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黄绍竑与周恩来在汉口会晤
来源：云和新闻网   2018-04-29 15:29:58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黄绍竑赴武汉出席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间，特意与中共驻武汉代表周恩来会晤，主要商谈解决闽浙边区问题。

　　当时的浙江局势复杂，国共双方虽然停止了战斗，但部队依然对峙，随时都有发生摩擦的可能。坐镇浙江省的第十集团军司令刘建绪消极抗日，不顾钱塘江岸防兵力空虚和日寇虎视眈眈，反调重兵包围粟裕、刘英的闽浙边区新四军。黄绍竑对此事提出了异议，但刘建绪显然有人撑腰，并不买他的帐;二陈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对他再度主浙，采取不合作态度;在浙江有很大实力基础的复兴社和CC系势力又不断的掣肘，暗中的监视和牵制，使他不得不有所顾忌，只有采取暂时的迁就和忍让的策论。另外，黄绍竑与周恩来在1937年山西太原曾有接触，当年黄绍竑被蒋介石任命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前往山西指挥对日作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予以大力支持，周恩来与其共商抗日，并就山西作战计划交换意见，黄绍竑开始对共产党产生好感，在后来一次与浙江知名进步文化人士严北溟交谈，回忆与周恩来交往的情景时说：周先生给了他很多的鼓励，希望他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立场，支持抗战青年文化运动统战工作，他自己也确实感到有这种必要，决心要做到不负周先生的嘱托，同时对国民党顽固派仇视进步青年、文化人那种倾向表示不满。所以，黄绍竑特意与周恩来会晤，就是希望能得到支持与帮助。

　　面对黄绍竑犹豫、顾忌，周恩来晓以民族之大义，通过交谈，黄绍竑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周恩来的坦诚与磊落，更使黄绍弘看到共产党的高风亮节，所以当周恩来提出希望国民党军队以大局为重，给闽浙边区新四军让开一条路，以便尽快奔赴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黄绍竑终于下了决心表示支持，并主动提出，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一直处在艰苦的环境中，物资条件很差，在部队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前，浙江省政府将发给一批武器装备，为抗日武装提供军备后勤保障。其实黄绍竑心理明白：新四军要抗日，作为省会主政者，没有理由阻拦，另外中共军队离开浙江省境，自己也可以少一块心病，何况新四军在敌后游击也可减轻国民党军队的正面压力。

　　回浙后，他通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与刘建绪达成默契，然后又与中共代表黄昂等继续就具体事情会谈。经过多次谈判磋商，最终达成四点协议：

　　1.中共闽浙边区武装部队开赴苏皖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并确定赴皖路线;

　　2.中共部队经过时，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团队不予为难，并给予补给上的方便;

　　3.中共留在后方的家属，省政府保证其安全，但不能有宣传赤化政治的活动;;

　　4.准许中共在丽水或温州设立办事处。

　　至此，国民党浙江政府正式承认中共在浙江的合法地位，在浙江境内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正式形成了浙江全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不久，刘、粟率部由平阳、瑞安、丽水各县边境抵达丽水大港头镇集中，准备深入苏皖敌后。在粟裕的盛情邀请下，黄绍竑专程前往大港头检阅部队并作了一番热情激昂的讲话，表示要“团结共同抗敌”。同时，部分兑现自己的承诺：发给子弹3万发，军服100套。部队到达皖南目的地后，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粟裕为第二支队副司令员。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军中人们称之为“老三营”的部队，就是当时浙南的子弟兵，它的前身就是红军挺进师。另外，粟裕在江苏镇江城外的一次作战中，缴获日军少佐军刀一把及望远镜一只，特托周恩来送给黄绍竑作纪念，表达谢意。

　　想不到这一切举动没能逃脱蒋介石的眼睛，发了份电报，指责他“政绩不佳、声名狼藉”。要他好自为之，“切实注意”。黄绍竑被搞得个云里雾里摸不着边际，他怎么也想不到在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个最高统帅。自从政以来他从未受到过这样严重的责备他不服气，更不理解，当下驱车赶往武汉，向蒋提出辞呈。职未辞成，蒋的一席话却使他茅塞顿开：你自去年山西作战回来，逢人就说八路军军纪好，善于游击战，打仗勇敢，共产党如何发动群众、动员民众，军民配合投身于抗战等等好话。各级党部、黄埔军官、地方绅士听了自然不服气，要说你的闲话。

　　黄绍竑越想越可悲，既为蒋介石，也为自己的幼稚而感到悲哀。见蒋介石没有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复，便索性赖在武汉不走了。

　　指挥取得台儿庄大捷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也在武汉东湖疗养。他听到老友黄绍竑逗留在武汉、不回浙省任所的消息，大吃一惊，连忙赶到黄绍竑的住处。当李宗仁听完黄绍竑的诉说后，半晌无语，末了，李问道：“季宽，你觉得错了吗?”

　　“我没有错，错就错在老蒋心中有心，我看他一刻也忘不了共产党。”黄绍竑颇为感慨。他原以为事过多时，如今又是大敌当前，委员长会忘了过去的干戈对手。李宗仁像看穿了这位同乡的心事说：“你说了共产党这许多的好话，帮了他们的大忙，当然戳到了委员长的软肋。不过尽管你落得‘政绩不佳、声名狼藉’的指责，但我们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中华民族，又何惧这个指责呢?我看你还是回到任所，肩负起抗战的责任吧。”听了老友的劝说，黄绍竑才又回到了浙江。

　　事后，黄绍竑才知道这次风潮发生的真正原因是自己与共产党接触太猛进，除在政工队吸收中共人士外，出席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与周恩来的会晤以及在李济深寓所会见叶剑英、陈绍禹、秦邦宪等都引起国民党内部的闲话猜疑。

　　后来黄绍竑对这段历史性会晤作了真诚的回忆：

　　“周恩来是我在大革命时就认识的，在山西抗战又碰了几次面，那时适值他在汉口，我去找他，一方面想知道山西方面的最近情形，主要是想请教他关于发动民众，团结民众的方法。共产党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团结民众的方法是著名的，我知道国民党的老一套是不行了，想学一学，并且请他以后派一些人去帮忙，他答应了，并不指名是哪一个，当然不止一个，我到浙江后，他们给了我直接或间接的帮忙。……不久他们的部队(粟裕部队)由平阳、瑞安、丽水各县边境到丽水大港头镇集中，那时我正在碧湖训练团，粟裕到碧湖找我，并邀我到他部队去讲话，我答应了，还留他们在训练团吃了顿午饭，他们的队伍有六七百人，枪支齐全，我无非说了些团结抗战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