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组织和率领黄埔军校学生军，参加了这次示威大游行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综合   2018-04-18 17:27:39

　　——记周恩来沙基遇险

　　周恩来生前曾向我们警卫人员谈过他两次遇险的情况：一次是我将在《找不到答案的枪击》一文中所介绍的，另一次就是本文要介绍的沙基遇验。

　　“沙基惨案”发生于1925年6月，当时年仅27岁的周恩来，正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沙基惨案”是英、法等帝国主义继上海“五卅惨案”之后，在中国制造的又一起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事件。

　　1925年5月，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席卷全国。广州和香港的工人也奋起罢工，声讨英、法等帝国主义的暴行。6月23日，广州的罢工工人、农民和学生10万人，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支持和声援上海工人的行动。

　　当时，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组织和率领黄埔军校的一部分学生军，参加了这次示威大游行。

　　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广州沙面租界对面的沙基街的时候，早已荷枪实弹虎视眈眈的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军警，突然用机关枪、步枪猛烈射击，致使游行群众50余人当场死亡，170余人受伤。当时一左一右和周恩来并肩前进的两位同志，第一排枪响，即被帝国主义军警的罪恶子弹夺去了生命，倒在血泊中，周恩来幸免于难。

　　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沙基惨案”。

　　沙基街位于广州城城垣的西南角。这里原本是个荒凉的河滩，自对面的沙面岛“繁荣”起来之后，才沿着河滩建起了一条西式街道。这条街道与沙面隔河相望，相距不过50至100米，东西两端各有一座木桥，与沙面相连。“沙基惨案”后，革命政府为铭记国耻，已将其改名为“六·二三街”。

　　沙基街对面的沙面，原来是个小渔岛。沙面的南面是珠江和白鹅潭的汇流处，北面有一条小河汊，与沙基街的陆地相隔。现在的沙面，已成为广州市的骄傲，这里街道宽阔，树木苍郁。现代化的白天鹅摩天大楼直插云天，就像广州市高高扬起的改革开放的风帆。

　　但过去，这个渔岛却是帝国主义圈定的殖民地，是中华民族耻辱的标志。

　　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帝国主义入侵者就看中了这个可以由水路直达的小岛。他们贿赂清廷广州府的官员，以此作为“夷人”的“居留地”，允许他们在此居留和他们的商船在此停泊。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1857年英法联军入侵广州，占领了广州及广州附近许多城镇，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迫使清廷屈服议和之后，英法联军才在1861年退出广州。但这个小岛及小岛附近的水域并没有交还，作为租借地硬扣下来。到1925年“沙基惨案”发生时，这个小岛已被他们整治成可以代表“西方文明”的橱窗。他们不但在这里设了政权和管理机构，建了英、法、日、葡领事馆，开办了许多外国企业，还修造了当时看来相当豪华的维多利亚大酒楼。许多富豪就是鸦片战争前被欧洲人和亚洲人称之谓“海盗”的人。这些海盗，一种是属于某国政府的，另一种则是当时所谓的冒险家们。当时他们合伙入侵，大肆抢掠，如今早已变得“文明”起来，成了“国中之国”的官方武装力量。在岛上为他们服役的中国人，不但备受虐待，而且进出小岛要持有他们颁发的证件，以及检查搜身。

　　小岛虽是弹丸之地，但它的辐射力却非常大，辐射面非常广。广州的官府、广州的社会都被它以高速和高效能地扫描着。他们自信已创造出一种新“模式”，即半殖民地的形式，可以收到统治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那种殖民地模式的同样的效果。这种模式，始于清王朝道光年间，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之后，他们从未有过失败的纪录。但是，自中国共产党1924年1月在广州帮助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增添了三民主义的内容，实现了国共合作，帝国主义者感觉到与过去不同了，他们的“西方文明”屡遭失败。他们敏感地感到这种变化是一种不寻常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但鸦片战争以来未曾有过，而且是发生在西方14个帝国主义国家派兵企图扑灭列宁在俄国的革命失败之后。他们深深感到这是继俄国之后，在东方出现的前所未有的险情，于是把这种险情概括叫“赤化”。

