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 留学法国 （1920～1924）
来源：迪克威尔逊   2018-04-18 14:19:36

在法国留学时的周恩来

1920年10月8日

　　渴求现代化的中国爱国青年抓住每个去欧洲的机会，特别是到法国去。他们认为法国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自由和最繁荣的国家，而法郎又正值疲软时期。1919年至1920年，1600多名中国学生来到法国，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邓小平、李富春、李立三和陈毅等。

　　周恩来同其他人一样，热心留法勤工俭学。而且，要是他没有被关进监狱的话，他也许会成为较早的那批赴法留学中的一员。法国离苏俄很近，又是欧洲革命的中心，身居法国，周恩来不仅可以了解和研究欧洲革命，而且还可以了解和研究苏俄革命。

　　这样，1920年11月7日，一位羞涩、说话有点结结巴巴的青年学生周恩来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从上海出发，前往法国马赛。当时他22岁。当他依依不舍地望着渐渐消失在远方的祖国时，最后掠过眼帘的是飘扬在西方国家商业机构楼顶上及游弋于黄浦江中外国军舰上的大英帝国、美国、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国旗——这是外国奴役中国的一个活生生的表现。一位同船乘客回忆道，一路上学生们热烈地谈论着个人的志向——有位同学说他“极想到英国学建筑”，还有的想学采矿，而周恩来则说他想改变中国社会。

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

　　邮轮在香港停了一夜，又在西贡待了3天，然后经过新加坡和科伦坡，驶过苏伊士运河，于12月13日前后抵达马赛。途中每经过一个地方，周和他的新相识的朋友都可以看到更多的帝国主义的印记。他在从西贡寄给国内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当地的华侨挥舞着旗帜像欢迎亲人一样欢迎他们。在科伦坡，他看到劳动人民栖身路旁，而成群的蚊子苍蝇叮附在他们的食物上。这一切与富有的外国人的高楼大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位同学后来回忆说：“我们经过的许多地方不是英国就是法国的殖民地。”他和周恩来及另外一个同学“都感到越远离中国，就越感到中国人被人瞧不起。中国的国际地位太低了，令我们感到十分愤慨”。周恩来提醒他们注意这一切后面的历史背景。他一直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最后，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经过5个星期的海上航行之后，周恩来从马赛转乘火车，赶往巴黎。到那儿后，他在蒂耶里宫地区的一所学校学习法语。他后来对同事们说有一位私人教师给他上了一年的法语课。然而，同在日本一样，周恩来从未像别人那样到一所大学去注过册。到巴黎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他读了一本比尔用英文写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他在书上写满了旁注。一个中国人在法国阅读被翻译成英文的德国人写的著作——这的确让人感到战后的世界是令人振奋的!

　　虽然他在巴黎南郊的比杨古找到了住处，但由于他只懂很少或者说根本不懂法语，因此而感到焦虑不安，也许还有一种与世隔绝之感。几天后，他还去过英国，考察那里的情况。在离开天津之前，他已经托人安排(也许是在比利时神甫樊尚·勒贝的帮助下)担任了天津一家天主教报纸《益世报》驻欧的记者。他在2月1日发表的第一篇稿件中反映了他的兴趣所在。令他激动不已的是英国的劳工状况。

 

 

周恩来在欧洲读过的英文版《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了众多的变化，使欧洲的劳工运动得到了发展、壮大。劳工问题对政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一些欧洲工人要求不加拖延地采纳苏俄的制度，另一些则倾向通过渐进的途径。周解释说：“我不能置身于这场辩论之外。”他还写道：高度严密组织起来的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对我们的国家关系重大”。在中国，罢工通常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铜板，而工人们就像机器一样被人使用着，一点也没意识到社会的其他成员实际上已在全力以赴地帮助他们这些“迟钝的大众”。英国工人领取的工资相当于中国工人工资的30倍。

　　关于周在伦敦所从事的活动，目前还缺少史料记载，也许他和李福景(译音)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李是周恩来相当崇拜的南开校友，还是学校舞台上的同台演员。他们是一起乘“波尔多斯号”邮船来到法国的。李渴望到英国学习建筑。周恩来在英国曾给朋友们寄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的时间是1921年1月30日，地址为布卢姆斯伯里大学区拉塞尔广场贝纳德大街36号。除此之外，他在伦敦的行踪无人知晓。

