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 就学津门 （1913～1917）
来源：迪克威尔逊   2018-04-18 13:41:36

 

 

 

 

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

 

 

周恩来的四伯母杨氏

 

　　周15岁时，便开始自己操心上学的事。在沈阳时，他住在四伯父周贻赓家中。1913年，周贻赓工作变动，调到天津，在长芦盐运司催运科当科员。周恩来随伯父母一起迁到天津。周贻赓没有子女，周恩来同四伯父、四伯母生活在一起，住在天津河北区的三间平房中。由于天津的学校中有英语课，周恩来先进大泽英文算学补习学校补习功课，然后考入天津的南开中学。

　　周的志愿是南开中学

 ，这是一个由美国资助的学校，以不墨守成规著称，而这却引起了他的叔伯们和他父亲的担心。但是，由于已通过了入学考试，周不顾长辈们的意见而注册入学。

 

　　天津，一个旧工业城市和商业港口，从中国的未来完整来讲，它充满了教训。这些教训包括大量外国人住在不受中国司法管辖的地区内，叫做“租界”，另外还有残暴的军阀统治。南开可以为促进周的天才和理想得以发挥和实现提供一块合适的阵地。他所经历的封建家庭生活的衰落，使他有条件接近激进主义。现在他的那些想法有了实践的机会。

　　1913年夏末，周到南开中学报了到。此前教过他文学的老师为庆贺这件事，写了五首诗赠给周恩来重返南方

 。

 

 

 

南开学校东楼

 

　　南开在对待学生及其观点方面，采取的是自由甚至是民主的做法。然而，该校的学术标准是很高的，考试往往是很难对付的。校长认为应该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见解来发展他们自己。他同情周希望在经济上独立的想法，因为直到这时周还在依靠自己的伯父给予经济援助 。

 但是，伯父的收入后来也花光了，学校的学费又高，周在天津不得不利用业余时间干点活，如抄写点东西、为学校刻刻蜡纸等，以便挣点钱。

 

　　周的一个同学回忆说，周当时只有一件蓝色棉上衣，他每个星期天把它洗洗，晚上把它晾干，然后星期一又穿着去上学。

　　根据周入学考试的成绩，他被分到五班

 。但是，由于他的良好背景及他给人的印象，学校允许他直接进入了四班。当他进入四班的教室时，唯一空余的位置是挨着一个叫吴大个的非常高的学生，周不得不与他同桌上课。南开的学生们和中国其他学校的学生一样，常常根据他们所来的地区形成一些小团体。吴是一个摔跤冠军，是东北小团体的领袖，这个小团体比起其他小团体来，显得大而热闹。

 

　　吴后来讲道，当下课时，周向他的邻座介绍了自己。

　　“喂，吴，你在哪认识了这么一个英俊的男孩?”一个东北学生说。

　　“还穿着一双非常好看的袜子。”另一个补充说。

　　当时周的确穿着一双红蓝相间的袜子，对此那些东北学生明显觉得挺好笑，这使周感到不好意思而脸红了起来。姓吴的那个同学带着自己的新同桌到处转。在那以后的几天里，那些东北同学总是逗弄周，说他穿花袜子，还说他穿衣整洁。但后来他们犯了个错误。有一次周和吴一起去上课，当他们再次逗弄周时，没想到他身边的新保护人吴把他们训斥了一顿。从此以后，那帮学生再也不敢开此类玩笑了。但是，周在宿舍里还是受到欺侮。“他们奚落他着衣讲究。”一个与周年龄相同的人记得当时的这一情况。

 

 

周恩来在课堂上

 

　　周渐渐地与吴形成了牢固的友谊，他们一起吸收了6个结拜兄弟。周的另一个伙伴是学校最好的学生之一，叫马骏，是个穆斯林。他后来在天津作为共产党的早期成员之一与周在一起亲密工作。

 

 

张伯苓

 

 

　　然而，在南开中学上学期间，对周的进步起主要作用的并不是任何一个学生，而是校长张伯苓博士。这位杰出的现代教育家几乎从一开始就对周产生了兴趣。当他几次看到周在一小时内完成了要求两小时做完的作文后，他发现了这个男孩的才能。一种相互爱戴和尊敬之情在他们之间逐步产生，而漠视了政治界限，因为张是一个基督教徒，从未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在跟着几个不尽满意的父辈人度过了他的童年后，周把张校长当做一个可靠的权威和向导，以至于当他第一次离开学校时，他竟把学校管理这一行作为自己选择的职业。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写的作文《论名誉》手稿

 

