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抗战时周恩来曾给哪位国民党高官任副手？
来源：陈宇昕   2018-04-17 09:38:48

　　初到武汉：在长春街67号同陈立夫谈判

　　1937年9月上旬，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成立，同年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长江局，领导南方党的抗日工作，并确定周恩来为其中的重要领导成员。

　　中央充分考虑到周恩来的卓越外交能力和军事才能，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12月18日，周恩来迎着凛冽的寒风，来到武汉，住在汉口长春街67号。

　　当年12月20日，周恩来首先与国民党首席代表陈立夫接触，商量制定共同纲领及实现问题。

　　陈立夫是蒋介石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与兄长陈果夫长期受到蒋介石的信赖和重用。1923赴美，就读于匹兹堡大学，学习煤矿工程，1925年底被蒋介石任命为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后来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

　　周恩来经过仔细思量，整理出了他与陈立夫的共同之处：他们同为留洋学生，思想较为开放;同有儒家风范，办起事来他们却一点也不会含糊。周恩来利用他与陈立夫的相同点，晓之以民族大义，明之以同胞之情。不出所料 当晚的会谈比较顺利，陈立夫同意安排第二天晚上同蒋介石的会谈。

　　12月21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同蒋介石会谈，他们向蒋介石提出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和两党共同纲领，最后得到蒋介石的同意，这次会谈就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达成协议。

　　图为长江局与新四军部分负责人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合影，左起：张云逸、叶剑英、王明、秦邦宪、周恩来、曾山、项英。

　　给陈诚当“副手” 掀起武汉抗日救亡

　　1938年初，蒋介石改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和政治四部，以陈诚为政治部部长，邀请周恩来任副部长。几天后，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一位特殊客人，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陈诚。他此时的另一个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是奉蒋介石之命前来请周恩来出任副部长的。

　　14年前，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陈诚还是个炮兵队长，可以说是周恩来的学生。这位曾经的学生，如今以政治部部长的身份来请昔日的老师给自己当副手，态度自然诚恳。陈诚深知，周恩来在国民党内外有很高的威望，请到了周恩来，政治部的工作算是成功了一半。

　　陈诚几次相邀，周恩来都婉言谢绝了，蒋介石只得亲自出马。周恩来说：我做了副部长可能会引起两党摩擦，不妥当。蒋介石为让周恩来放心，又许愿又表态：当了副部长好在两边调解，副部长职权可明确规定，易负起责;编制人事问题未定，可以商量。

　　蒋介石盛情相邀，周恩来感到这个副部长非当不可。他多次致电中共中央征询具体意见，1938年2月6日，政治部在武昌阅马场正式成立，下设秘书处、总务厅、第一厅、第二厅、第三厅，政治部部长为陈诚，副部长为周恩来。

　　这是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国民政府中担任的重要职务。

　　从此，周恩来白天在武昌政治部上班，晚上回到汉口八办处理党内事务，经常忙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

　　政治部第三厅专管文化宣传工作，是个重要阵地。周恩来想到了郭沫若。可当周恩来找到郭沫若商量时，郭沫若却一口回绝：不愿当国民党的官，即使当了受约束做不了实事。周恩来对这位老战友说了几句重话：“你不当三厅厅长，我当这个副部长毫无意义。我俩调个位置，我当厅长行不行啊!”

　　几经周折，政治部第三厅在湖北省第一中学成立，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

　　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影响和推动下，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汇聚了大批文化精英，在武汉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有力地支援了武汉抗战，众多社会名流有了用武之地。

　　图为1938年，周恩来和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左三)等国际友人在武汉。

　　组织江汉路“七七”献金 5天筹集百万元

　　1938年纪念“七七”周年之际，周恩来领导第三厅发起了“七七献金”。

　　此前，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搞过三天募捐，才捐得四千元。因此，最一开始，陈诚对这一活动持怀疑和反对意见，他说：“我们有钱人来摊牌，那是行的，但你要大家自动来献，谁肯来呢?你们一定会大失败。”

　　由于周恩来态度坚决，陈诚最终同意了“献金“活动，并以湖北省主席的身份，亲率湖北省府的重要职员到武昌司门口献金台，献出一万元;由他主持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和武汉卫戍总司令亦各献金一万元。