周恩来(左)在英国期间与天津南开学友李福景(中)、常策欧(右)的合影。

　　返回巴黎后，周恩来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他从中国随身带来一个木质的蘑菇状的东西，用来自己补袜子。他还带着一个汽炉子，用来烧点开水，泡点面包，就着卷心菜或其他蔬菜当饭吃。几十年后，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巴黎建立了大使馆时，周曾不嫌麻烦地为他在奥罗里咖啡馆赊账喝过的100杯咖啡还了账，还送给拉丁区一家咖啡馆300盒中国香烟，还还上了另一笔赊账。

　　由于一直帮助中国留法学生的华法教育会的破产，使周恩来本来就很棘手的个人费用问题日趋严重起来。但他得到了一些有钱的中国人的捐助，并以此来维持生活。他承认：“许多爱国老人以私人身份资助我们留学生，但他们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严范荪先生就是曾帮助过周恩来的老人之一。他是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周又说：“后来，当朋友们说起我用严老先生的钱变成了共产党人时，严先生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周也许还有其他经济来源。大约在周恩来到法国一年以后，一位老校友拜访了他。他很欣赏周恩来那身剪裁合体的服装以及那间收拾得整洁的居室。周还承认他既从中国朋友那儿，也从天津和上海的报刊发行人那儿得到一些资助。

　　天主教报纸《益世报》对社会福利问题特别感兴趣，周便为该报撰写一些有关欧洲政治、经济方面的短文，也报道一些有关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情况，但更多的则是报道关于半工半读的留学生的事情。1921年2月至1922年3月，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他撰写了一系列的署名文章，每周发表一次(有时他将自己的名字简写成“恩来”，有时干脆调皮地署上自己孩提时的笔名“翔宇”，其含义是“在宇宙中翱翔”。另外，1922年年初，在从伦敦发回的最后一篇稿件上，他曾署名“周翔”)。这些文章报道涉及协约国的对德态度、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欧洲对苏俄外交问题、中东问题、希腊问题、英法分歧问题、西里西亚问题、华盛顿会议和日本的地位、苏俄的旱灾，等等。另外，还经常谈论劳工的处境、各种大罢工的进展情况及中国留法学生的艰难遭遇等。他写的文章生动活泼，文笔流畅，笔锋辛辣尖锐。例如，他把劳合·乔治在英帝国议会上的一些讲话，描绘为一个狡诈而顽固的家伙所作的冗长而乏味的讲话。

　　尽管周恩来正在坚定地向着马克思主义转变，但他还是表现出许多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一次，他穿上他(或是一位朋友的)最好的衣服，外出划船游玩，还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未经他要求就被加洗成彩色照片，但他相当喜欢加彩的效果，并把这张照片印到明信片上，马上寄给了世界各地的朋友。其中一张寄给了在京都的老朋友吴，上面写道：“巴黎是美丽的，巴黎的妇女也是美丽的!”在背面还写着：“这儿有如此众多的朋友，有如此怡人的风景，难道你不向往吗?”但他很快意识到作为一名革命者，广泛散发自己的照片是很不明智的。

　　几乎所有描写周恩来早年生活的中外作家都提到了他曾在位于巴黎郊外的雷诺汽车厂短暂工作过的情况。可靠的细节证实了这些传说。有一个传说说他曾和另一位中国共产党领袖李立三在雷诺汽车厂干过一天工作13个小时的活。他们和普通工人一样，搬运沉重的铁块来制造供铸造用的铁模具。根据这种描写，李立三比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周恩来要强得多。周恩来仅干了3周就离开了。他还说过：“这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邓小平被证实曾是他的一位工友。然而，许多年后，当一位驻巴黎记者告诉周恩来，雷诺汽车厂行政管理当局声称掌握了有关他当年的记录，并说他是一个危险的煽动者时，周却反驳说他从来没有在那儿干过活，他还说或许那是一个和他同名的人吧。另外一位法国同志回忆道，当周恩来得知法国报纸说他在雷诺汽车厂挑动骚乱的消息时，他放声大笑起来。

