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24）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综合   2018-04-18 17:22:13

一九一八年；

本年在日本求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当时，马克思主义和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同时涌入日本，并得到广泛传播。周恩来先后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以及《新社会》、《解放》、《改造》等杂志。四月二十三日，读新出版的《露西亚研究》（即《俄罗斯研究》）杂志，从一篇论述俄国党派情况的文章中，了解到俄国社会民主党分两派，过激派主张“完全的民主，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实行用武力去解决一切（的）党纲”；温和派主张“民主，如办不到，则仍主张君主立宪”。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按现在情形说，君主立宪的希望恐怕已没有再生的机会。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在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一九二一年

本年旅欧期间，广泛涉猎各种思潮，多方博览各种学说，以审慎求真的态度，“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执著而又深入地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革命方式问题上其矛盾心理体现得更为突出。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日，他在比较了俄、英两种改革社会的途径后，致信表兄陈式周，说：“稳之极为保守，躁之极为暴动。然此亦有以保守成功者，如今日之英也；亦有以暴动成功者，如今日之苏维埃俄罗斯也。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法，不改常态，而求渐进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动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旧弊之效。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以今日社会之麻木不仁，‘惊骇物议’，虽易失败，然心于此中乃能求振发，是又弟所深信者也。”在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主义进行了反复的推求比较后，他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社会势力盘踞的社会里，“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等于梦吃”，法国总工会“大多数派大半已倾向于第三国际与国际赤色工联了”；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

一九二二年

三 月

本月致函国内觉悟社成员湛小岑、杨毅韬，说：“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 munism也就够了。”“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致函国内觉悟社成员李锡锦、郑季清，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并写《生别死离》一诗，对在长沙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的觉悟社社友、湖南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字正品）表示悼念，说此诗“颇能达我的意念”。诗中几段写道：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没有耕耘，

那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那有这类便宜事？”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在信中针对这首诗对李锡锦、郑季清说：“你们看了我这首诗，可以想见我现时的志趣来了。不用多谈，谅能会意。”“正品的事，真是壮烈而又悲惨。这不仅在中国为创见，便在世界劳动运动中也是仅见。我们对于友谊的感念上，不免要有点悲伤；但对他的纪念，却只有一个努力！我对他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和最近对于C．P．坚定的倾向。”

九 月

1日八月十六日撰写、九月一日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第二号上发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指出：“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世良方。”“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共产主义者决不作枝叶的问题，要大刀阔斧地来主张共产革命。革命未成以先，一切罢工，减时，加薪，自治，国有，协作等事件都不过被视为训练劳动群众帮助革命进行的种种手段，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依着现在中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我们与其在现状中作法自毙，莫如大彻大悟集合众力一心一意地从事革命。”“在革命未成功前，我们只是个破坏，无所谓建设。革命成功后，生产的劳动阶级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消灭了私有制度，集中了资本，公有了农田，重用了世界上有作用的科学家来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振兴艺术，更进而求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平配合。凡是现今中国资本家所难以先决的条件，到那时都将不成问题。只于暂时的国际封锁，或是国际干涉或许不能逃免。但是他们的联合是资本家，我们的联合乃是无产者。所以全世界的共产革命乃是最后一着，不管中国是前列，是后列，我们必须预备着，从事着，也永远不许忘掉。”“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啊！”

十一月

本月与张申府一起在德国柏林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我党发展了一个军事上的帅才。朱德后来回忆说：“我当时真高兴极了。从此，我抛弃了旧我，开始了最有意义的革命的新生。”

