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的公开出版的报纸,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出版的全国性党报。自1938年1月11日创刊,直到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封闭,共持续了9年多,总计出版3231期。周恩来为它倾注了大量心血。
1937年,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谈判过程中就想要在国统区创办一份公开出版物,以便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向国统区广大人民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8月中旬,周恩来在南京与邵力子商谈这个问题。邵力子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积极主张联俄联共,这个问题在他那里得到了解决,允许中共南京办事处筹创《新华日报》。之后,周恩来借拜访之机请国民党中央监察院院长于佑任为《新华日报》题写了报头。经过积极筹划和紧张筹备,1938年1月11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创刊。武汉失守后,报社迁到重庆继续出版。周恩来亲自为创刊号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9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有37篇,题词11次,经他亲自修改过的稿件不计其数。虽然在国统区的统战工作极为繁忙,但他每天仍然抽出一定时间,指导《新华日报》的工作,接见报社的工作人员,亲自审阅报纸的社论、专论和重要文章。经他修改审阅的文章总是能见到圈圈点点,修改过程一丝不苟。
1938年10月1日,周恩来从延安赶回武汉,一边部署在重庆出版《新华日报》,一边和《新华日报》的部分员工一起坚守武汉。10月上旬,周恩来挤出时间,为《新华日报》撰写《论目前抗战形势》的长篇社论,宣传持久战的理论和抗战必胜的道理。10月20日左右,武汉形势急转直下,报刊大多停刊,《新华日报》成了武汉人唯一能看到的一张报纸。武汉沦陷前几天,周恩来每天都抽出时间与留在报社坚守的同志研究报纸的出版。10月24日晚,周恩来来到新华日报社办公地,当时报社绝大多数编辑记者已经撤离,只有3位同志留守:一位执笔写稿,一位排版,一位负责印刷。当天夜里,日军攻到武汉城郊,周恩来在报社口述了《新华日报》在武汉的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在日军占领武汉数小时前,这期战火中的报纸传到了武汉读者的手中。在《新华日报》留守的几位同志全部撤离后,周恩来才最后离开武汉。
《新华日报》宣传团结抗战、宣传真理,揭露黑暗、敢讲真话,因此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遭到国民党千方百计的破坏、压制和封锁。而《新华日报》的同志们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使得报纸总是能够冲破封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1941年1月11日,是《新华日报》创刊3周年纪念日,报社的同志们聚集起来举行纪念会。正当大家聚精会神聆听周恩来的报告时,八路军办事处突然送来一份电报。原来,蒋介石布置重兵对奉命北移的皖南新四军9000余人进行“围剿”,到电报发来时,战斗还在进行中。消息传来,群情激愤。这时候,电灯突然熄灭,会场一片漆黑。不一会,电灯重新又亮起来,周恩来高声讲道:“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冲破的。”他鼓励大家对亲日派袭击新四军抗日将士的滔天罪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阴谋,一定要斗争到底。同时,他提醒大家,要准备迎接更严重更艰巨的斗争。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伤亡惨重,军长叶挺被扣押。
1月17日,国民党当局污蔑新四军为“叛军”,下令撤销其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并准备在各种新闻媒体进行大肆宣传。为了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把皖南事变的真相告诉广大人民群众,《新华日报》写了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结果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全文扣押,不准刊登。
周恩来愤然写了两幅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要求报社第二天务必刊登。
当天晚上,国民党新闻检查人员守在新华日报社等待将要出版的报纸,并在报社周围布置了许多警察特务。报社的同志早已做好准备,一方面在编辑部、印刷厂设立守卫,不准特务进入。另一方面,几个负责同志将检查人员带到会客室虚与委蛇。早有同志将准备好的报纸送来检查,送来的报纸做了改动,事先由编辑同志找了两段无关紧要的文字替代周恩来的题词,在版面设计上和周恩来的题词大小一样。检查人员没有看出什么端倪。而在印刷厂,印刷的却是有周恩来题词的报纸。第二天,赶在各大报纸发行前,《新华日报》就开始在大街小巷发售。整个山城因周恩来的题词而震动。
国民党没能将《新华日报》的报道扼杀在摇篮里,又开始在销售渠道上做手脚。自周恩来题词刊登后,发送《新华日报》的报童几乎每天都要遭到国民党警察特务的殴打甚至扣押。周恩来知道后,多次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交涉,营救被扣押人员。2月的一天,周恩来由曾家岩乘车到市区,路上正好遇到国民党特务正在追打叫卖《新华日报》的报童。周恩来见状,立即叫司机停车,他下车来到报童跟前,接过《新华日报》向周围的群众散发。国民党特务虽然不认识周恩来,但见他是从车里走出来的,又沉着镇定,举止不凡,一时也手足无措,不敢造次。围观的群众有人认出了周恩来,流露出钦佩的表情。周恩来还勉励那个小报童:“你今天表现得很勇敢!”周恩来亲自在街头散发报纸,一时在重庆广为传播,也大大鼓舞了报社的工作人员。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新华日报》坚持以事实为导向,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争取同盟者。1941年5月,日军约10万人进攻黄河以北位于晋南、豫北的中条山地区。这一地区集结有国民党军队十五六万人,然而他们却对日军的进攻缺乏作战准备,更在日军进攻时大部分采取避战方针,不到20天就损失兵力7万余人,更丧失了中条山及附近地区的大片国土。国民党军队在中条山的惨败,引起国内舆论的一片谴责之声。蒋介石及国民党宣传部门讳败诿过,国民党报纸、通讯社和日寇的反共宣传互相呼应,公开在新闻界造谣。国民党的《大公报》更是公开相继发表社论、评论,矛头直指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不作为。
周恩来与这场反共舆论作了坚决的斗争。他向蒋介石的代表刘斐提出严正抗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国民党在公开污蔑造谣。蒋介石为此亲自会见周恩来,但也只是假惺惺地表态:“能配合行动就好,只要有成绩,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饷弹自然发给,捉的人我会命令他们放的,根本问题也可以谈好。”
与此同时,周恩来写了一篇《致大公报书》寄给《大公报》总编辑部,列举各种事实对该报的污蔑造谣加以驳斥。在信的最后,周恩来说:“贵报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23日,《大公报》被迫全文转发了周恩来的信。同时又由张季鸾炮制了一篇题为《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的社评,用“国家中心论”来抗拒周恩来的批评。张季鸾其人一直在为乞和事来回奔波,连汪伪政权的汉奸周佛海都曾在伪报上质问他:“如果我是汉奸,张季鸾是什么?”
周恩来的《致大公报书》同时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并经新华社做了广播。6月13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及各解放区的报纸都予以发表。6月17日,毛泽东从延安打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你的信和《大公报》的文章,我都看了,很有意思,你那封信写得很好。”这封信发表后,在重庆、国民党统治区、解放区乃至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帮助人们弄清了真相,使一切造谣者无言以对。刊登这封信的《新华日报》增刊销售1.7万多份,打破了以往的发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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