　　看来，雷诺汽车厂确实被列在周恩来要去考察劳动状况的著名工厂的名单之中了，而这曾激怒了一些经理。然而，周事实上并没有经常在那儿工作。他还曾在靠近里昂的钢城圣查蒙德和许多中国工人暂时生活过。50年后，他的一位房东老太太仍记得每逢圣诞节周都要给她送来鲜花。另一位法国居民回忆说他曾和周打过网球。1972年周恩来告诉尼克松总统，他曾在里尔的一座煤矿上干过“几个月”。

　　周还和在法国的一些湖南籍学生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他们中许多人都是由毛泽东组织来法的，特别是由蔡和森和蔡畅兄妹俩负责经办的。不久，他们便一同出外观光，如攀登圣母岛顶峰等。周还把这次郊游写信告诉了邓颖超。攀登了数百个石头台阶后，他们终于气喘吁吁地来到了顶峰。“我们一帮人就像中国神话故事中的精灵似的蹲在那儿，凝视着在雾霭之中渐渐沉睡的巴黎。风景太迷人了!塞纳河水碧波荡漾，缓缓而流。晚霞辉映着远处的枫丹白露大森林，光彩夺目。我们都情不自禁地用法语高喊着‘太好了，太美了’。”

　　然而，蔡严肃地提醒说：“恩来，景色固然很美。”意思是他们不应该陶醉于此。一个革命者的目光应该看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的痛苦。“看，即使法国也充满了残酷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剥削，以及人民反抗剥削与压迫的正义斗争。尽管这儿的一切并不像中国的状况那么可怕(这是中国人公开对法国的进步所进行的罕见的承认)，但阶级矛盾和阶级剥削也相当普遍。如果我们想在祖国发动一场革命，我认为首先应在法国建立一个革命组织，并和法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战斗。”

　　这番话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补充说：“为了邓，我到法国后，从没有交过异性朋友。而且，今后我也不打算那样做。相反，我认为对我来说收获最大的是同蔡和森的友谊。”怪不得有位同学开玩笑说周恩来是个厌恶女人的人。

　　蔡后来在蒙塔尔吉郊外一块林间空地举行的仪式上，介绍周加入了新民学会。这使周有机会参加由左翼作家亨利·巴比塞组织的有关时局问题的周讨论会。巴比塞很明显是代表共产国际的。周恩来很快就成为巴斯科咖啡馆和帕迪昂附近的另一家咖啡馆的常客了。他还加入了以蔡为首的半工半读互助会。该会很快就成为留法中国学生聚集在一起发泄不满的场所。

　　在记载周恩来留法期间参与的众多事件的史料中，第一个便是中国学生向中国驻巴黎公使馆的请愿事件。当时，留法的中国学生陷入困境，许多人找不到工作，甚至没有地方学习或聚会。因此，一帮中国学生代表要求中国公使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公使只是把学生的要求转达给中国政府，而中国政府却回话说不再给这些学生提供资金了，那些既没有钱又没有工作的留学生应该被遣送回国。这下激怒了广大学生，由此导致了1921年2月28日学生向公使馆的请愿事件。公使本人默不表态。后来，法国警察冲出来，驱散了请愿队伍。在这个事件中，总共有4位领导人，其中两位就是周恩来和蔡和森。

　　第二个事件影响也很大。7月，中国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团向法国政府借款。名义上是为了救灾，但实际上则是要购买军火。为此，大多数留法学生和工人都反对借款。夏季，他们召开了拒款大会，以示抗议。就在即将达成借款协议之际，学生和工人包围了公使馆，警告中国代表团：“如果你们签了字，就立即打死你们。”周恩来发回国内的文章有意地报道了借款详情并发动国内也起来反对。最后，法国政府只好让步。

　　但是，令人瞩目的是1921年9月21日占领里昂大学的事件。那里有1000名中国学生既不能注册，也不能工作。

　　本来中法两国政府均同意在里昂再设立一所新的中法大学。但据透露，这所新设立的学校主要招收刚从国内送来的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却拒收那些当时正在法国的这批“捣乱分子”。当他们得知对已在法国的中国学生的经费拨款即将停止时，愤怒的留学生们便决定采取行动。周恩来写道：“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他在巴黎召开学生代表大会，坚决要求在9月中旬“无条件地开放里昂大学”，并在里昂组织了示威游行。

