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学术界对此早有共识，尤其是随着《周恩来军事文选》的刊行，越来越多的学者深刻地认识到周恩来军事思想的原创性【参见璞玉霍：《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造性贡献——读〈周恩来军事文选〉》，《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年7月号。】，比如：学术界聚焦到红军时期尤其是特殊历史关头，周恩来对人民军队武装斗争的重要贡献【参见王永林、徐焰：《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的军事实践》，《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周恩来在人民军队领导体制建设上的贡献【参见刘武生、杜宏奇：《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周恩来军事文选〉述评》，《党的文献》1997年第4期。】。相关研究都力图从不同角度透过周恩来的个人思考与实践，展示出中国共产党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不懈的奋斗实践、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无所畏惧的信仰力量。
如果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将周恩来的军事实践及其论述置于国共两党的历史文献中考察，甚至放到中国现代史包括抗战史的大历史脉络中分析，无疑会深化对他在人民军队建设、武装斗争，尤其是在党际军事合作等方面的独特贡献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以1937年8月11日周恩来在国民党军政部谈话会上的发言为样本，围绕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双方抗战战略的设计、实践及所产生的关联性政治影响，论析在特殊历史关头他在推动国共两党军事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的特殊贡献。
一、一份电报：促成中共参加国民党军政部谈话会
1937年7月31日，在云阳镇的周恩来收到叶剑英来电，得知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川军将领刘湘准备赴南京出席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即将召开的国防会议。周恩来立即同博古等人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提出中共亦应派人参加，争取公开合法地位，并建议由周恩来和叶剑英出席。【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1页。】这是一份周恩来等人积极主动发出的电报，正是它促成了中共参加国民党军政部谈话会，并实际上再次开启了其后在南京的国共谈判。8月1日，中共中央先是一度来电明确表示“不应要求参加国防会议”，但马上又调整政策，批准了这份电报倡议的南京之行。【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
如何理解这份电报及其峰回路转的命运?如果全盘掌握此前中共党内领导层的密集交流与国共谈判的情况，就能明白这份电报背后周恩来等人推动国共谈判的良苦用心及其独特角色与特殊作用，由此能够更好地研究其后的军政部谈话会及一连串的党际谈判活动。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致力于“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大得各方欢迎”。【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324、325页。】然而第二次庐山谈判【1937年6月8日一15日、7月13日(或14日)-18日，周恩来两次赴庐山，与国民党进行会谈。】，却被国民党迎头浇了一盆冷水：因为蒋介石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上出尔反尔，让带着中共中央商定的预案秘密二上庐山的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感觉“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以至于7月15日周恩来致信蒋介石表示抗议。【参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其后中共的单方面让步还是没有换回可以接受的结果，18日周恩来等人愤然离开庐山【7月21日，周恩来等人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因在庐山力争无效，已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80页。】，国共谈判陷入僵局。
鉴于“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7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转林伯渠，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其间又一度考虑周、林等谈判代表中“以一二人去云阳商改编问题后回延安”;只不过，中共毕竟还是想在“华北抗战之势将成”的大气候下等待双方重启谈判，故虽有“拟请转上海回西安转云阳与红军将领一商”的设想，最终还是电示“周、林暂留沪观察形势如何”。【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修订本)上卷，第326—327页。】
