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战火迅速燃烧至整个东北,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宣言,表明了抗日救国的坚定立场。当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成为最早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主要负责人。
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的东北爱国人士、青年学生自发组织了东北民众救国会。周恩来对此十分关注和支持,并在1931年10月发表题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的当前任务》的文章,明确指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群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支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普遍的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该文于1932年初传到东北,为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抗日斗争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前进动力。
抗战初期,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十分薄弱,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也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因而在日寇的军事镇压和分化瓦解、威逼利诱下,损失惨重,转向低潮。面对这一情况,在周恩来主持下,党组织向东北派遣了大批干部,如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赵尚志、赵一曼、张甲洲等,到东北军或义勇军中工作,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发动和组织群众,使东北抗日运动出现了生机。
随着日军对华北地区的进一步侵略,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的制定迫在眉睫。1935年12月,中共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军事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专门负责开展东北军的工作。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周恩来同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等党和红军领导人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言辞恳切,感人肺腑,令东北军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为早曰联合抗日奠定了思想基础。1936年4月,周恩来赶赴延安与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秘密会晤,谋求携手抗日共同救国的途径和办法。双方彻夜长谈,坦诚交换意见,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成了共识。同年6月,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同时具体阐明了争取东北军的主要工作和关键,为扩大抗日力量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东北军内部发生剧烈动荡,局面十分混乱,东北救亡运动再次陷入重重困境。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再派周恩来调节和解决东北军问题。周恩来一方面不顾危险,苦口婆心地劝说一些极力主战的官员,安抚群情激昂气势汹汹的东北军;另一方面,指示负责东北军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澜波,去渭南前线劝说105师师长刘多荃勿将枪口转向西安,保持东北军与红军的合作,一致对外,联手抗日。周恩来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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