　　据说，周恩来身穿雷诺汽车厂的工作服，老练地和法国工人们协商。他坐在巴黎一家旅馆的房间里筹划着最后一刻的行动方案。一位一直注视他的朋友情不自禁地说：“除了那个大公文包之外，你真很像一个汽车工人。因为在雷诺汽车厂，还从没有一名工人提着这样的公文包到处走动呢!”

　　周抬头看了看，手里却还在不停地写着。

　　“给，带上它，”他边说边把这个包递给了那位朋友，“等到了里昂，我们也许需要用它来消磨时间呢!”

　　果然不出所料，他们真的出事了。在里昂，他们被捕了，并被扣押在一座兵营里。他们进行绝食，以示抗议。在巴黎的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和聂荣臻、王若飞等进行营救。

　　法国政府作出了驱逐学生的决定。100多名学生被押上驶往马赛的火车，随后又被赶上开往中国的轮船。李立三就在这些人之列。他们发觉自己被过早地遣送回国了。李立三比周恩来大两岁，湖南人，出身于贫苦家庭。他比周早来法国一年，一直是半工半读。他还组织了一个自己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并在此后加入了周及其他人组织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负责宣传工作，而周恩来负责组织工作(这和几年后他们俩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的职务几乎一致)。擅长讲演、激进而又顽强的李立三主持党的工作时，周恩来是他忠实的支持者。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这个消息过了一段时间才传到巴黎，周恩来向国内的朋友通报了在法国的大多数觉悟社成员的情况，并说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讨论，他最后也选择了共产主义。他还补充说:“1921年10月刚过，我们就作出了正式决定。”在写给天津觉悟社朋友的信中，他也谈到了自己到欧洲一年来的思想变化。他写道:“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瞭……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而现在我得有坚决的信心了。”在猛烈地抨击了国家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之后，他又写道:“政权在资产阶级手中握着，生死的命运既由他们操着，工人哪有成功的希望呢?……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

　　周估计当时在留法的中国学生中，三分之二的人是潜在的共产主义者，其他人中无政府主义者和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分子各占一半。

　　1921年春，周成了正式的共产主义5人小组的一名成员。这标志着他转而信仰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步。1921年年末，他开始筹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大部分政治上积极的留法学生都加入了这个组织。

　　1922年年初，周恩来又来到伦敦，进行了近两个半月的考察。后来，他曾对一位美国记者承认说，他“不喜欢那儿”。1月15日，他向《益世报》报道了英国军队在爱尔兰和埃及的暴行，并预言这些麻烦将导致英军在中东的更残酷的行动。周恩来在伦敦时，发生了一件后来被证实对其政治发展影响极为重大的事情。曾在天津加入了周恩来的觉悟社的黄爱，在长沙的一次纺织工人大罢工中被枪杀。黄因此成了早期共产主义烈士之一。周怀着强烈的悲痛感，撰文悼念牺牲的同志，这充分显示了他们之间特殊的友谊。

　　周恩来对是否加入正逐步成为中国激进政治主流的共产党，一直是在反复思考的。对这个新的哲学，周显然在思想上有所疑虑，而且他一定为接受这样一种极其自信的人生处世哲学而冥思苦想了一番。朋友之死，加上每个人都力促周投身这个事业，这也许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为周恩来提供了能消除残存的思想疑虑所必需的情感动力。在新的青年团成立的几个月期间，他撰文的方式都是启发式的。他在团组织的刊物《少年》第二期上发表文章说，“共产主义是彻底的改造良方”。文章还论述道：

　　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依着中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

　　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从这两段话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中国也许是不得不接受这个可怜的办法，并想最充分地利用它。因为，世界其他地方都在接受这个主义。

　　这种乐观主义情绪的短暂的宣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特点。在周的同志中，很少有人去问无产阶级是否能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发挥作用，也很少有人对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和改变社会的纲领的可行性产生疑问。当时，马克思主义颇为盛行，要想抵御其魅力诱惑，需要有相当坚定的决心。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值得信奉的科学，这如同人们“信奉爱因斯坦定律一样”。