中共中央让步而无结果的谈判，使中共党内一些领导人对蒋介石的政治立场产生了质疑。7月26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认为蒋介石所提之改编条件苛刻，“超过我们统一战线的最低限度原则”【《朱德年谱(新编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50页。】。30日，朱德、彭德怀等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叶剑英，认为蒋介石仍“未脱离向日求和幻想”，据此建议中央：“我们应有足够的认识，南京政府现仍未修正其严重动摇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第172页。】
蒋介石的倒退是中共领导层早已估计到的，第二次庐山谈判失败只不过让中共领导层印证了这种看法。7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声明“红军和苏区必须全权由我们包办”，明确表态“统率机关必须是总指挥部或军部”等，肯定了26日云阳镇红军高级将领联署电报中的原则和主要建议。【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651页。】
无论是云阳镇的红军高级将领们，还是中共党内负责同志，抑或是具体负责谈判工作的周恩来等，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的倒退行径有相当的不满是事实，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更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如何让中国共产党打破即将陷入僵局的谈判局面，赢得公开合法的地位。毕竟在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举国一致对外是大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为迫切的问题。
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周恩来没有放弃与国民党当局沟通的努力。7月27日，周恩来在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的会谈中，抓住蒋介石催促红军迅速出动抗日的意见，当即表示：红军改编出动抗日没有问题，但要对方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80-381页。】这份宣言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政治基础，周恩来由此争取了谈判的主动权。
7月31日，叶剑英提供的信息让周恩来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机会有可能让中共在南京这一更大的政治舞台与国民党核心层直接进行谈判。他立即与博古等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汇报情况的同时要求积极参加这次会议。起初，中共中央鉴于蒋介石在第二次庐山谈判中的态度和国共谈判的僵局，认为“不应要求参加国防会议”，“宣言未发表，纲领未确定，合作未成立”，顾虑蒋介石“抗战决心与合作诚意增加至何种程度，尚待尔后证明”，说到底也是担心“我急他不急，不但无益于事，且被其轻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第173页。】8月1日，周恩来收到毛泽东转来的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张冲急电：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81页。】中共中央书记处改变了指示，“不是我们要求，而是他邀请，当然应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第173页。】。至此，分处延安、云阳镇的中共领导层对参加南京谈话会达成一致意见。应当说，周恩来等的电报所包含的思路，本质上与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张闻天是一致的。“当然应出席”五个字足以说明毛泽东等推动陷入僵局的国共谈判的强烈愿望。拉长研究时间段后就不难发现，电报所孕育和催生的国共交流，不仅直接撬动了7月中旬即已陷入僵局的国共谈判，并透过这种互动间接推动了国共第二次正式合作。
不过，由于之前国共谈判过程中南京方面的背信与倒退，中共对与国民党的谈判仍十分警惕。8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明确规定：“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宜请蒋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修订本)上卷，第330页。】
