味妥协退让。而中国共产党给出了答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8月，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公开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中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的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党中央着重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此次会议后，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部队的争取工作。”采访中，张学良纪念馆研究室主任石八民介绍说，党还动员群众力量，在陕西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提出“逼蒋抗日”的总方针。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是党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的实际状况作出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变化。”方大卫说，党内政策的转变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时局转换的枢纽

　　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后，当天上午，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

　　兵谏发动同时，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了中华民族抗日利益，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接着，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请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

　　12月17日，周恩来乘张学良所派专机抵达西安。当晚，周恩来赶到张学良公馆，与其进行单独交谈。18日上午，周恩来由红军驻杨虎城部代表张文彬陪同，在止园拜会了杨虎城。三方面取得一致意见，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争取蒋介石抗日打下基础。

　　石八民介绍说，12月23日至24日，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会客室，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代表蒋介石的宋美龄、宋子文进行了和平谈判。“如今，在会客室可以看到一组塑像，生动地复原了谈判的场景。”

　　经过两天的艰苦努力，达成了六项协议，包括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西安事变不仅是国共合作走向共同抗战的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转折，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方大卫说，中国共产党不仅认识到团结各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还根据国内矛盾的转变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这才有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此后，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西安城内的红色堡垒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统一战线的工作还要继续。

　　位于西安市北新街七贤庄1号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在西安事变后，为维护和推动全民族抗日运动做了大量工作。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管辖区设立的第一个公开合法的办事机构……”随着讲解员的讲述，这座红色堡垒承载着的红色记忆和精神财富徐徐呈现于众人眼前。

　　设立于1937年8月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经历了土地革命后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三个重要历史时期，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办事处才被迫于1946年9月撤回延安。

　　条件的艰苦、环境的严峻，西安“八办”依然完成了各项艰巨的任务。一方面采购运输延安继续的主要物资，保证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的物资供给，一方面协助大量进步青年与国际友人走向延安，抗战时期的西安“八办”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桥梁，连接着延安与各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据统计，全民族抗战时期大约有两万多人经过西安“八办”安排进出延安。

　　西安“八办”还利用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优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贡献。遵照党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西安“八办”承担了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中央首长和西安“八办”的领导经常在会客厅接待国民党高级官员、各界知名人士、国际友人以及中外记者，为巩固陕西各界团结抗战的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安“八办”还积极开展西安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为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影响。据讲解员介绍，抗战期间，为了更好地领导工作，周恩来多次前来西安“八办”，在这里留住次数达到了23次，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曾经的西安“八办”成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每一处砖瓦、每一张照片、每一件文物，都在向人们诉说着英雄先烈们面对艰难险阻不惧生死的革命历程。古城西安这些饱经沧桑的红色遗址，如今已经变成焕然如新的纪念馆，统一战线的思想也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得到巩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