　　对一个以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立志使祖国赶上欧洲水平的中国人来说，要想抵御那些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巧妙地提出来的建议的诱惑，真是难上加难!因为这一建议暗示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直奔共产主义。这样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并能免受走进西方式社会这一必然阶段的痛苦。说得好听点，甚至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也许还会超过欧洲。

　　周恩来是个反叛者，他激烈地反抗中国统治阶级众多的利益、特权及其愚昧。作为一个家庭贫困的人，他深深地同情和他同病相怜的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们。在欧洲，他本能地倾向当地的反叛者们对其政府的反抗。这些反叛者很多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留学欧洲的大部分年轻的中国人都想摆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但他们并没有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周恩来也不例外。

1921年周恩来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即周没到法国之前，在脑海中把这个国家理想化了。这主要是由于读了陈独秀的文章的结果，使他产生了法国的一切都是现代化的印象。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承受这么高的期待。

　　周恩来欣赏并喜欢巴黎的许多东西。几十年后，他对法国驻中国大使说：“你们是热爱自由的人民。我在法国时，曾高兴地注意到，在所有的大街小巷，你们国家的每个人都尊重种族平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法国警察、政府官员、大学教师、女房东及其他一些中国学生与之打过交道的法国人，对年轻的中国访问者都特别友好或能给予特别的帮助。

　　在周恩来的思想转变过程中，他的言论流露出一种缺乏信心的痛苦之感。似乎他对在国内和欧洲的朋友说过：“好吧!如果你们开始信奉共产主义，我将加入你们的行列，并尽力使之步入正轨，至少是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虽然它可能不是中国目前之所需，但只要是能使中国投身于社会变革的任何东西都行。”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所持的半保留的思想隐约出现在1922年3月他为悼念亡友黄爱而作的一首诗中：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

　　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作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

　　哪有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那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它，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

　　贪生的人，

　　也悲伤别离，

　　也随着死生。

　　只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

　　永别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前边。

　　飞向光明，

　　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撒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

　　以后更会永别!

　　生死参透了，

　　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什么?

　　这首诗包含三个主题。第一个是牺牲，即如果是英勇壮烈的死，就不必怜惜生命;第二个是努力，即革命者要竭尽全力;第三个主题是耐心。他指责那些想收获共产主义果实的人忘却了要播种革命的种子。

　　周恩来在写给国内朋友的一封信中把这首诗介绍给他们。他还说这是一首表示内心志向的诗。他写道：“得到正品这个死耗，更使我的意志十分坚决。”“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不论当初周恩来有什么顾虑，现在他却毫无保留地投身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事业中去。亲密战友的死消除了疑惑的迷雾。他咬紧牙关，接受了一个外国的信条。其理由是这个主义至少在精神上是进步的，在内容上是人道的。在以后的50年里，尽管有时也有挫折，但他确实把一生都献给了这项事业，从未动摇过。

　　周恩来现在成为旅欧中国学生共产主义小组很有影响的组织者了。他经常为此而四处奔波。1922年3月初，他第一次来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他在柏林住了将近一年。有人说他住在坎特街，但另外有人说他在威廉斯特拉斯有一处漂亮的住所，月租金为12美元。

1922年，周恩来在柏林留影。

　　周恩来发觉旅德中国学生分裂成各种各样的政治小派别。为此，他乐于把他们联合起来。有位同学描述了在中国学生聚居的地方，周恩来是如何“喜欢坐在客厅门口的沙发上，看同学们打乒乓球”的情景。根据一个来自四川的讲德语的中国学生的说法，周恩来住在柏林时，房东的女儿爱上了他。她曾睁着圆圆的大眼睛告诉这位四川同学，尽管周预付了一年房租，但他只是偶尔住在那儿。另一位中国学生也证实了这个说法。

