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同道为朋 相知无畏前行——抗战时期，郭沫若与周恩来结下的深厚情谊
来源：中国档案报 作者：李 宛   2023-06-13 10:17:17

　　1926年北伐前夕，周恩来与郭沫若相识，到1976年周恩来逝世，恰好历经半个世纪。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积极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郭沫若只身从日本回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他组织和团结国统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情谊。

　　配合抗战全局 为革命摇旗呐喊

　　1926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时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的郭沫若决定投笔从戎，参加北伐。经周恩来的推荐，他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副主任。北伐过程中，郭沫若敏锐地察觉到蒋介石的分裂阴谋，于1927年3月底在江西南昌写下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穿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真面目。5月，国民党以“趋附共产”为由开除了郭沫若的国民党党籍，并对其通缉。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积极追随周恩来参加了南昌起义。在转战途中，经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他与贺龙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郭沫若一家前往日本，开始了近10年的流亡生涯。因受日本当局的严密监控，郭沫若只能暂时隐藏共产党员身份，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研究工作。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只身一人，乔装回国。他步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原韵，作七律一首：“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在与我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他按照组织要求继续投身革命，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和爱国青年，成为公认的进步文化界的一面旗帜。

　　1937年底，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党迫于形势，决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下设总务厅及一、二、三厅。其中，三厅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国民党想利用郭沫若的声望去羁縻文化人，表明“改组政府机构”的诚意，掩盖其一党专政的实质，便特邀他出任三厅厅长。起初，郭沫若并不愿担任这一职务，以其有耳疾为由拒绝。但就时局而言，三厅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政府机构，如果将它掌握在共产党人和左派力量手中，会更加便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周恩来一边力劝郭沫若出任三厅厅长，一边向国民党当局交涉，争取较好的工作条件。

1938年春，周恩来与彭德怀(左二)、叶剑英(左四)、郭沫若(左三)在湖北武汉火车站的合影。

　　在周恩来的运筹下，郭沫若同意出任三厅厅长。在他的领导下，三厅接连开展了“抗战扩大宣传周”“抗战一周年纪念”“七七献金”等活动，极大提高了全民抗战意识，激发起民众的抗日热情。三厅组织成立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漫画宣传队和孩子剧团，以及代管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所辖文艺大军约2000人，陆续分赴前线和后方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其次，三厅还主持了全国慰劳总会的日常慰劳工作，将大量物资、医药用品和宣传印刷品送到前线，开展抗战宣传，极大鼓舞了前线官兵的士气。此外，三厅成立战地文化服务处，形成书报刊物发行网，宣传坚持抗战思想，并掩护中共湖北省委布置敌后游击战工作。同时，他们发挥日语、世界语专家作用，大量搜集情报，编译内部资料《对敌研究》，开展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工作。

　　但三厅自成立开始，便遇到诸如预算经费得不到批复、对外文件被严加审核、“扩大宣传周”大游行遭到破坏等一系列问题。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抗战期间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进一步对三厅进行挤压、阻挠、刁难和破坏，先后3次强迫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郭沫若公开表明立场：“入党不入党，抗日是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是一样革的。”之后，他愤然辞职，三厅的进步人士也跟着纷纷提出辞职。为此，周恩来特地找政治部新任部长张治中谈话，表示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很有名望的文化人，都为抗战而来，你们不要，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蒋介石为留住他们，急忙宣布另外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工会”)，仍属政治部，还由郭沫若主持，但只能进行文化研究，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对此，周恩来表示，郭沫若等人可以跳出蒋介石划的圈圈来干，挂个招牌有好处，他们可以更加有理、有利、有节地展开工作和斗争。

　　1940年11月，文工会正式成立。在郭沫若的领导下，文工会一面利用其政治部所属团体这一合法地位，积极开展有利于抗战的工作;另一面则跳出这个圈子，通过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活动、举办学术活动等方式广泛联系、教育群众，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同时，文工会也掩护了不少我党的同志，保护了一批进步文化人士。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特别是有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郭沫若领导三厅和文工会，配合了我党在抗战时期革命任务的全局，成为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统一战线机构，是国统区抗战文化界的中坚力量。郭沫若曾表示，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为党作宣传工作，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周恩来的领导和帮助，他不能作出什么成绩。

　　以祝寿为契机 开展反分裂斗争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统区的政治空气异常紧张。10月，周恩来提议举办庆祝郭沫若50岁寿辰和创作25周年纪念活动。他指出，祝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举行创作25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11月16日，《新华日报》率先揭开庆祝活动序幕：刊发《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特刊》，由周恩来题写刊头，并在头版撰文《我要说的话》。他在文中高度赞扬了郭沫若的革命精神和学术、创作业绩，概括了郭沫若的3个特点：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战斗生活，号召大家向他学习。郭沫若读后，感动地说，“鲁迅曾经给瞿秋白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十分欣赏这句，这也适合表达我和周公的关系，但还不足以表达我的全部心情”。

