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居两党要职 团结抗日力量 ——1938年，周恩来在武汉的统战故事
来源：《中国档案报》 作者：王玉璘   2025-06-10 17:23:10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2月，由周恩来、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同国民党就两党合作等问题进行谈判。1938年初，一个出人意料又深具历史意义的任命震动政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正式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任职期间，他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宣传共产党人的正确主张，竭力团结一切抗日救国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掀起了规模宏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出任国民党军政要职

　　1937年12月18日，周恩来等人抵达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武汉。从21日晚开始，他们就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商定两党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等问题，多次与国民党方面进行磋商。然而，对于共同的政治纲领和合作的组织形式等主要问题，国民党领导人无意予以实质性解决;对于改善国共关系，只同意采取有限的、局部的措施，那就是邀请共产党人加入个别部门和个别机构。

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前排左二)和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前排左三)及第三厅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4个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部长，同时希望由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为此，陈诚登门相请。而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表示要周恩来到行政院任职，并由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出面相邀。对这两项邀请，一方面，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的相关规定为根据，向蒋介石婉言推辞;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代表团于1月11日、21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此事，请中央考虑具体意见。鉴于蒋介石坚持要周恩来担任此职，中共中央代表团从抗战需要出发，在21日电文中提出：孔祥熙为主和者，行政院方面应谢绝;政治部属军事系统，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可以担任此职。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同时周恩来也感到，虽然和陈诚在十年内战中兵戎相见，但陈诚和政治部另一位副部长黄琪翔都是主张抗日的，可以捐弃前嫌，有条件地合作。后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这是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的唯一要职，也是全面抗战初期国共合作中的一件大事。

　　在政治部，周恩来分管负责宣传工作的第三厅。蒋介石想请刚从日本归来的郭沫若当厅长。据曾任第三厅主任秘书阳翰笙后来回忆说，“蒋介石他们的如意算盘想得很美：有周恩来、郭沫若这样众望所归的人物，又通过郭老延揽大批文化、学术、文学艺术各界著名人士，同时将三厅掌握在自己控制之下，让周恩来做空头副部长，郭沫若做空头厅长，既装潢了门面，又羁縻了人才，这便是蒋介石心目中的‘改组政府机构’”。

　　而中国共产党却要把第三厅建设成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机构。为此，周恩来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筹建第三厅和组织文化界统一战线队伍。郭沫若和文化界许多进步人士最初不愿到第三厅工作，认为在国民党控制下，这个机构办不成什么事情。周恩来耐心地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对他们说：要知道第三厅是个政权组织，政权组织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不能小看它。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要求政府改组，政权公开。国民党就是寸权不让，死不公开。为什么?他说是要一党专政嘛!我们如果有一个政府机构，哪怕是很小的机构，也可以利用它为全面抗战做许多事情。

　　为了动员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周恩来于2月17日、24日两次致信郭沫若，与其进行了肝胆相照的交流;多次同陈诚等交谈，为郭沫若回武汉工作排除困难;与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进行斗争，迫使其撤销原先要刘健群任第三厅副厅长的意见，这才说服郭沫若同意。

　　3月下旬以后，周恩来用很多时间来做政治部的工作。据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后来回忆道：“那时候，恩来同志往往白天在武昌政治部办公或亲自做统战工作，晚上又乘渡船过江到汉口长江局来处理电报，一直到深夜。我担任会议记录，会开到深夜，我疲惫得很，记下的潦草字迹第二天连自己也认不得。当我在他的办公桌上拿走最后一份电报稿时，往往是凌晨了。当时事情非常繁忙，长江局的同志找恩来同志处理工作要排着队，常常谈到深夜。记得有一次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安排在最后，等和恩来同志谈完工作已是天大亮了。恩来同志每天工作达十五六个小时，但他始终精神奕奕，同志们都深为佩服。”

　　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正式成立，郭沫若任厅长。胡愈之、田汉、阳翰笙、冯乃超、冼星海等人都在其中任职。他们中间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党的文化界进步人士。这个阵容，可谓极一时之盛。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第三厅内还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特别支部，运用灵活巧妙的方式宣传中国共产党倡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于如何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开展工作，周恩来对参加第三厅工作的共产党员说：“我们到第三厅去，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工作，去斗争，去坚决斗争，而且是一种非常尖锐复杂的斗争。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性，要有很高的策略思想，不要那么天真，不要那么盲目乐观，工作是不会一帆风顺的，但也不要悲观。你们三厅的人要团结起来，要放手工作。”该厅以中共党员为核心，团结了各界抗日党派和人民团体，团结了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成为宣传战线的一支劲旅。周恩来、郭沫若等通过这个机构，在武汉推动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运动。

　　引领文艺界铸就“文化长城”

　　1938年4月1日，《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9期刊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象(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使我们的文艺战士能发挥最大的力量，把中华民族文艺伟大的光芒，照彻于全世界，照彻于全人类，这任务乃在我们全中国从事文艺工作友人们的肩上”。这段振聋发聩的文字，宣告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的诞生，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在这座空前团结的“文化长城”背后，站着一位深谋远虑的“筑城者”——周恩来。

　　周恩来向来将文化界视为抗日救亡的重要战线。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的军政机关大部分迁到“九省通衢”的武汉。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大多也聚集在这里。抗战时期的宣传工作需要更多的文化界人士参与其中，而第三厅不可能把他们都容纳进去。所以，他在筹组第三厅的同时，通过阳翰笙等人的活动和联络，积极推动成立文协，以便把云集武汉的众多文化界人士团结起来。为了这件事，周恩来特地拜访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请正在他那里帮助工作的著名作家老舍出来主持文协。老舍曾说过：“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的抗战，我就跟着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在不同政治倾向的文化界人士中间，老舍享有很高的威望。冯玉祥答应了周恩来的请求，并对文协给予慷慨的资助。