　　1922年夏季，周回到巴黎，参加了两个重要的会议。6月或7月，代表们集会3天，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周恩来作为柏林代表出席了会议。不仅如此，他还尽力促使更多的朋友心甘情愿地加入党组织。他以小字体书写了许多材料，在年轻的合作者邓小平的帮助下油印出来，还寄给在京都的朋友吴。在没有得到回信后，他又寄去了一份，并附上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我已给你寄了两次油印材料，不知是否收到?请回复。小弟恩来。”而此时的吴，正因收到材料而遇到警察盘问的麻烦。他回信说：“我们的思想不可能一致。让我们以各自的方式来发展自己的思想吧!但我们永远是朋友!大哥吴。”这就是两位朋友间的最后一次通信。由于他们之间存在一些政治分歧，他们的友谊中断了。为此，周恩来一定感到十分沮丧。

1922年，周恩来和张申府(右一)、刘清扬(右二)、赵光宸(左一)在柏林万赛湖。

　　与此同时，他经常同非共产党的旅欧学生发生争执。一个同学回忆道：“在周六下午或周日，周恩来同学总是到大学区、工厂区及学生住地，在学生聚集的咖啡馆发表演说。”几周后，旅法、旅德、旅比的学生代表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设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卢瓦街17号，戈德弗卢瓦旅馆。周还在旅馆外面照了张相。他那瘦弱的身体裹在很小的衣服里，袖子缩到了手腕上面，裤腿高高地吊在鞋子上面——真是一张清贫生活的写照。

　　还有个传说谈道，比周大12岁、阅历极为丰富并在后来还成了著名将军的朱德，于1922年10月来到柏林，希望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朱德是一位经历了各种反政府造反的资历很深的旧军人。他的入党要求曾遭到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拒绝。当周的房门打开时，朱德看到了“一个身材挺直，相貌俊美的文静的年轻人。他那张脸严肃而又透出聪颖，富有男子汉气概……周是个举止文雅，善于思索的青年，甚至还有点腼腆”。

　　朱德挪开周拉过来的椅子，向周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如何同军阀及最近统治中国的国民党决裂的，如何戒掉吸鸦片的习惯，同孙中山的会晤等。周恩来注意地听着，习惯地侧着头，并提出帮他找住处。在入党申请书寄往国内而尚未批准之前，暂时吸收朱德为候补党员。

　　最后，朱德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他的党籍将对和他仍有联系的国民党保密。周的小心谨慎后来被证明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周恩来在巴黎的工作地和住处门前的留影。

　　1922年10月，周恩来离开德国，途中可能取道比利时，返回巴黎。他还要求当时尚未选择共产主义但倾向科学的朋友聂荣臻从比利时的沙洛瓦赶来会见朱德。结果聂本人也参加了共产党

。不久，周还以聂的客人的身份参观了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聂本人后来成为中国核工程的组织者。人们记得周在沙洛瓦时，是个“漂亮的小伙子”，非常沉静，还经常陷入沉思。据说他和末代皇帝溥仪的密友——马将军的侄儿关系很好，以后他们交往甚为密切。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

　　周及时赶回巴黎出席共青团的一个会议。会上他当选为书记。在他旅欧的最后15个月期间，他利用团组织的刊物《少年》宣传革命主张，反击诋毁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诽谤，献身于党和团组织的工作。在这期间，他仍旧过着很简朴的生活，经常身穿满是油渍的工作服，还自己用水泡面包充饥。

　　然而，他有时也脱掉工作服，炫耀般地穿上漂亮上衣，和一些富裕的同学在巴黎郊外的索斯玩一晚上。如果他去得早的话，他还要下厨房，做几个他十分拿手的中国北方的美味佳肴。

　　那年春天，他开始了一项新奇而有趣的工作，即定期选派旅欧中国学生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而且他每次都把这些有成就的代表送到柏林。赴苏的一些学生在基层党组织的地位有的比周高，他们的离去使得周恩来逐渐赢得了旅欧中国共产党更高的职位。没人怀疑周恩来在解决中国人的争执甚至派性问题时表现出的灵活性，也没有人怀疑他那永恒的吸引力和精湛的处世技巧。