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刊发《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特刊》。中央档案馆藏

　　16日下午，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大楼举行庆祝茶会，爱国将领冯玉祥主持并致开幕词，热情赞扬郭沫若的革命精神、爱国热忱和赤子之心，周恩来也在讲演中再次赞扬了郭沫若。此外，老舍、黄炎培、沈钧儒等人先后讲话致辞。当日，延安、成都、昆明、桂林、香港等地都举办了庆祝活动;各地许多报刊都出了纪念特辑或专号;还举办了“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展览会”，展出其大量照片、手稿、书法作品、各种著作等。

　　纪念日后，重庆文艺界上演了郭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这是他在五四时期创作，后经反复加工，逐步扩充，最终于1941年定稿的五幕剧。该剧以“主张集合反对分裂”为主题，是对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一记响亮耳光，也与当时民众的现实感受充分契合。人们争相观看，短短2个月内，该剧三度公演，创造了破纪录的上座率。

　　这次庆祝活动活跃了皖南事变后重庆的沉闷气氛，宣传了抗日爱国精神，歌颂了不畏强权、坚持原则的革命气节，提倡了讲大局、求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的统一战线政策，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法西斯统治，极大鼓舞了进步文化界。

　　文艺创作知音 人生难得诤友

　　对郭沫若来说，周恩来不仅是他革命道路的引领者，还是他文艺创作上的知音。他曾回忆说：“特别是在重庆那段日子，恩来同志那样紧张繁忙……他对我写的文章、剧本、诗歌，有时听我给他读，又不知看几遍，共同讨论，甚至字斟句酌。有时候我表达不出自己的意思，恩来同志却情思敏捷，一语提醒，我们就不约而同大笑起来。”

　　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借古喻今，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专制，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周恩来也非常喜欢这部剧，前后一共看了7遍，还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郭沫若为什么在剧中特别强调“士为知己者死”?这绝不是封建思想，而是他对党感情之深的表现。周恩来还建议《新华日报》推出剧评专刊，并为其题写刊名《棠棣之花剧评》。此外，他还修改了《从〈棠棣之花〉谈到评历史剧》和《正义的赞诗，壮丽的画图!》两篇文章。

1941年12月7日，《新华日报》推出周恩来题写刊名《棠棣之花剧评》的郭沫若剧评专刊。中央档案馆藏

　　《棠棣之花》的成功，大大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热情。1942年元旦过后，郭沫若开始动笔书写历史剧《屈原》。周恩来得知后，特地登门看望，与他一同探讨创作中遇到的问题。周恩来说，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迫害，感到“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到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在周恩来的鼓励下，郭沫若决定“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他“妙思泉涌，奔赴笔下”，仅用10天时间就写好了剧本。周恩来对《屈原》的演出，也给予了关怀和指导，他要求配置最强有力的演员阵容保证演出效果，还多次到剧场观看排演，指导主要演员，帮助他们充分理解并正确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周恩来对剧中的高潮——屈原《雷电颂》的独白部分尤为欣赏。他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这是郭沫若借屈原之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此外，周恩来还指导发起了一场以《新华日报》为主，各进步报刊为辅的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最终，《屈原》的演出在重庆再次引起巨大轰动，“上座之佳，空前未有”。

　　《屈原》的大获成功，冲破了国民党的“文禁”，郭沫若也进一步积累了历史剧创作的宝贵经验，迎来了创作大丰收。他于1942年2月2日开始书写，又以10天时间完成了五幕历史剧《虎符》;6月写成五幕历史剧《高渐离》;9月写成四幕历史剧《孔雀胆》;1943年3月写成五幕历史剧《南冠草》。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郭沫若连续创作出兼具艺术价值和政治效果的六大历史剧。他将历史和现实有机结合，为与国民党当局反动统治进行坚决斗争的仁人志士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周恩来关心、支持郭沫若的文艺创作，却并非一味称赞。比如，他认为《孔雀胆》剧本虽然写得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当时上演此剧，在意义上不可能与《屈原》等相提并论。郭沫若了解到这个意见后，经过反复思考，严肃地说，周恩来同志的批评是对的，我对某些历史人物时常有偏见偏爱，这是很难改的毛病。而他也对此剧来不及修改即行上演颇感遗憾。君子和而不同，这些批评意见，充分表现了周恩来和郭沫若之间，既是知音，亦是诤友的真挚情谊。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依托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再现周恩来与郭沫若在抗战中的情谊，缅怀革命先辈誓死抗争的铮铮铁骨和一腔赤诚的爱国情怀，并从中不断汲取奋进力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6月9日 总第3994期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