1938年3月27日，《新华日报》第一版上刊发的社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 中央档案馆藏

　　1938年3月27日，是中国文艺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文协成立大会隆重召开，众多文艺大家齐聚一堂。周恩来出席了这场盛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这种“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象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固地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周恩来希望他们创作的作品多取材于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敌人的残暴和民众的热情。他的发言点燃了武汉的文艺烽火，照亮了抗战的精神战场。

　　会上选出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等45人为理事，周恩来、蔡元培、宋庆龄、于右任等为名誉理事，文协没有设主席和副主席，由老舍担任总务部主任，负责具体工作。至此，文艺界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组织。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如郭沫若、茅盾、田汉等分别担任了理事或名誉理事，使文协从成立之初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周恩来始终密切关注着文协的发展，并给予了全方位的关心与支持。5月中旬，他应邀出席文协第二次理事会，发表即席讲话。老舍后来在会务报告中对这次会议有一段生动的描写：“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地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儿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文协成立后，组织了各种形式的访问团或慰劳团，鼓励作家深入民众和军队，深入前线与后方，极大地促进了文艺与抗战的结合、作家与人民的结合。文协于艰难之中创办的会刊《抗战文艺》，为宣传抗战、鼓舞士气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广大文艺界人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携手并肩为抗战服务，以笔为枪为抗战呐喊，将抗战文艺的火种播撒到全国各地，为全民族抗战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发起全面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纪念活动

　　彼时，抗战的局势还在继续恶化。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6月12日安庆陷落，日军气势汹汹地向武汉进逼，局势不容乐观。7月上旬，周恩来敏锐捕捉到七七事变纪念日这一历史节点，与郭沫若商议后，决定在7月7日至9日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旨在“唤起每一个老百姓的抗战意识”，更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以实际行动保卫武汉。纪念活动除组织宣传队、歌咏队、演剧队、放映队在街头里弄、码头工厂、伤兵医院和武汉近郊宣传，举行抗战画展和木刻画展外，还广泛发动“七七”献金。“七七”献金的目的不是为了募钱，而是通过宣传募捐来激发老百姓的爱国热忱和抗战决心。

　　在第三厅成立前，政治部也搞过3天募捐，结果才募得4000元。这一次却不同了。7月的武汉热浪灼人，却丝毫阻挡不了人们献金的热情。7日上午9时左右，武汉三镇的气氛被彻底点燃。武昌司门口、汉口三民路孙中山铜像前等6座献金台同时隆重揭幕，瞬间吸引了无数民众。各献金台前人潮涌动，大家怀着炽热的爱国之心，纷纷慷慨解囊。原来设置了6座献金台，每台8名工作人员，后来工作人员增加到二三十名还是应付不了，又增设了十几座流动献金台。来献金的人中，有工人、农民、船员、人力车夫、店员、小贩，甚至还有乞丐。

　　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这次献金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更是积极参与者。7月9日，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全体成员组成“中共献金团”，到汉口江汉关献金台前参加献金。周恩来将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当月240元薪金全部献出。毛泽东从延安发来电报，献出他担任国民参政员的月薪。远在华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把他们在“七七”那天节食素餐省下的1000元菜金，交于中共代表团献出。

　　阳翰笙这样描述当时的盛况：“七号这天早上，献金台周围已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争先恐后地前来献金。献金中有纸币，有银元，有铜板，有银元宝;还有耳环、手镯、戒指、珠宝等金银首饰，后来发展到献银盾、银盘、奖杯，还有药品、衣服、食品等等。”“乞丐教养所全体乞丐绝食一日，把节约下来的钱捐献。这些感人的事例真是成千上万!劳苦大众捐献的这一点一滴的血汗钱，这不是钱，是他们对敌人的仇恨，是对胜利的希望!”“当时有人说：‘这次献金是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献金运动的伟大成果又给了人们极大的鼓舞和信心。”面对如此热烈的爱国场面，献金运动不得不延长至11日结束。短短5天内，参加献金的人数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100万元(一说93万元)。这场献金运动如同星火引燃了广大民众心中爱国的熊熊烈焰，将武汉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告别武汉父老

　　随着武汉保卫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战局愈发紧张，人心惶惶。周恩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第二天发言后就离开延安，于10月1日赶回武汉，并立即为《新华日报》撰写了长篇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在7日至9日连续刊载。他高瞻远瞩地指出：保卫武汉重要，坚持持久战更重要!只有坚持长期抗战，加强国内团结，才是克服困难，争取胜利地转入相持局面的基本方针。即使武汉不保，我们也还有可能继续长期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他对形势的精准分析，稳定了民众的情绪，解除了人们在时局转折关头的思想疑虑。

　　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国民党当局下令武汉实行紧急疏散。临撤前，周恩来对中共湖北省委的今后工作进行了细致的部署。24日晚上，局势已经十分紧迫。他仍前往汉口新华日报社，为在武汉出版最后一天报纸作出安排，并口授社论。社论排出来后，他又看了一遍。25日凌晨1时，当报纸正在开印时，日军已经迫近市郊。留下的工人坚持印出一部分报纸，张贴散发。在安排报社最后一批人员撤退并检查了政治部对敌宣传科的工作后，周恩来才同叶剑英在汉口沦陷前数小时撤离武汉。那篇题为《告别武汉父老》的社论，字里行间燃烧着不屈的抗战决心。它郑重宣布：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手中。

　　郭沫若在其著作《洪波曲》中对武汉时期的周恩来是这样评价的：“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务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周恩来在武汉担任政治部副部长一职期间，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战争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5年6月6日 总第4298期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