　　当时，一位英国人曾著文分析说：广州已成为激进主义的中心，国民党已经有一种共产主义的趋向。军事学校已经在黄埔建立，学生由俄国军官训练，一般说来抱有俄国的观点。他们在训练过程中，发展了两种对抗情绪，一是反对英国;一是反对基督教。发展到加入抗议“五卅案件”时就尖锐化了。

　　广州是他们侵略中国首开纪录破门得分的地方，他们要将这一得胜纪录保持到终场。根据他们的历史经验，破门得分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武装方式。于是，1924年10月间，在广州城发动商团叛变;1925年春支持陈炯明攻打广州;1925年5月唆使据守广州城区的滇、桂军阀头子刘震寰、杨希闵兵变。“沙基惨案”就发生在6月12日平息滇、桂军阀头子的兵变之后，两者相距只有11天。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西方帝国主义者一再叫嚷“孙中山赤化”、“广州赤化”，似乎他们反对的只是共产党，其实这只不过是他们的借口。他们的目的，是企图永远保住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保住中国这块国土庞大、物产丰富的半殖民地。

　　当然，那位英国人说“赤化”是别有用心，但是1925年广州确实曾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许多共产党人曾经来过或集中在广州。其中著名的就有：李大钊、彭湃(时任国民党农民部秘书)、苏兆征、杨匏安(时任国民党组织部秘书)、周恩来(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董必武、谭平山(时任国民党组织部长)、林伯渠(时任国民党农民部长)、吴玉章。此外，在黄埔军校任职的还有聂荣臻、肖楚女、熊雄等。

　　弄潮

　　周恩来是1924年9月初，奉党中央调令从欧洲回到广州的。回到广州后，10月便被委派开始组建中共广东区委，并任区委员长兼宣传部长。接着又到国民党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官，11月任军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是这年6月建立的，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国民党左派主要领导人之一廖仲恺任国民党党代表，周恩来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襄助他工作。廖仲恺对当时年仅26岁的周恩来，非常器重，曾在家对他16岁的儿子廖承志介绍说：“他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

　　周恩来到达广州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不再听任帝国主义宰割开始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也是孙中山领导中国国民党革命最光荣的阶段，国共两党合作共同革命的最佳年代(可惜好景不长，1927年即被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派所破坏)，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视并掌握一支武装力量的开始，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人，是周恩来。

　　1924年冬，黄埔军校第一批学员毕业，组建了两个团，周恩来在团里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连队国民党党代表职务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除此而外，由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提议，经陆海军大元帅孙中山同意，还组建了大元帅大本营铁甲车队。共产党人徐成章和周士第担任队长。车队的活动直接由区党委和周恩来领导。铁甲车在当时是攻坚和防守的最先进的装备。党史权威著作认为，铁甲车队是我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而且是现代化的武装。

　　笔者为写本文收集资料时，在广州有幸拜会了当年铁甲车队的队员现在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的魏鉴贤老先生。据魏鉴贤老先生说，那时外国的铁甲车还没有运到，队员先学驾驶汽车和军事，车子一到，就能参加战斗了。笔者认为，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周恩来当时是看得很远的。

　　1924年2月，周恩来回国前，在巴黎的《赤光》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文中鼓舞革命青年要冲上前锋去做弄潮人。他说：“我们相信不久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均将会冲上前锋做弄潮人。”他9月回到国内，10月就参加了平息商团的叛乱，次年(1925年)3月又参加了黄埔军校东征讨伐陈炯明的军事进攻，6月参与了粉碎滇、桂军阀在广州市内发动的叛乱。我们想，这时平生第一次投身戎伍的周恩来，是充分领略了在武装弄潮中的那种特有的风味的。

　　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周恩来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对开展工运、农运、妇运、青运作了决议，要求猛力开展群众运动。也就在这次大会之后，帝国主义者接二连三地对中国民众大出杀手。这也许是他们从以海盗方式侵略其他国家和地区时起，一贯沿用的对付群众反抗的“传统经验”。这年4月8日，美国军队在福州开枪杀伤数十人;5月28日，日本军队在青岛包围工厂，开枪打死打伤20余人，捕去70余人;5月15日，日本在上海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枪伤10余人;30日，英国在上海南京路开枪打死打伤数十人，捕去100余人;6月1日以后，英、日、美帝国主义又出动军舰，陆战队布满上海，对工人、学生大捕大杀，死60余人，伤70余人。