但另一方面，中共对这次谈话会又赋予了相当重要的期许。8月3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叶剑英：“此次赴宁，须求得下列问题一同解决：(一)发表宣言。(二)确定政治纲领。(三)决定国防计划。(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五)红军作战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第174页。】这五项内容，除政治宣言、政治纲领等属于中共方面极为关心、国民党方面极为敏感的问题外，还包括国防计划、红军作战方针等双方都极为关心的挽救时局的紧迫问题。尤其是，如果能够在国防计划、红军作战方针等问题上充分表达红军的意见并影响到全面抗战战略设计，中共可以借此扩大自身影响，赢得政治上的主动。故毛泽东、张闻天在3日致电周恩来等，要求在云阳镇讨论相关问题，商定后即电告中共中央;4日张闻天又到毛泽东住处会商对国防问题的意见，足证对军事议题的重视。【参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修订本)上卷，第332页。】
二、红军开拔与参战路线：“此次来京第一问题”
8月11日，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赴南京，与白崇禧、黄绍竑、卫立煌等国民党将领一起，参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主持的谈话会。周恩来开门见山地提出红军开拔与参战路线，说这是“此次来京第一问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红军参战的路线问题，中共党内与国民党当局是有不同看法的。1937年7月11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在内部宣布：“已电周恩来转告林伯渠向蒋介石交涉，红军调赴河北应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页。】就在毛泽东、朱德代表红军请战的当天，何应钦主持卢沟桥事变第一次会报，痛感兵力不敷使用、处处捉襟见肘，已经考虑“陕西孙蔚如部可调一师”，“可使用之部队，由军委会再加检讨”。在这种背景下，抽调红军参战只是时间问题。7月12日下午9时，何应钦主持召开卢沟桥事变第二次会报，与会人员提出：“必要时令第三者出绥东侵内蒙，以扰敌之侧背。”“第三者”指陕北红军，国民党的军事决策层希望红军沿平绥线，依托内线根据地攻击平津一带的日军，“必要时发动绥东之战争及察北伪军之反正”。8月3日，蒋介石核定何应钦等四长官签呈：“即令陕北朱、毛所部开绥东，出察北，向热河挺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二)，第9、10、50页。】当天，蒋介石还向红军明确下达“立即向绥德、榆林、延安等地集中，以便出发抗日”【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8卷(1937—1939)，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536页。】的命令。8月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林育英：“蒋介石已令红军至迟二十日出发，二十五日到大同集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194页。】
然而，国民党关于红军开拔与参战路线的军事部署，没有统筹考虑到西北地区的兵要地理与中共军队的实际情况。当时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各主力兵团分散在从甘肃正宁(刘伯承部)到淳化、枸邑(林彪部)及耀县(贺龙部)，加之各部队军粮供给捉襟见肘，现实问题困扰着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红军开拔与参战路线的选择。
8月4日，周恩来与朱德、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联名致电张闻天、毛泽东(以下简称“‘支申电’方案”)，提到国共谈判中可能涉及的许多方面。其中，在红军开拔路线上，众人达成初步共识：“由韩城、平民分两路渡河，经同蒲路北上作战。”【《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红军取道韩城等处，所选择的渡口分别靠近同蒲路的新绛与蒲州，其着眼点在于红军主力的机动转移，这是“支申电”方案的关键。
不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并非完全不考虑向北取道开赴前线。作为对国民党建议和“支申电”方案的回复和补充，8月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红军出动以绥德、榆林为后方是有利的，但行军将有大的困难。故主力仍以在韩城、宜川渡河为有利，一部出绥榆。”毛泽东的方案照顾到了北出绥、榆的建议，但又提出主力偏向韩城、宜川，事实上基本同意了“支申电”方案取道韩城渡河的思路。但正因为毛泽东没有完全否定北出绥、榆的建议，所以8月7日他再次电告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林育英：“请考虑以四方面军经太白镇、鄺县、延安、绥德出大同的问题。太白镇到瓦窑堡一段约八天行程，绝无粮食，如取此途，须立即备粮。部队到绥德后准备在该地休息待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193、194页。】电文中透露的信息是，红军向北取道的话，地瘠民贫的陕北难以解决大兵团的军粮问题。8月8日，彭德怀、任弼时、左权致电贺龙、关向应：“立即调查韩城、荣河、临晋三点渡河船只、流速、河宽及两岸宿营房屋。”【王焰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在彭德怀、任弼时、左权下达侦査命令的次日，8月9日，毛泽东正式电告西安办事处和前总：“红军走陕北千余里缺粮，由洛川直到神府均遭旱荒，无法通过，必须走韩城。”8月1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已电国民党南京、太原、西安方面，说明红军只能走韩城决不能走陕北的理由。为准备万一走陕北，请令各部备办携带之粮食。绥德以南洛川以北八百余里绝无粮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195页。】