　　在南开中学的第一个学年里，周写了一篇文章，激励同学们尽可能地为国家而努力学习，肩负起中国未来的责任。这是一种保持了周恩来特点的信仰和爱国热情的混合物。他加入了讲演会，参加和其他学校的辩论。为了使所有的事业都获得成功，他通常在其他同学都入睡后，继续工作到深夜。

　　所有这些都减缓了他的经济问题，因为他的一个老师推荐，鉴于他家庭经济困难和他在学校的优秀成绩，他应该享受免费。第二年，他成为学校的免费学生。当时的学费是一年36元，另加24元的寄宿费，还有每月4元或5元的伙食费。周的生活作风是简朴的。“我在南开中学上学的最后两年期间，没有从家里得到过帮助。我靠奖学金生活，而这奖学金是我作为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获得的。”

　　作为校长的张伯苓还热心于戏剧。不久，他把周也拉入了学校的舞台演出活动。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常常由男生演员创作的剧本，不仅是为了娱乐，同时也是为了受教育。他们意欲使观众从中发现民主的真谛，科学的思想，妇女从传统的社会地位中获得解放及破除迷信等。在封建习俗中，他们试图打破——但是还不能打破——这样一种说法，即女人不能与男人一起同台演出。因为在莎士比亚的英国，男孩们不得不志愿扮演女性角色。由于周长得好看，声音尖细，以及他巨大的魅力和沉着冷静，他明显是这类角色的候选人。因为周志愿演了一次，以后便形成了一个习惯：他总是扮演女角色，在《玩偶世家》中演娜拉，同样在《一元钱》《一念之差》里扮演了更朴实的女角色。

 

 

周恩来(右一)在新剧《一元钱》中饰演女主角孙慧娟

 

　　周的演出获得了高度的赞扬，并且值得自豪的是当《一元钱》这场戏1915年从南开转到北京演出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甚至因扮演女角色而收到了表示崇拜的信件。他长得如此潇洒，以至于他可能成为电影明星，用他的表演技巧和兴趣使他向那方面发展。

　　他的家庭显然认为让他们的孩子降低身份去扮演女角色是件伤风败俗的事情。或许，这是因为他们瞧不起表演这一职业。演员终究没有资格参加行政公务的考试，而行政公务却是通向社会名望之门。

　　在后来作为政治家的生涯中，他运用这些舞台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他开展辩论的艺术是绝妙的，”周的一个同事观察到，“包括不时故意装出的语句不连贯和不流畅——却能说服每个人。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伟大的演员。他演剧时，一会儿笑，一会儿又哭，使他的观众也都跟着他笑，跟着他哭。这才是在演戏!”

　　周约在30年后曾回母校

 看了一场男女共同表演的戏剧，他低声对他的老校长张博士说：“老师，时代真是变了。现在男生和女生可自由地加入同一场戏进行表演。我记得我们在南开演出时女生是不能登台的。”

 

　　老师的反应是上下打量了一下他从前的学生，咧嘴笑着说：“你知道，你仍然能够化装上去进行表演。我敢肯定，你比现在台上演出的那个姑娘演得要好。”

　　当周成为中国的总理时，他能够通过一种合理的方式来尽情地表现自己对穿着的喜爱。他在访问国内的少数民族和一些邻国时，总是穿上当地的服装，并且有一些他穿着纱笼和其他服装的照片。另外还有一张他试着戴上华丽的巴基斯坦头巾的快照，他在这张快照中显得幽默诙谐，富有表情，使他能够获得许多镜头。

 

 

周恩来和南开学校敬业乐群会同学张瑞峰、常策欧合影。

 

　　1914年年初，周和两个朋友建立了一个课外学习的新社团，取名为“敬业乐群会”。这一想法是为了使大家互相传阅书籍，组织讲座和研讨会，鼓励同学们进行交流、结识朋友(而在这一点上，对周本人来讲还是很害羞的)，以弥补课程表安排的不足。在乐群会的支持下，周帮助了那些比他自己更体弱、更害羞的同学，也提高了他自己的社交自信心。

　　乐群会创办了会刊，取名为《敬业》，共出了6期，周用“恩来”“翔宇”

 (小时候的常用名)及“飞飞”(意为飞翔)等名字为会刊写了大量文章。在周担任主编的后几期刊物上，他开辟了“飞飞漫墨”专栏。其中，他抨击了中国腐朽的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孔孟思想，表现了他的进步观点。1914年，他在该刊上开始了他的诗作生涯。

 

　　春日偶成

　　一

　　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

　　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二

　　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这两首诗的古典喻意是如此浓厚，以至于只有具有文学修养的中国人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逐鹿总是引起朝廷之战或个人最高权力之争，而博浪正是历史上一个爱国者试图谋杀一个异族皇帝的地方