　　生活在帝国主义炮口下的广州人民，面临着同样的遭遇。“五卅惨案”发生后，对帝国主义的暴行，群情激愤。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陈延年和改任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的周恩来，以及党在广州工会的负责人苏兆征、邓中夏，决定6月19日举行省港工人大罢工，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为了组织好这次罢工、罢市，6月18日在广东大学召开了由广州各界120个团体参加的代表大会。会上，各界代表愤怒声讨了帝国主义近年来在华的暴行，并决定成立“广州各界对外协会”，隆重推举国民党左派代表廖仲恺为协会主席，还决定以抗议“五卅惨案”声援上海工人和支持“省港工人罢工”名义，于6月23日上午举行10万余人的集会和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军队列队参加，廖仲恺为大会和游行总指挥。

　　在这场斗争中，共产党人自然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若干年后，周恩来总理曾在一次报告中提到过这场斗争。他说：当时我从黄埔学生军中的两个团里抽调了6个连每个团的一、四、七三个连，组成了一个营，从(国民党)党军里同样再抽调两个营去参加这次游行。要党的骨干去带领。周总理在这里没有提到大元帅大本营铁甲车队也参加了游行，很可能是一时忘记之故。据魏鉴贤老先生的回忆和资料记载，那次游行示威，铁甲车队被安排在在讨逆中屡建奇功声名大振的黄埔学生军和党军队伍的后面。而这种安排，可能是周恩来把它看做我党掌握的一支武装的缘故。因为他可以直接领导这支铁甲车队。

　　对周恩来决定抽调黄埔学生军参加这次示威游行，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是很不满意的，无奈国民党中央党部已正式通知他，要黄埔军校参加，欲阻无法，也只好装装左派的样子。到23日那一天，游行他没有去，连集会的会场(演说)也没有去。只是在黄埔学生和党军发生严重伤亡之后，才在以他的名义写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呈文里，指责了一下帝国主义的暴行。

　　蓄谋

　　6月23日，英法帝国主义在沙面的军警，突然开枪射击，残杀游行到对面沙基街的队伍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一次有预谋、有准备的行动。

　　他们害怕中国革命，害怕觉悟起来的中国人民赶走他们，害怕摧垮他们凭借中国人民的尸骨在香港、沙面建筑起来的所谓西方现代文明。他们设在沙面的英、法、日、葡领事馆，早已知道上海、青岛、福州等地中国平民的不停的“骚乱”，也早已知道6月18日广州120个团体的集会和决议。广东和香港外国工厂的中国工人19日开始罢工，23日将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军警全体支持并参加。在对付清王朝时就已联合起来的国际帝国主义，面对当前广州群众日益高涨的反帝情绪，自然惶惶不安。英国沙面总领事詹美逊与其他三国(法、日、葡)领事频繁协商，制定了一系列比上海、青岛等地帝国主义屠手们更富有西方高度“文明”特色的办法。

　　6月22日一早，詹美逊代表英、法、日、葡四国政府，向广东革命政府递交了一份紧急“照会”。“照会”说：“我从可靠资料获悉，而我也有理由相信，安排在明天的爱国游行的学生分子中准备进攻沙面桥，侵入沙面，而企图成为烈士。”我“庄严地警告广东政府，如果任何企图入英国租界沙面，将会引起武力抵抗，而其后果将由你们政府负完全责任”。“照会”最后说：“我写的语气很严重，以便将来不致有人再说是残酷的帝国主义无辜杀死毫无防备的中国青年。”

　　这份“照会”，可谓是世界外交老手大英帝国的高水平之作，他给广东革命政府打来一个无法接的擦边球，看你怎么办?第一、它送得不早不晚。你不是筹备好明天游行吗?我今天给你送来，叫你收兵不成，不收也不成。第二、“照会”言辞彬彬有礼，满腹慈肠，却又将消息说得准确无误，把责任踢给你。第三、它并不讲反对你举行反帝游行示威，而仅仅指出你“侵入沙面”。第四、他们是与“广东政府”打交道，而不是与当时的合法政府北平北洋军阀政府打交道，第五、最后一段话，其讦谲、其恶毒、其刁钻、其阴险，可以说是集帝国主义文献文明之大成。它说明我的屠杀决心已定，看你怎么办!这是恶人先告状，杀人者有理。