1923年3月13日，周恩来自巴黎给团中央的第一号报告，详细汇报了旅欧青年团的工作。

　　一位同学后来回忆道：“周恩来对理论的掌握相当薄弱，但他能概括我的思想，然后能比我更好地把它们表述出来。我们多次依靠他准备口头或笔头的公开声明，因为一旦他领悟了组织的思想，经过重新表述后，这种思想就能被所有的派别共同接受。”

　　准确地说，在周恩来旅欧的最后几个月里，人们要求他运用这种卓越的技巧，把所有争执不休的中国学生帮派统一在一个爱国的政治纲领之下。在要求把中国重新统一在共和旗帜下的具有进步思想的大部分学生的支持下，孙中山的国民党成为中国共和革命公认的领导党。只有国民党才能提出似乎可行的方案来推翻那些趁清帝国崩溃之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控制各个省份的封建军阀。孙中山请求西方大国帮助他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但这些国家却借口没时间而没有理睬他。他别无选择，只好转向新成立的苏俄以求得他所需要的物质帮助，而俄国人则一请即允。这反过来意味着，通过共产国际发挥影响的克里姆林宫要求中国共产党停止同国民党的争吵，双方合作来制订定一个有利于中国统一的民族方案。

　　在巴黎，两个中国政党组织的年轻的成员们服从了这些命令，但另一个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学生帮派却不肯屈服。与此同时，周恩来不厌其烦地修改着那份政纲草稿，它将被提交在克吕尼博物馆附近的大会议厅召开的400名学生出席的大会上讨论。

　　辩论进行得相当激烈，以至于会议最后竟恶化成拳脚交锋的局面。在这一事件中，两名学生被送进医院，许多椅子均遭损坏(其中有把椅子摔在周的身上)。

　　这时，周恩来离开祖国已两年半了，一些朋友对他没有异性相伴的事实感到震惊。在社交场合上，他显示了对“留在国内的姑娘”——邓颖超的忠诚。他把这些情感都突出地反映到写给她的信中。当一位老校友来拜访周并问周最近是否有什么“新发现”时，周回答道：“你是指……姑娘?不，没有。”

　　“我不信，像你这么有魅力的青年，加上你在这儿的影响，难道会没有?”

　　“我不想涉足于此。最好还是独身一人，这样更方便。”

　　“邓颖超怎么样?你还是每隔一周给她写一次信吗?”

　　“你怎么知道的?”

　　“她告诉我的。你知道，我偶尔也接到她的来信。”

　　过了30年，即1954年，当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重访欧洲，参加关于朝鲜和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时，有位德国记者试图追溯周20年代在德国的生活经历。他的研究披露，1923年在格丁根住过的一个自称姓“朱”的中国学生与一个名叫库尼贡德·斯坦芬碧尔的年轻美貌的女人睡过觉，致使该女人于1924年4月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由于朱、周读音接近，且姓氏相似，而且那姓朱的学生的生日和周的生日也十分接近，这位记者便猜测这个学生一定是周恩来(如果周允许外界了解他的准确的出生日期的话，那么他可能会遭到随即而来的侮辱)。这个消息刊载于《明星》杂志上，而且大量的可佐证的细节显示这件事还远远没有披露出来。例如，有人推测，当婴儿被房东送上驶往她父母家乡的火车的时候，周送给那位姑娘一块毯子给小孩取暖。孩子后来在那儿长大成人，还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当装上了标准的德国军人玻璃眼球后，他觉得自己的新的蓝眼睛和以前的褐色眼睛大不一样。在后来的一次战役中，他阵亡了。但他留下了一个儿子，这也可能是周的孙子。这个孩子1954年还在东德生活，在一家汽车厂工作，有两个女儿。

周恩来在巴黎故居

　　《明星》杂志的文章说那个女子是1923年夏季怀孕的，按理说很可能是周恩来来往于柏林和巴黎时，中途在格丁根停留过，但实在没有证据。而且，那年夏天，他在巴黎也有很多机会，但他可能很难在格丁根长期逗留。例如，10月份，他在哲学会堂召开中国学生联合组织的一个会议。在10月10日中华共和“双十节”的庆祝会上，他令人震惊地打着一面红旗，绕场一周，在十几个人的附和下，大唱马克思主义的歌曲。

　　一位当时和周一起在共青团工作的同志宣称周没有什么事件：“他过着简朴、严肃的生活。”这个人还指出：“周的个人道德品质无可怀疑。”

