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概况
倪志亮，一九二五年入黄埔军校学习。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大 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广州起义时被起义部队开释，遂参加了起义作战。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东北红军游击队队长，游击支队支队长，红一军第一师三团团长，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师长，第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兼红军大学校长，右路纵队司令员，红四方面军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步兵学校校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晋冀豫军区司令员，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军委四局副局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北军区、嫩江军区、嫩南军区司令员，西满军区副司令员，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兼武汉警备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教育长、教育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大事年表
1900年生，北京人。读私塾4年，15岁高小毕业后做杂货店学徒。
1917年春入皖系军队当兵，任过班长、排长。
1924年春入陕军第一混成旅炮兵营当文书。
1925年秋考上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接受革命教育。
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逮捕拘禁。广州起义时被起义部队开释，遂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初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因病掉队。3月去豫东南的新蔡县，参加党的秘密工作。5月任中共新蔡县工委干事。10月组织鄂东北红军游击队，任队长。1929年2月任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第三大队大队长。
1930年4月任红一军第三十一师第三大队大队长。6月至7月任红一军第一师第三支队支队长。同年8月至1931年1月任红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
1931年1月至10月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团长。10月至11月任红四军第十师师长。11月至12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1932年7月至1933年6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
1933年7月至1934年12月兼任红四方面军彭杨军政干部学校校长。 1933年7月至1935年3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红军第四方面军总部司令部参谋长。参与指挥红四方面军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和各次反“围剿”作战。
1935年4月参加长征。同月至11月任红四方面军司令部参谋长兼红军大学校长。同年9月至1936年1月任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长。1935年11月至1936年1月任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1936年3月至7月兼任金川军区司令员。9月至10月任红四方面军步兵学校校长。到陕北后与抗日红军大学合并。
1937年1月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兼第一科第二队队长。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至1938年12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
1938年2月负责组建晋冀豫军区。3月至8月任中共冀豫晋省委员会委员，5月至8月任省委军事部部长。4月起兼任晋冀豫军区司令员。
1938年8月至1940年1月任中共晋冀豫区委委员、军事部部长。
1939年秋任晋冀豫军区司令员。后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1941年6月调任中共中央军委第四局副局长。 1942年2月调中央党校学习，任第二大队大队长兼党支部书记，与徐向前合写《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一文。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七大结束后准备赴华中前线。8月中旬日本投降，遂转赴东北。1945年10月至1946年1月任辽北军区司令员。1945年12月至1947年5月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委员。
1946年12月至1947年5月任常务委员。
1946年1月至3月任吉江军区司令员。3月至5月任西满军区所辖嫩南军区司令员。4月参加解放齐齐哈尔战斗。同年5月至1947年1月任嫩江军区司令员、党委副书记。1946年7月至1947年1月任中共嫩江省委常务委员。
1947年2月至8月任西满军区副司令员。4月至8月任东北军事政治大学西满分校副校长。同年11月至1949年7月调任东北军事政治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主持日常工作。
1949年5月至8月任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5月至7月任武汉市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同年7月至1950年8月任司令员。1949年8月至9月任华中军事政治大学副校长。12月学校改为中南军事政治大学，仍任副校长。1950年3月至1953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7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大使，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起到军事联络员的作用，受到朝鲜人民和金日成首相的赞扬，被授予一级国旗勋章。
1952年2月奉调回国。9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教育长;1955年10月至1958年11月任院党委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8月至1958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1965年1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1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建立外交关系
担当首任驻朝鲜大使
