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关怀下的辰溪新知书店
来源：《抗日圣地重千秋——抗日时期的怀化综述》   2014-05-30 16:20:37

　　文/姚陵华

　　新知书店是周恩来同志指示徐雪寒同志（当时任新知书店总经理）开办的。周恩来同志说，各县要办生活书店和新知书店。新知书店的总店设在重庆。

　　1939年5月，周立波同志在沅陵办《抗战日报》时，组织上调我去辰溪新知书店工作。我开始当店员，后当出纳（在柜台上收款）。我去时，经理华应元已被捕了，岳中俊同志是副经理，他二十七、八岁，很老练，很能干。

　　同年6月，周恩来同志打电话给当时在民国大学任教的翦伯赞同志，要他全力保释华应元。翦伯赞家里是大地主，本人又是湖南当时的大学者，名声很大，通过他出面果然将华应元保出来了。

　　新知书店的主要任务是出售进步书籍，为了掩人耳目，后来又出售些文具。我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书店店员，其实是党内的交通员。书店是交通联络站，接待上下来往的地下党员。当时党内有个纪律，交通员只负责接待，不许打听上下来往人的姓名。

　　新知书店出售的进步书籍有两个来源：一是迁到辰溪的湖南大学供给的；二是由重庆新知书店总店寄来的。一来就是几大包，那时新知书店的店面很窄小，放不下，放多了又怕搜查出问题，很急人。当时辰溪的商会会长姓朱。我们认为他很开明。他主张抗日，同情革命。我们想把书藏在他家，找他商量，他答应了。朱会长后因藏书及其他原因被捕，被杀害。朱会长的侄子和岳中俊玩得很好，杀害他叔父时，他正在我们书店玩，看见宪兵将他叔父押过书店门口时，他哭昏过去了。

　　1939年12月的一天，岳中俊站在我的收款桌边，突然说了一声：“不好了”！我一看有几个宪兵朝书店来了。我把岳中俊拉了把，叫他从后门逃走。岳不肯，要我逃走。情况非常紧急，我对岳说，你是书店负责人，你走，我是个女的，好对付他们。岳中俊只好从后门逃走了。岳刚走，宪兵就进了书店，指着我问：你们书店的人在哪？我说，他们今天没有来，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宪兵就动手打我，我就大哭大喊：“我是难民，到书店做事是糊口，你们为什么打人？”这时，湖南大学皮仲适的爱人（我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同她玩得很好）从新知书店后门闻声赶来，对宪兵说我是难民。宪兵问她是我什么人？她答，她是湖南大学的。宪兵又问她是湖南大学干什么事的？她说，湖南大学皮校长是她的老板，宪兵这才放了我。随后就封了书店的门。

　　新知书店被封后，周恩来同志又从重庆来电报给翦伯赞，后又通过翦把书店启封了。

　　1939年底至1940年初，形势很紧张。1940年2月，上级指示，将重要进步书籍运送重庆，组织上派我和刘建华（国立八中毕业生，1938年8月，组织上派到店里来的）押运。我们接受了这个任务，正在想如何把书运出去，恰好那时辰溪资源委员会有个姓朱的，有部发电机要运往宜昌去，他答应我们带书随他的盐船(当地人称较大的木帆船为盐船）走。

　　船到了宜昌，海关要检査，发电机要起走，书怎么办？情况非常危险，我十分焦急。小刘年轻，都急哭了。乘船期间，我有意和船老板的女儿接近，并故意透露给她听：我这8担行李，是朋友托我带的，钥匙又不在我身上，如果把箱子撬烂了，怎么交待。并要她和她父亲说一说，想想办法。她父亲满口答应说，如果检查，他想办法。当海关要检查时，船老板在船上摇了摇旗子，检查这一关就算过去了。但是，这些书要从盐船上运到开往重庆的轮船上去，海关是要检查的。当时，有个国民党军长的太太是益阳人，和我是同乡，与我们同住一个旅馆，也要到重庆去。我在等船这几天，常帮她洗衣被，和她玩得非常亲热，她对我有了好感。一天，我把对船老板女儿说的那些话，同样同她说了。她安慰我，要我不要急，上轮船时，你那8担行李同我一起上船。果然上轮船那天，海关要检查，军长太太向海关人员打了个招呼，就免了检查。我和小刘安全地把书运到了重庆新知书店总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