十二月

1 5 日在《少年》第六号上发表《评胡适的“努力”》的文章，批驳胡适宣扬的“好人政府”主张，强调革命军队的重要性，说：“手枪炸弹罢工罢市只能做革命的导火线，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若徒以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来恐吓，则手枪炸弹，他有躲避之法，罢工罢市，他更可以军队来压迫。这样薄弱的主张亦自不能与有组织的革命视为同值。”同期还发表了他写作的《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致工余社三泊君》一文，指出：“一国一种的民主革命，如法国革命、美国独立都是经过极长期的血战争斗才得使共和奠定，更何况无产阶级的共产革命”。“在革命期中，最初建设是要少过破坏的，五年来苏俄的努力多一半是用在铲除旧毒、内防叛乱、外拒强敌的工作上头。我们若肯平心静气地研究研究俄罗斯五年革命的记录，则知他们并不是不图建设的，也不是没有建设的，只是旧势力的反动迫得他们不得不在破坏上多下功夫。且他们从事破坏，又岂无意义？扫除了旧的障碍，新的制度方得逐渐实施。未来共产社会的实现，须要有共产制度为他做保障，俄国无产阶级今日的努力，乃正因要立此保障之基，所以他们的破坏才非盲目。”

一九二三年

四 月

6日在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一期上发表《德法问题与革命》一文（即致邓颖超的信）。文中说：“欧乱现正方兴未艾，所可希望的只是俄国。”“有人说：‘赤军是供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用的。’卢森堡当年也说：‘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这都是见到之语”。

本年根据国内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有意识地组织一些党团员学习军事理论，研究军事问题。还有计划地派遣一部分同志到苏联去学习军事，为党培养军事人才。据聂荣臻回忆说：“即使在当时，在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恩来就告诉我们必须学习军事科学。党不能够总是停留在政治辩论俱乐部的水平上。如果我们要改造我们的国家，就需要有一支军队。”何长工也回忆道：“从一九二三年初开始，在中央指示下，中共旅欧支部（应为中共旅欧组织一编者注）在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领导下，培养的大批骨干力量，为迎接国内即将到来的大革命，有计划地回归国内担负军事和工农运动的领导工作。我们留法勤工俭学的党员骨干基本是分两个部分。一部分送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去深造，一部分回到国内充实革命领导力量。”

一九二四年

二 月

1日在所主持的中共旅欧组织和旅欧共青团合办的机关刊物《赤光》第一期上发表《赤光的宣言》，其中几段写道：

“革命的赤光，

从北俄腾起，

惊醒了

冬虫般蛰伏的被压迫阶级，

震动了

春蚕般茧缚的世界殖民地，

封建余孽，

国际的强盗，

更被他照的原形毕露。”

“夜忆阑，

天将晓，

赤色之光，

早在东方闪动了。”

“起，起，起，

我们的朋友！”

同期发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等文章，认为：“所可恃者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并预言“中国农民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走上革命战线的”。“我们相信不久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均将会冲上前锋来做弄潮人”。

15日在《赤光》第二期上发表《革命救国论》等文章，文章说：“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列强和新旧军阀、封建余孽、洋买办、官僚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海外华侨、工人阶级、知识界、新兴工商业家、农民阶级这“五派是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若能合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之下，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太为辽远”。“常与列强势力接触、备受中国军阀凌辱的中国的劳动阶级——终将为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这是毫无疑义的。”

六 月

1日在《赤光》第九期上发表《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等文章指出：“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文章驳斥了国家主义派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种种污蔑。

7日在出席旅欧华人各团体负责人集会的发言中，主张将各团体联合会的共同目标由“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改为“打倒军阀，推翻国际资本主义”。

七 月

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与刘伯庄、周子君等从法国启程回国，向国内团中央报告工作，并代表旅欧团组织参加各种会议。临行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对周恩来作了以下评语：为人“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九 月

月初到达广州。当时广州是国共合作后的广东政府所在地。

7日撰写《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一文，纪念“九七”国耻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清政府同德国、俄国、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此日被称为“国耻日”。文章回顾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指出：“中国民族既与帝国主义不两立了，我们便当将帝国主义敌人认清，不容有丝毫和缓和妥协的希冀存在我们的心理中。”“中国民族欲图生存，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的唯一出路，只有革命，只有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涵义有二：一联国际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作反帝国主义的进攻；一联国内被压迫民众作推翻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军阀的革命。”