　　这一次献金却盛况空前。

　　国民政府采纳周恩来和第三厅的意见，在武汉三镇分别设立献金台，广泛开展“献金周”活动。

　　献金那天早上，九时左右，周恩来带领献金队来到江汉关钟楼下，献金台就设在这里。这是一座用竹席、门板、长凳等临时搭起来的彩台，台子两边的立柱上贴着一副对联：“捐寸纱可显抗日志，献分银能表救国心。”台下两个红彩绸中间，挂一幅横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台前站满了人，两列挤得弯弯曲曲的像盘龙似的献金队伍，人们争抢着要看看政治部的周副部长。，似乎手中握的不是纸币，而是一片爱国之心。

　　献金台前人山人海，每个人手上都握着布袋、钱包、储蓄罐，神态专注的等待着，献金中有纸币、有银元、有铜板、有银元宝，还有耳环、手镯、珠宝等金银首饰。后来发展到献银盾、银盘奖杯、还有药品、衣服饰品。

　　周恩来把他当月的政治部副部长的薪金全部献出，毛泽东打来电报，献出他的国民参政员月薪。五天时间，献金人数达五十万以上，献金总额超过百万元。

　　图为武汉儿童走上街头宣传“献金救国”。

　　冒雨坚持过江赴武大演讲 将车让给爱国人士

　　1937年12月31日，周恩来到武汉大学去做抗日演讲。

　　那天，天气突然发生变化，风雨交加，长江汹涌澎湃。副官一再劝阻，称风大浪急，过江有危险，建议改日赴会。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这次应邀演讲不能改期，一定要按时去!”

　　他明白，当时的武汉大学，是湖北抗日宣传的先锋队，大学师生们思想活跃，需要鼓舞，也需要引导。

　　他乘船穿过波涛滚滚的长江，靠上武昌中华门码头，接着冒雨乘车。刚到大东门外，只见前面有一群人吵吵嚷嚷。警卫怕出意外，伺机绕道过去。周恩来命令停车，并下车打听。原来爱国组织“民族先锋队”的一位成员在张贴抗日救国的标语时，受到一伙流氓的攻击后，额头淌血。一个精神激愤的中年人，指着额头淌血的同伴正在大声诉说：“先生们，大家评评，爱国有什么罪?抗日有什么罪?我们在这里张贴救国的标语，一伙流氓竟然向我们扔石头”。

　　周恩来看了看墙上和地上的标语，亲切的走近那个受伤的人，弯下腰来，用温和而坚定的语气说：“你们‘民族先锋队’的行动是对的，我支持你们，人民也会支持你们!”接着他很快回过头去，用平稳口吻对那位愤慨的中年人说：“你用我的车子，把这位受伤的同伴送到医院去包扎，要快!”

　　这时警卫员着急地说：“没了车，如何去武大?”周恩来微笑地看了看表，说：“还早哩，误不了，我们步行去。”于是他迈开大步，与警卫员一起放心的向珞珈山走去。

　　在周恩来的宣传鼓动下，仅在1938年5月至8月间，由“青救”等进步团体介绍，从武汉经西安到延安去的青年就有880多人。

　　图为一九三八年，周恩来夫妇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合影。

　　武汉沦陷前夜写《告别武汉同胞》社论

　　周恩来到武汉以后，就与长江局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着手重建湖北省委，并创建新四军。此外，他还派遣干部到农村去，相继成立了鄂东、鄂中、鄂南三个特委和鄂西、鄂北两个中心县委，培养了1600余名抗日军政干部，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

　　武汉撤退期间，国民政府准备放弃武汉，各机关、工厂也陆续内迁。周恩来在危机关头，却一直坚持到最后。

　　临撤前，他镇静的对中共湖北省委的今后工作做了细致安排。

　　1938年10月24日，武汉临近失陷。周恩来穿行在炮火硝烟之中，视察战场，慰问伤员，召见地下党负责人布置武汉沦陷后的工作。深夜，他来到《新华日报》社馆，写好《告别武汉同胞》的社论。

　　25日凌晨1点，日军已经迫近市郊。他命令报社其他人员撤退，由留下的工人将最后一天报纸坚持印出一部分，张贴散发。在隆隆的炮声中，周恩来在安排报社最后一批人员撤退，并检查了政治部对敌宣传科的工作后，才同最后一批撤退的同志们一起离开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