　　他们开枪杀人的计划到底是怎么部署，我们无法找到他们的档案资料，不过，从当时广州的报纸刊载的一些报道上可窥见一斑。其中一家报纸写道：“22日沙面东西桥铁闸完全关闭，并派水员登陆，所有沙面之重要地点，高筑沙包，如临大敌。又，是日上午1时许，英国浅水舰罗便号驶入我华界同德大街海面寄碇。又，是日下午2时，有日本兵舰两艘驶进白鹅潭水面。统计现湾泊沙面之外国军舰，英国三艘、美国两艘、日本三艘。”

　　这大概就是詹美逊与其他领事频繁协商密谋的主要内容。

　　詹美逊22日递交的“照会”，其实19日他们就封锁了沙面东西两桥，即使持有通行证的中国人也一律禁止入内。岛上的妇女儿童，一些去了香港，没走的也搬到船上去居住。

　　看来，他们还是怕中国人民!

　　侵略者既然已经把箭搭在弦上，那么射谁?怎么射?什么时间射?他们事前的计划机密我们虽然无从得知，但随后随着疯狂的屠杀行动便全部曝光了!

　　沙基屠杀的第二天，詹美逊在代表英、法两国政府答复广东革命政府的抗议书时，就露出了自己的马脚。他说：英、法租界仅仅是为了对付来自沙基方面中国军队和军校学生的进攻而进行的武力自卫行动。他所说的“自卫”纯粹是谎言，但也供出了他们的射杀目标，是事前就进行了选择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惨案死难的50多人中，黄埔学生军和党军就占24人(许多资料中说是23人，而校长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呈文中则说是24人，此处按蒋说笔者注)，受伤的170多人中，黄埔学生军和党军占53人。后面还有记载可资佐证。

　　血火

　　6月23日这天，是夏至后的第二天，广州的太阳从头顶直射，可说是落地无影。虽然未近中午，但早已炎热得如火烤笼蒸。

　　广州各界声援上海人民和香港工人反帝示威大游行的会场，设在东校场。大广场设总会场，因那时没有扩音设备，将总会场又分成为三片，各设一个分会场，每个会场都有主持人和演讲人。军警界划在一个会场。总会场的执行主席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由他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文告，支持这次集会游行的是代理大元帅、广东省长胡汉民。代表国民党中央演讲的是廖仲恺。各界也都有自己的代表发表演讲。军警界分会场，则由汪精卫、周恩来、何应钦等人主持。23日午时，周恩来和我党在黄埔军校的几位骨干，就率领黄埔学生军队进入了军警界分会场，党军师长何应钦也率领党军队伍进入分会场。

　　1988年，笔者访问已84岁高龄的魏鉴贤老人时，他还清楚地记得这次集会那个雄壮的日子。他深情地回忆说：“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我是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员，队长是周士第(周士第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我军重要领导职务，1955年授上将军衔，1979年去世笔者注)。那年我20岁，对周恩来早已闻名，但没有机会看到他，我是站在队列里，经别人指点才知道他是周恩来的。”当时“他站在主席台上，整齐地穿着一身黄埔军校的黄色军装，缠着武装带，打着裹腿，不时有人找他说些什么事情，他的样子很突出。他在黄埔、在东征、在平息杨、刘叛乱(即滇、桂军之乱)中，名声特别大，所以我印象很深。”

　　集会在下午1时半完毕，10万人的队伍，开始沿着预定的路线游行，香港罢工工人的大队走在前面，其后按顺序是工、农、商、学、兵。每个人都臂缠黑纱，以示对上海等地被帝国主义屠杀同胞的哀悼，手里执着红旗，红旗上写着口号。军警队伍每四个人为一列，按粤军、警卫军、湘军、讲武堂学生、党军第一师、黄埔学生军次序行进，铁甲车队殿后。路线两旁，布置了荷枪的军人维持秩序。(何应钦没有在队列中亲率党军，而是高骑大马，由数骑簇拥，和几位军警首领走在整个军警界大队的前头)。他们是为向帝国主义显示自己的力量，为庆祝东征陈炯明的胜利，庆祝平滇、桂军的叛乱，为党开始获有武装力量，以阔步雄姿出现在这次革命高潮之中的。

　　这天尤为壮观的，是革命政府的两架飞机，不时在游行队伍的上空飞上飞下，投撒彩色传单。这在当时是非同小可的事!