　　然而，从表面上看，像周恩来这么漂亮潇洒的年轻人在旅欧期间播点“野种”，似乎很有可能。难道还有比格丁根城更值得选择的“播种”城镇吗?因为格丁根城既很少有中国学生，又远离巴黎或柏林这样的政治温室，地点无可挑剔。但需要作出解释的是为什么在这件事被披露后的30年期间，其他调查者无法找到为《明星》杂志提供证据的当地证人，以至于后来这个传闻既没有得到单独的证实，也没有深入的进展。

　　周恩来本人对《明星》杂志的传闻没有明确的表态。他的自尊受到刺伤了吗?他的助手们气愤地表达了另一个层次的反应。在周恩来当上总理后，他确实对一个德国代表团说他从未去过格丁根城。后来，他曾跟加拿大的皮埃尔·特鲁多提过传说他有个德国儿子的事。他说，如果这是真的话，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最后，这个传说被格丁根一个勤快的档案保管员所揭穿。他发现身为小孩父亲的那个中国学生名叫朱林金，而且他的生日同周的生日并不一致。

 

1924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部分成员在巴黎合影。前排左四为周恩来，左六为李富春，左一为聂荣臻，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让我们再回到现实中来吧!1923年至1924年整个冬天，周都在试图和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学生们对苏俄要给中国援助这件事所持的保留意见进行辩论。他们认为中国将失去独立，并处于花言巧语的沙皇继承人的控制之下。他们怀疑国民党具有抵御马克思主义和极权主义逐渐渗透到中国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不仅要求周恩来和同志们与国民党保持一致，而且还要他们加入国民党。这样，周恩来在旅欧的最后几个月里，同时为两个党工作。国民党还把他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中。这时期两党的相互关系十分密切。

　　当周被怀疑不忠诚时，据传他采取了富于戏剧性的自卫方式。他突然哭了起来。这情景如此感人，以至于在场的许多人都相信了他。在一次由国民党召开的会议上，当谈到无政府主义者时，他说：“他们大谈请愿、罢工，可是，当示威游行爆发时，面对着警察的枪口、棍棒，是谁走在队伍的前面，惨遭毒打、被捕、监禁甚至遭屠杀呢?是我们国民党的干部们!而不是他们!他们高谈暗杀和恐怖主义，但抛洒热血的却是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却不是他们!”周恩来恰到好处地身穿满是油污的工作服发表了上述慷慨激昂的演说，以显示国共两党的联盟将工人阶级的利益牢记在心。

　　1924年7月，周恩来接到党的命令：他在欧洲的任务特别是作为组织者的任务已经没有必要了。在异邦的土地上，他被一帮比在天津见到的还难对付的学生拥立为领袖，他们相处融洽。他领导解决了各种问题，例如学生承认双边政府的合理的贷款，充分利用欧洲教育机构，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促进欧洲政府对中国侨民的理解，等等。但现在他得返回中国南方的广东省，从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青年时代留学欧洲并幸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周的政治生涯中，几乎人人都支持他，如陈毅、李富春、蔡畅等。即使在经历了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后，这些人虽然不像别的团伙那样来往密切，但所谓的“法国帮”仍然在中国共产党内发挥着影响作用。

1924年7月，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成员欢送周恩来归国时的合影。前排中坐者为周恩来。

　　在法国，周恩来不仅遇到了李立三(李在几年后就成为周的有力的竞争者)，而且还遇上了越共领导人胡志明。周后来谈道:“在我加入共产党的时候，胡志明已经是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他是我的兄长。”

　　在欧洲度过的3年半时光，使周恩来得以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使他本人完全同这个主义相融合了。所有这些，加上他在巴黎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的逐渐提高，从而为他今后在国内的政治生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924年7月下旬，他离开了巴黎。

　　6个月后，法国警察在一份缉获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件中发现了周恩来的名字，因此决定调查他。他们除了知道周和共产主义运动有联系之外，其他的却什么都不知道了。但仅凭这一点，他们就足以把他驱逐出境。然而他们的行动足足晚了6个月。

　　鸟儿已经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