 。周的诗采取的是隐喻手法，表达了对封建的军阀政府和袁世凯的独裁统治的痛恨。袁世凯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将军，他接管了共和国的革命，在北京作为总统统治着中国。

 

　　在所有这些脑力劳动过程中，周没有忽视自己的身体，他常常一大早就起来跑步，下课后做些体育锻炼。根据记录，他曾在跳高项目中得过第三名，是班上篮球队的队长，还代表班上参加过排球比赛。但是，他却从来不能胜任5英里的长跑。

 

 

周恩来(后排左二)同国文老师张皞如(中坐者)及优秀作文获奖者合影

 

　　他继续赢得了作文比赛的名次，其中包括在第三学年里参加的全校比赛。在这次比赛中，他与高年级的同学

　　们竞争，在800多名学生中获得了第一。使老师们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作文是一气呵成的，从来不为打草稿所烦恼。

　　同时，他利用课外时间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了解一些激进的革命观点。他欣赏一家激进的上海报纸和非常民主的天津《大公报》。他已经很熟悉孟德斯鸠的著作并阅读了一些英文作品。

 

 

《新青年》封面

 

　　所有这些都是他在晚上和周末进行的。由于当时没有图书馆可供借书，他不得不节吃省穿来买他需要的书籍。一次，他看见书店里有一本司马迁的《史记》，便立即用下一顿饭的钱把它买下来。回到学生宿舍后，他爱不释手，向其他学生讲述书中的一些故事，使他们也产生了兴趣。

　　另一个记述表明，他广读博览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同时还阅读了亚当·斯密的著作。他曾经阅读过1915年第一期的北京《新青年》

 。他开始为学生报刊撰写新文化、民主与科学方面的文章，并强烈要求振兴中华。

 

　　他和他的朋友们不断地谈论着发生在中国的重大事件，从中嗅出革命的气息。周在这些情况下常常发表激昂的演说。当总统袁世凯在1915年不得不接受军事强国日本提出的赤裸裸的带有侵略性质的“二十一条”时，周在当地公园发表演说，强烈抗议这一对中华民族的侮辱。接着，当袁第二年自封皇帝时，更遭到了周的愤怒讽刺。

　　作为仍然在中国横行的旧武装唯一严肃认真的现代对手，孙逸仙(孙中山)为青年一代反对旧政权提供了斗争的焦点。周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年轻人一样，备受孙博士的国民党的影响。

　　为了掌握演讲艺术，周在自己创建的乐群会里进行练习，后来被选为南开中学辩论队的头头，这个队在与天津其他中学的辩论中成功地获得了胜利。

　　1916年5月，周再次代表班上参加了作文竞赛。他写了一篇痛骂反动军阀政府的文章

 ，其中列举了中外历史上的许多事例，从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进行了强有力的论辩。他在该文结束时说道：“一人之智慧有限，万民之督察綦严。其以一手欲掩天下睹，实不啻作法自毙。”他的文章获了奖，评判者在他的证书上写道：“识见高超，理境澄彻。而通篇章法，复极完整合作也。”“所读过和学过的东西，能加以理解并掌握其实质。”

 

　　在这一年里，他克服了早期对自然科学的反感情绪，文学这门功课获得了最好的成绩，几何、数学也名列前茅。他的中文书法再次被评为最佳。

　　下面是一首周与好朋友张蓬仙分别时所作的诗篇。张与周一个班，是敬业乐群会的共同缔造者之一。周在这首诗里表现了与朋友分别时可贵的个人情感和热情。当张1916年离开南开中学，经由东北故里去日本时，周提笔惜别写下了几段诗。

　　送蓬仙兄返里有感

　　一

　　相逢萍水亦前缘，

　　负笈津门岂偶然。

　　扪虱倾谈惊四座，

　　持螫下酒话当年。

　　险夷不变应尝胆，

　　道义争担敢息肩。

　　待得归农功满日，

　　他年预卜买邻钱。

　　二

　　东风催异客，

　　南浦唱骊歌。

　　转眼人千里，

　　消魂梦一柯。

　　星离成恨事，

　　云散奈愁何。

　　欣喜前尘影，

　　因缘文字多。

　　三

　　同侪争疾走，

　　群独著先鞭。

　　作嫁怜侬拙，

　　急流让尔贤。

　　群鸦恋晚树，

　　孤雁人寥天。

　　惟有交游旧，

　　临岐意怅然。

　　在这首诗中，革命思想居于友谊之后，但事实上诗文提到了他们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也提到了他们的责任。但是，周的愿望非常富有人情味，他觉得一旦责任尽到了，两人便应该在田园处找个宁静的地方去分享幸福。