十 月

10日出席广州各界群众为纪念武昌起义举行的警告反动商团大会，并以广东民族解放协会代表身份发表演说，指出：“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工、农、兵、学、商要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商团在群众游行时向游行队伍开枪，打死二十余人，打伤一百多人，还张贴布告，公开要求孙中山下野，欢迎陈炯明回广州主政。商团是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武装，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动支持下，自八月以来阴谋在广州发动反革命军事叛乱，扼杀广州政府。

△在苏联顾问鲍罗廷、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支持下，孙中山成立平定商团叛乱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并从北伐军中抽调一部分军队回师广州镇压商团叛乱。周恩来、杨匏安等参加临时军事指挥部工作。十五日，在工农群众积极援助下，革命军击溃商团军。

30日撰写《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一文，指出：广州政府受南方军阀挟持，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常常表示退让，而时时压迫工人、农民的解放运动，其原因是包围孙中山左右的，大都是些不革命的右派和机会主义者，他们是永远希望和军阀、帝国主义勾结的。强调国民党必须让中间分子打破“妥协的心理”，“断然离开不革命的右派”，听孙中山指挥，与革命的左派连成一气，实行国民革命，“才能得到革命的工农群众作革命的基本势力”；“国民党当前急务是‘肃清内部’，界限便是革命与反革命”。文章分析国共合作后广东的政治形势，并总结平定商团叛乱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九十二期刊登了此文。

本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

秋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

十一月

本月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军校成立的同时，就根据苏联红军的经验，在军校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廖仲恺为国民党党代表，国民党党员戴季陶为校政治部主任（后为国民党党员邵元冲代理）、共产党员张申府为副主任。这是中国军队实行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的开始，是军事制度的一大改革。黄埔军校政治部，按规定是校长、党代表在政治教育方面的“佐理机关”，“专司本校一切政治工作”，其任务是负责和指导全校官佐、员生、士兵、夫工的政治训练，“使其具正确的政治知识，增进革命精神，自觉地遵守革命纪律，坚信本党主义之信仰”，同时“对外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务使人民确知革命军为压迫民众谋利益而奋斗，以实现总理武力与人民结合，成为人民的武力之遗训，而收军事进行上得人民帮助之实效。”但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以前的半年中，因为担任主任、代主任的国民党员戴季陶和邵元冲都是官僚政客，常不来校，副主任张申府只工作一个月即离校他往，所以，当时军校政治部“只有两位担任记录的书记，本无具体组织”，工作“很闲淡”，实际是一个死气沉沉毫无作用的机构。军校革命师生对此十分不满。在此情况下，经廖仲恺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同中共中央商定，请周恩来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到职后，立即增加部员，充实机构，建立健全正常的工作秩序和政治工作制度。部内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个股，从学生中选调共产党员蒋先云、李之龙、杨其纲、王逸常、李汉藩等到政治部工作。同时制订政治教育计划，加强对全校师生、员工和士兵的政治训练和对校内外的宣传工作，使政治部真正成为全校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周恩来除指导、落实政治部各项工作外，还代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在黄埔军校的中共党组织，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扩大共产党的影响。

△所主持的中共广东区委商得孙中山同意，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下属成员的配备与调动，都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及后来的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决定，主要工作和活动也直接向他们请示报告。队长、副队长、军事教官，由周恩来选调的黄埔军校特别官佐徐成章和第一期毕业生周士第、赵自选分别担任。党代表和政治教官由广东区委选派廖乾吾、曹汝谦分别负责。廖乾吾任队中中共党小组组长，直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广东区委还从各地调来一批工人、农民、青年充当队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

十一月、十二月

11月、12月黄埔军校教导第一、第二团先后成立，第一期毕业生共产党员曹渊、蒋先云、许继慎、张际春等分别担任教导团下属各连的党代表，统属政治部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