虽然在给彭德怀、任弼时等的电报中，毛泽东尚顾及到万一走北路的可能性，但在8月10日同一天，毛泽东给彭雪枫指示对阎锡山的工作要点时却极为强调走韩城：“出动路线，因洛川至府谷千余里无粮，延安南北八百余里颗粒无买(机关粮食从晋西与西安买来)，因此决不能走陕北，只能走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阳到大同集中。”为了强调工作任务，毛泽东以毋庸置疑的口气命令“此点与阎交涉一定要办到”。【《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之所以条分缕析地考察共产党在抗战爆发伊始关于开拔路线的往返电报，是要说明在周恩来正式与何应钦商谈之前，国民党指定红军主力北出绥、榆的方案，基本上已经被中共自己的方案取代。“此次来京第一问题”乍一看似乎是信手拈来的问题，其实非常棘手。更深一步看，周恩来首先提及这一问题，因为它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方面事关红军抗战战略的设想，另一方面还与当时国民党的战略构想有关。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导致两党军事上的合作才刚刚开始就面临着难解的问题，两党之间刚刚回暖的关系就要面临一场危机。
幸运的是，周恩来与国民党洽商解决“此次来京第一问题”的策略是很巧妙的。根据现存档案记录，他在发言中首先介绍主力红军各自驻屯的位置：已经被改编为一一五师的主力红军在淳化、枸邑一带，贺龙部在耀县，其余大部在甘肃正宁，由此不露痕迹地向国民党与会人员介绍了主力红军分散驻屯的实情。在此基础上，周恩来提出中共方面的看法：“奉命后集中需时，且令集中榆林一带较之指定集中日期，相差过远。”这段发言柔中带刚、绵里藏针：表明中共并非不想执行国民党方面制定的开拔方案，而是这一方案实际上难以执行。由此，周恩来提出中共方面的预案：“此次来京第一问题，即在请指定捷近路线，最好沿渭河北岸经韩城渡黄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二)，第72页。】
面对周恩来有理有据的论辩、有破有立的建议，国民党与会代表作出积极反应：8月12日上午，何应钦、黄绍竑、白崇禧三人进一步会商前线生力军的投送问题时，明确“第三者部队最好集结长安，用火车输送至前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二)，第76页。】，经路固然与周恩来的建议不同，但是从战略投送方向上来说，实质上放弃了蒋介石提出的北出绥、榆的方案。获悉国民党军事决策层的意见后，8月13日21时，朱德、周恩来与叶剑英急电毛泽东、张闻天：“我军出发，中央拟用车运，嘱我军准备往铁道附近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第176-177页。】
以往，学者们在研究红军的抗战方针、投人抗日战争的战场选择问题方面，注重强调共产党领导层的战略思考及其变化过程并凸显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思考相关问题上的独立性，这是事实。但仅有对抗而没有共识，两党的合作又从何谈起?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兵力和作战方针等方面的建议，其实并没有党派私利，更多地是建立在中共对民族救亡战争战略布局思考与认识的基础上，并充分考虑到国民党军事决策层的意见和国民党政府国土防御的总体部署，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两党合作的政治自觉性、并肩从事民族抗战的历史责任感。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利用巧妙的谈判技巧和分寸感极强的沟通策略加深共识、避免冲突，使国民党决策层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中共的建议，放弃他们不合理的命令，周恩来在这次谈话会上的发言无疑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反映了抗战初期国共两党之间的良性互动。
三、持久抗战战略：积极影响华北正面战场的战略部署
红军参战路线问题，只是周恩来在南京谈话会上发言的切入点和引子。在这次谈话会上，他还就华北持久抗战的战略构想与实施原则等问题提出重要建议，集中宣传、介绍了中共对华北持久抗战战略的党内思考，并透过这个问题积极影响国民党，从而对抗战初期特定阶段华北正面战场的抗战总体部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不能否认的是，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国民党对与日作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已有一定认识。1937年3月，国民党将领在作战计划上写道：“敌国之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优势，并掌握绝对的制海权，且在我华北造成强大之根据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一)，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1998年版，第593页。】