　　周看来也认识到自己的弱点，与自己的笨拙相比，他羡慕朋友们的轻捷。我们可以断定周认为自己正处于一个筑巢在繁茂的枝叶下栖息的“乌鸦”之中，而令人嫉妒的“孤雁”此时却在空中飞掠。更有可能的是，尽管表面上在考试和竞赛中取得了成功，并赢得了老师们的赞扬，周在18岁那年仍然感到自己还不那么成熟，总是想得多而做得少，缺乏拼冲和抓住他人的想象力的勇气。

 

 

天津南开学校保存的周恩来毕业证书存根

 

　　1916年9月，袁世凯死去了，这样军阀们便开始商讨如何进行割据的事宜。周在南开最尊敬的老师中有一个写了一首诗，痛惜民族的生存正断送在少数人手中。周写了一首政治评论诗：

　　茫茫大陆起风云，

　　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

　　虫声唧唧不堪闻。

　　在1917年的毕业生评语中，周被举为全校文科考试第一名，甚至在理科方面成绩也名列前茅，数学成绩优秀，并在课外能形成自己的见解。他的书法也得到了表扬。他于1917年6月26日毕业，平均成绩为89.72分。

 

                                             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上刊载的周恩来小传

 

　　周在南开中学度过了幸福愉快、激动人心、颇有意义的4年。但是，自从清王朝逊位之后，政府仍然是越来越腐败。国内到处都是混乱，而外面又充满了外国的威胁。周抓住一切机会来加深了解这些事情的原因，并在必要的情况下运用西方理论家们新的、陌生的方法论来加以分析。他对一些地方事件和即发事件进行政治和社会评论的技巧首先是在南开培养出来的。他对同学们及其他人大讲中国需要搞工业化、实现统一，唤醒民众沉睡已久的爱国之心和使社会关系现代化，甚至讲到了不经父母允诺的自由婚姻。

　　尽管周具有学校辉煌的评语和优秀的毕业成绩，但周本身却并不是一个中国意义上的真正学者。埃德加·斯诺后来把他描绘为“学者转变型的造反者”，但是许多同胞称他为“半知识分子”。尽管他喜欢辩论，但他对理想的态度却是功利主义的，把它们看做是社会改良行为的工具。他在南开的4年奠定了他后来所坚持的学术风纪的方向，而他又充分地加以开拓，用来指责那些后来成了学者的人。但是，他自己仅仅是个实施者，而不是这些思想的发明者。南开使他明白了自己该做些什么，而正是这一缘故，加之他与许多人结下并持续了多年的友谊，周总是带着怀旧的情感来回顾南开中学的往事。这种怀旧感流露在他的《送蓬仙兄返里有感》一诗中。

　　30多年以后，周回到母校向南开师生发表讲话 。作为一个新的共产党政府的总理，他向这所中学作了《我的母校》的演讲：“要知道我们所受的是资本主义的教育。但是，我却获得了一些知识，锻炼了组织才干。”在另一个场合周总理略带礼貌地谈到了他的感激之情：“我仍然感谢南开中学所给予的带启发性的基础教育，这一教育使我能够进一步追求知识。”已经成熟了的周几乎不可能对与资产阶级和美国有联系的南开有厌恶之感。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期间，他不断提及自己对许多南开伙伴和老师们的笃实情感。毕业3年后，他在法国碰到其他南开校友并向他们保证退休后用全部时间来写传记。在共产主义革命的许多艰难时刻甚至当中国同志被迫转入地下工作时，只要周与他尊敬的校长张伯苓在一个城市里，他就给他打电话。同样，他有一个在往东北去的铁路上当火车站站长的同学，只要周路过那里就给他挂电话，而不顾被发现的危险。

　　随着岁月的流逝，周和张博士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然而周却继续尊敬他十分感激的这位老师。1949年后，在新的人民共和国里，周在国家教育部门给了张一个高级职务。但是，张的正直诚实也不亚于他的学生。他拒绝了。

　　令人感到朦胧的是周年轻时在南开的感情生活。有个流传的故事说他爱上了一个很漂亮的来自东北的同班同学，并偷偷地与她订了婚。但是，这个传说一直未被证实。尽管周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体育锻炼及政治活动上，但难以相信像周这样精力充沛、感情丰富、英俊潇洒的青年人能够回避女人的友谊。我们可以肯定，正如周的同学所坚持认为的那样，他在中学时代对具有浪漫色彩的感情是很害羞的，或者他当时在这方面是最谨慎的。总之，他是个具有判断力、具有主见的人。他那不稳定的童年生活不仅使他在处理与别人的关系时显得能力薄弱，而且一旦和别人相处了，他很善于克制自己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