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周恩来与抗日名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领导人黄琪翔在武汉合影
1938 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中说道:“平型关一个胜仗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台儿庄再有一个胜仗,冲昏了更多人的头脑……”这足见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对全国的影响之大。但是,人们一般只知道台儿庄战役是李宗仁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在下面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很少有人知道周恩来与台儿庄战役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为国内能够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亲赴西安进行协调,终于使事情有了一个比较完满的解决,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也由此展开。1937 年8月,在谈判初步达成以后,周恩来于21日赶回陕北参加了洛川会议。12月9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因此,1937 年12月18日,周恩来等人来到了武汉。此时,武汉为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武汉时期,周恩来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为了做好统战工作,周恩来经常与桂系领袖、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接触。通过接触,白崇禧逐渐了解了周恩来的领导才能和政治水平。
自从日本制定“大陆政策”以来,志在灭亡中国的侵略活动,就越来越猖獗。到了1938 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踏上了津浦铁路,企图直下徐州,打通南北战场。而中国战场,自从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方面唯一取得胜利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平型关战役。整个中华民族的士气非常低沉,投降主义在中国到处滋生蔓延。迫切需要中国打一个大胜仗来振奋一下人心。
战势危急,白崇禧受蒋介石的命令,前往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临行前,他接受了别人的建议,决定秘密邀请周恩来到他家里,向他请教对敌作战的指导方针。
周恩来觉得,这是桂系领袖对共产党人的信任与尊重,也是想同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接近的表现,这表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为了能够使李宗仁下定决心,同日寇好好打上一仗,他决定赴约。因此,他认真作了一下准备以后,便和叶剑英、黄琪翔、刘斐等人来到了白崇禧安置在龟山熊廷弼的家中。
白崇禧先向周恩来介绍了一些目前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周恩来对此也极为清楚,因此,他时而点头,时而插话补充。接着白崇禧说:“去年周先生在山西前线时,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一个胜仗,健生十分佩服。德公是想在徐州打个胜仗,来转换转换空气。我请几位光临,特为请教此次对敌作战的指导方针。”
周恩来认真听了以后,提出了极宝贵的三点建议:第一,在津浦路南段,用廖磊和李品仙的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张云逸部的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配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威胁津浦路南段的敌军,使他不敢北上支援南下敌军;第二,在徐州以北,以主力采取阵地战和运动战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第三,徐州战役是大战役,有中央军和各系军队参加,因此,李宗仁必须有统一指挥的权力,特别有指挥中央军(如汤恩伯)的权力,才能行动一致,密切协同作战。
对周恩来的这些建议,白崇禧甚为赞赏。因此白崇禧向周恩来表示了他诚挚的谢意。白崇禧走后,周恩来非常惦记徐州前线的战事。因此,他派了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到徐州去见李宗仁。在张爱萍临行前,周恩来向张爱萍交待任务时说:“我曾同白崇禧谈过此事,现派你直接向李宗仁做工作。”张爱萍到徐州后,受到了李宗仁的热情接待。张爱萍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转达了周恩来的几条意见。张爱萍说,目前我们认为李将军应该下定决心,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提高一下广西军队在整个民众,特别是国民党中的威信。理由:一是日本侵略军非常嚣张,骄兵必败,而且还是孤军深入;二是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张庄一带都是山区,不利于敌重装备武器开进,对我们很有利;三是广西军队很有战斗力的,而且北边还有八路军战略上配合。
张爱萍开始讲的时候,李宗仁一直在沉思。谈到最后他高兴起来了,一拍大腿:“太好了!我正有此意,你回去转告周先生,谢谢他给我的精辟分析,我要打好台儿庄一仗的决心更大了!”他并要张爱萍将他的态度转告周恩来。应该说,周恩来努力促进了李宗仁在台儿庄作战的决心。
因此,也可以说台儿庄大捷是国共两党军事合作的胜利。因为周恩来的建议最终坚定了李宗仁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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