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沦陷后,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社会各界名流云集武汉。然而,由于缺乏组织者,难以形成一股凝聚力和一呼百应的宣传效果。在这种形势下,文化界翘首以待一位能拨开阴翳的领军人物来指引正确的航向。
1938年1月,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陈诚邀请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持抗日宣传工作。
郭沫若坦诚地向周恩来表示,不愿到国民政府任职,认为:一则“自己耳朵聋,不适宜做这样的工作”;二则觉得“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三则认为自己如能“处在自由地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且“一做了官,青年们是不会谅解的”。
周恩来充分理解这些顾虑,耐心地做说服工作。他强调政治部第三厅作为一个政权组织作用重大,有了“三厅”这个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到后方去,到大大小小的城市和广大的乡村,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周恩来还恳切地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周恩来推心置腹的话语打动了郭沫若,他同意任职,但是希望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公开地、痛痛快快地工作”。周恩来又劝他服从党的需要,要忍受内心的“寂寞”,还是以非党人士的身份,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周恩来如此安排用心良苦,既是为了团结大多数,也是为了减少郭沫若的工作阻力和保障他的人身安全。
4月1日,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昌正式成立。三厅设3个处,每处设3个科,编制300人;下辖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1个漫画队、1个电影制片厂、5个电影放映队及孩子剧团,总数达3000多人。三厅各级负责人中,有不少文化界名流。他们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可谓群英毕集,盛极一时。
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第三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周恩来和郭沫若做了周密的部署,宣传周活动开展得有条不紊,每天都有一个主要节目,几十个演剧队和数百个宣传队深入武汉的大街小巷和郊区农村,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武汉三镇。对此,郭沫若称道:“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全国上下形成了空前的团结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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