　　下午3时20分，队伍行进到沙基街，面对近在咫尺的沙面帝国主义的堡垒，他们意气风发，情绪激昂，呼声震天，脚步撼地，铁臂如林，扬中国人之眉，吐中国人之气!

　　然而就在这时，盘踞在沙面的英、法等帝国主义强盗举起了屠刀，再一次开始血洗中国的土地，屠杀中国人民。排枪声、机关枪声骤然大作，如雨般的子弹射向游行的人群。与此同时，停泊在白鹅潭的强盗军舰，也开了炮，炮弹在街面的人群中和建筑物上爆炸。站在街道两旁观看的人群和游行队伍，秩序顿时大乱。

　　由于帝国主义的屠刀是直接冲黄埔学生军和党军来的，周恩来和他的同事们自然首当其冲。第一排枪响，和周恩来并肩前进的同志，左侧的一位，右侧的一位，当即被帝国主义的罪恶的子弹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永远扑倒在革命行进的前列!周恩来听到枪响，当即和同事们匍匐在地上迅速转入小巷，到后街隐蔽。

　　面对帝国主义强盗的屠杀，他们既没有攻击的任务，也没有还击的命令，只有怒火沸扬，恨不得把沙面烧掉。

　　周恩来这次之所以幸免于难，笔者以为：一、可能与他当时思想上对帝国主义警惕有关，因为他知道在上海、青岛、福州等地，帝国主义强盗都是突然开枪的;二、可能与他左侧的同志有关，左侧的同志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射向他的子弹;三、迅速匍倒并转到后巷。

　　帝国主义强盗开枪射击的主要目标，是黄埔学生军和党军，铁证如山，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据魏鉴贤老先生说：我们铁甲车队走近东桥之时，枪炮齐鸣。我队便行隐蔽，没有伤亡。约有一个小时，枪炮声才停。上级命令我队到沙基街救护死伤人员，因为下了雨，满街是血水。我们个个都是热血青年，对身遭国耻气愤万分。当时受命在沙基街维持游行秩序的广州警察第九医署署长、分署长、署员，在事后呈报的公文中说：“(下午)三时廿分钟，巡行大队前队已过八、九，工人、学生已转入内街时，对面(面岛)外人忽已躲避不见。(黄埔)学生军将至西桥，正到沙基调元街口之际，沙面维多利亚酒店(解放后改名为胜利大厦笔者注)楼上，不知何故竟开枪向巡行队伍射击。而英工部局(那所建筑中的洋兵)一闻枪声，即用机关枪向沙基一带射击，未几何时，对面射击之枪声如串炮，白鹅潭之外国兵舰，更开炮向北岸遥击。”

　　何应钦是骑马走在写警队伍前面的，他说当时已经和队伍的前段转入内街：“当巡行经过西桥沙基向栏杆街前进时，予在先头部队，正发令暂停呼喊口号改唱国民革命歌之际，卜卜之声遂由予之后面而来，初尚不料帝国主义者有如是之凶残，犹泰然疑为民家燃放炮竹也。”当时不少报刊报道，军界中伤亡者以黄埔学生和党军尤多。蒋介石在写给国民党中央的呈文中，称：“军校入伍生死12人，伤23人，党军官长死4人，士兵8人，伤者30人。”

　　在这次惨案中，周恩来幸免于难，可说是万幸。邓大姐曾说：我在一个多月后从天津调到广州，任党的广东区委委员和妇女部长。这时才听到恩来说这段情况：枪声一响他立即匍下，在左右两旁的同志中弹牺牲了，军校队伍马上撤到后街去了。大姐深沉地说：那次恩来幸免于难。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帝国主义的屠杀，又一次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怒火。这次惨案的发生，促进了省港大罢工的深入，7月初建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使这一运动坚持了16个月，将香港变成了“死港”、“臭港”。对此，史学家胡华曾评论道：“省港大罢工促进了广东革命政府的稳固，罢工工人成为广东革命根据地伟大支柱。如果没有省港罢工的斗争，1926年的北伐战争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