他们虽然曾设想依托太行山俯瞰平汉路，尽力控制华北战场，也有过山西侧面阵地与华北正面阵地联动、协同作战的方案，甚至还提出过持久作战的概念【“国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信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参见《参谋本部拟〈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1937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一)，第597页。】，但七七事变之前，他们确定的是依托内线进行攻势防御的抗日作战原则，总是拘泥于中日之间正规军实力对比太过悬殊，所谓“持久战”主要指的是作战原则上的“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的层面。在这次谈话会上，黄绍竑提出“平汉路部队过于拥挤，宜推进至保定以西地区，以太行山为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二)第72页。】的设想，但在诸如采取何种战略战术来“实行持久战”等问题上，当时国民党没有也无法给出任何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
反观周恩来，他由红军参战路径开始，进而谈到国防战略、抗战指导理论等问题，向国民党介绍和宣传了共产党对华北如何持久抗战的思考：一是华北主战场的选择问题，二是华北战区须按照独立持久原则划分，三是纵深防御、集团配备与游击战争的问题，四是军队编制、动员与政治工作统一规划的问题，五是红军的开拔问题，这些问题彼此互相联系，有的直接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利害，有的涉及到国土防御的战略构想，但是说到底都是抗日战争在哪里打、以何种形式打下去的问题。
周恩来对当时战争重心的判断是清醒的。会谈时，何应钦向与会的中共代表通报了日军在上海方面的挑衅性要求以及日军拟登陆上海的消息。周恩来在发言时没有忽视日军侵略东部沿海、尤其是中国经济中心的危险性：“他方面如上海，敌有武装威胁之可能。即福建方面及青岛、海州，皆有夺我海口之可能。”但面对新的战争形势，周恩来没有动摇他对战略重心的认识，判断说：“敌之主要者为吞并整个华北”，“主战场在华北方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二)，第72页。】
从现在已知的日军侵华图谋加以印证，周恩来对1937年8月间的敌情判断是准确的。8月5日以后，日军把侵略重心放在华北，日军参谋本部、华北驻屯军等几乎一致认为：“帝国务须迅速对河北省内的中国军队以及中国的空军主力给与打击，随后占据华北要地，以期根本解决华北问题，并图谋调整日华关系。”为了达到侵占中国北部的目的，日军华北驻屯军决定与关东军协作，调派第五师团、铃木兵团扩大侵略规模。据日军华北驻屯军计划透露：日军“从平绥沿线地区开始作战，席卷察哈尔省，进入山西北部及绥远地区”，同时“首先向保定、沧州一线前进。主决战方面定为沿平汉线地区”，一俟保定、沧州得手，“向石家庄、德州之线追击”。【〔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5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1979年内部版，第211、216页。】战火注定要从河北一隅延烧到晋冀察绥。历史证明，周恩来对于华北抗战的预判是清醒且富于预见性的，他对于当时北方战局危急性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
周恩来对华北持久抗战方式方法的设想是富有创见的。周恩来根据华北、上海的形势，预见到“黄河北岸之抗战”，“交通运输有被截断之可能”。他认为要充分预估到华北大片国土沦陷的困难形势，一旦战场被隔断，孤悬敌后，必须要有进行持久抗战的能力，因此力主“第一第二战区须培养可独立持久之能力”。
周恩来同时预见到，在与拥有绝对优势技术兵器的日军的对抗中，规模性战役和以堑壕战与要塞攻防为主要形式的阵地战必须改变为更具灵活性与主动性的运动战，基于此种认识，他提出“华北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之扩大运动战”的判断。同时，周恩来认为抗日战场上，战役形式与战斗方法将发生重大变化，“正面防御，不可倚赖一线及数线之阵地，因兵力不如敌人”，强调“正面宜以集团工事，虽被突破一点，不影响其他”，防止被日寇中央突破或者迂回侧击战法击败。同时，要学会“用游击战术，交通大道则坚壁清野，在其侧面山地则不退，且组织民众，以军事人才指导”，提出“装备良好部队宜尽量用于山地及农田地，以行运动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二)，第72、73页。】
总的看来，周恩来对华北抗战的战略战术、包括独立持久作战的原则性思考，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战略部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谈话会结束后不久，华北抗战局势的演变印证了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预判，国民党军事决策层发现“平津方面之敌，旬日以来，对于南侵行动颇形迟援，而对于南口方面之攻击行为则极为活跃”。8月20日，国民党政府在给第一战区的作战指导计划训令中提出：“应以平汉、津浦两铁路为轴心，以防守部队采纵深疏据点式之防御配置，以机动部队控制于侧翼，如敌向我进攻，则协力于防守部队向敌侧背围攻而歼灭之，同时在前线之部队应组织便衣游击队，渡过永定河，深入平津铁路以东地区组织民众，破坏交通，以牵制敌人之运动。”并特别强调：“为达方针后项所述之目的，应以强有力之机动部队向南口、怀来、万全之西南地区挺进，直接或间接援助我南口、万全一带之守军。”八路军被作为“第二机动部队”，由朱德指挥“新编一百十五师、一百二十师、一百二十九师，以阳泉、蔚县、涞源为活动根据地，以策应下花园、宣化、万全方面之作战，截击敌人之侧背，并须以便衣队深入冀东、热河地区，施行游击战，袭击敌军后方为主要任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一)，第614、615、616页。】根据这个通盘的战略部署，国民党政府军事统帅部“令新编部队(朱、毛所部)集中三原、渭南附近，用铁道输送至保定向沬源、蔚县及怀来、万全之线转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一)，第626页。】。
到了8月30日，晋绥战场局势急遽恶化，“自南口、张家口失守，我在北正面有利之态势已失。现晋军放弃大同，退守雁门关，我平西山地之卫纵队已处孤军突出之状态”。在这种危局之下，国民党决策层不得不调整华北共产党军队的战略安排问题：“第八路军之使用有二案：1.用于平汉路以西山地，协同平汉路作战，而由山地绕攻敌侧背;2.用于绥远方面，使其独立作战，成功则直趋察热，不成功则在绥宁一带与敌持久，并保有与外蒙及苏联之联络。”残酷战争的一再教训下，9月5日，国民党人接受了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所介绍的战略原则：“集团防御战争、广大游击战争、广大民众之运动战，以此三原则，以行作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二)，第77、79、81页。】
周恩来在南京谈话会上的发言，既反映了中共党内战略问题的共识，又饱含了他个人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思考。实际上，中共党内很早就注意到晋察冀绥的战略地位，山西为西北门户，全境山脉纵贯，俯瞰平汉线，是华北平原的“脊梁”，被毛泽东视为未来抗日的主战场。早在1936年4月2日毛泽东就说过：“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大规模作战。”【《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104页。】而察缓一带也被共产党视作对抗强敌的优选阵地。1937年7月1日，叶剑英在给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的电文中提出了察北地区的重要性：“察北民众抗日运动颇活跃，建议中央动员一批有能力的军事政治干部，经过刘汝明关系，介绍到察北义勇军中去，争取实际领导，建立与我军联系，这着闲棋，实有必要，请考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第167页。】中共在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就提出了经营平绥路、准备在平津地区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构想。7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工作方针问题给北方局的指示》中强调：“立即在平绥平津以东地区，开始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在平汉线津浦线亦应准备组织义勇军。”【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以往学者的研究充分注意到共产党在同国民党交往时保持政治独立性与军事自主性上的立场与态度，但是如果忽视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军事决策层也有交流，逐渐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一定共识并相互影响的一面，则结论很难说是全面与客观的。只强调共产党独立性一面的研究，往往使后人产生一种印象，即共产党自抗战爆发伊始就完全不顾国民党的意见和战略部署，无论那些意见是否科学，是否值得共产党人思考。其实，这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1937年6月23日，周恩来曾对来访的美国学者T.A.彼森开诚布公地谈过，共产党人包括他自己在内，愿意参加国民党主持、在野军事领导人参加的国防会议，愿意竭尽所能地帮助国民党决策当局制定、修正与完善其抗战战略。【参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9页。】毛泽东、朱德对T.A.彼森的谈话也都表达过相似的态度，他们的表态应该视为共产党中央领导层的集体并识。
1937年8月11日的谈话会，可以视作在抗战初期国民党不愿给予共产党平等待遇和合法地位，而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又迫使共产党绝不能作壁上观的特殊环境下，共产党竭尽所能地襄助国民党丰富、完善和发展中华民族全面抗战战略的重要实践。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以自己的思考和努力，在极端复杂的政治形势、异常诡谲的战争环境下，通过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为中共在南京实质上赢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并为其后与国民党的谈判扫除了障碍，打开了大门。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开诚布公地贡献自己的思考与认识，彰显了顾全抗战大局，愿为民族救亡大业竭尽心力的宽广胸怀。
〔作者王涛，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教授，陕西延安7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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