1949年10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同友好邻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50年1月，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到北京赴任。而中国驻朝大使人选仍然在酝酿之中。此时，正有军队系统的倪志亮等10位兵团级高级将领被抽调到外交部工作，准备作为出任驻外使节的主要人选，在北京接受外交培训。倪志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黄埔军校时期，他就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广州起义。红军时期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先后担任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晋冀豫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期间，任辽北军区及西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等等。作为一个军事将领，倪志亮在战争年代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指挥作战有方，屡立战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国解放后，倪志亮又担任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兼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继续在解放军教育战线上工作，为培养更多合格的军政人才而努力。 1950年初，正当倪志亮努力抓教学工作时，中央来了调令，要他去北京做外交工作。刚接到调令时，倪志亮有点犯难。一是对外交工作相当陌生，二是担任军政大学的主要领导工作已有两年，比较熟悉，抓起来得心应手，也想再干出一点新成绩来。但是，作为一名大革命时期就入党的老同志，倪志亮还是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很快交代了军政大学的工作，从武汉启程前往北京，到外交部报到，一见面，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就问比自己小两岁的倪志亮：“你是位老同志，对于这次工作调动，有什么意见?”倪志亮的回答几乎与其他从部队抽调来的高级将领如出一辙：“坚决服从命令。不过，我对外交一窍不通。”总理也还是那句话：“可以边干边学嘛!”经过三四个月时间的培训，倪志亮由对外文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变成了粗知外交礼节的新中国首批驻外使节之一。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半年多，与世界各同的认知还有一个过程，但仍有十来个国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最后选定倪志亮担任驻朝鲜大使。因为朝鲜是中国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劳动党是关系密切的无产阶级政党，另外，朝鲜南北双方因为党派不同，政见也就不同，矛盾很深，所以，选好驻朝大使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 自从被指定为驻朝鲜大使以后，倪志亮就认真研究和关注起中国东北部的这个友好邻邦了。当时，朝鲜半岛的局势很紧张。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嘱咐倪志亮要多关心朝鲜时局的变化。这时，由于战争年代的战伤和哮喘病复发，倪志亮不得不停止在北京外交学习班的学习。经周总理批准，倪志亮回到武汉休养，准备康复后赴朝鲜正式上任。回到武汉后，倪志亮边休养，边看书了解朝鲜向北双方的矛盾，边关注朝鲜北南双方的时局变化。
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5日早晨，朝鲜南北双方的内战终于爆发。朝鲜战争成了眼前世界上最大的热点，作为友好邻邦，中国不能坐视不管，于情于理都要支持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在具体行动上，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以示支持。但是，大使倪志亮仍在病中，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立即考虑应派临时代办入驻朝鲜。这时，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向周恩来推荐了一个合适人选，他就是准备到驻东德使团工作的柴军武公使。柴军武也即后来在中国外交界很有名气的柴成文。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后，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 1950年6月30日，周恩来紧急召见柴军武。周恩来说：“不要你去柏林了，聂老总建议你去平壤”，“朝鲜打起来子”，“我们需要派人同金日成保持联系，倪志亮大使还在武汉养病，一时去不了，现在要你带几个军事干部先去”。柴军武二话没说，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于是，柴军武以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的身份，率领两名参赞、一名一等秘书、一名武官、两名副武官先期到达平壤，正式建馆办公。一份“汇报提纲”关于朝鲜战局的第一手资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打着联合国旗号武装干涉。7月，倪志亮被正式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出国前，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做了指示：我们是大国，首先应注意团结驻在国;应注意重大的问题，少管日常琐事。倪志亮听了，决心不辜负重托，当好参谋。外交部领导在业务方面对他做了具体指示。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给美国及其所纠集的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联合国军”的外衣，8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进一步扩大侵朝战争。这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一个决策，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 8月1日，倪志亮赴任途中，在东北边境城市安东，也就是现在的丹东市，稍事停留，受到了安东军区司令员胡奇才的热情欢迎和接待。8月12日，倪志亮抵达平壤。次日，倪志亮正式向金日成首相呈递了国书。这时，朝鲜人民军进展顺利，捷报频传。美军正暗中策划在仁川登陆，企图一举切断朝鲜人民军的退路，进而占领朝鲜全境。8月18日，毛泽东致电高岗，要边防军务必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周恩来还以外交部长的身份，要求驻朝大使倪志亮注意观察朝鲜战局的最新动向，有了情况随时报告。9月2日，倪志亮和柴军武商定了一份“汇报提纲”，详细阐明了朝鲜战场的态势和朝鲜后方的主要情况。然后派柴军武迅速赶回国内，向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汇报。此时，正是朝鲜釜山前线战局僵持的阶段，也是美军秘密准备仁川登陆的前夕。柴军武向聂荣臻作汇报时，特别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美军正在积极准备反攻，很可能会在北朝鲜人民军的侧后实施登陆作战，而地点很可能在仁川。柴军武对这个判断的理由是：仁川是汉城的门户，占领仁川可以直捣汉城，可以一举切断人民军的后勤补给线，同时又可以和釜山防御圈里的美军相互呼应。事后证明，倪志亮和柴军武的判断是准确的。另外，情报显示，美军最近在仁川沿海的活动十分频繁。聂荣臻当天将这个汇报提纲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当即批示：“周阅后，刘、朱、任阅，退聂。请周约柴军武一谈，指示任务和方法。第十三兵团同柴去的军事人员是否要来京与柴一道面授机宜，请周酌定。”这个汇报提纲是当时中国掌握的关于朝鲜战局的第一手资料。周总理：听完汇报后让把“汇报提纲”留下。柴军武走后，周总理把“汇报提纲”仔细阅读了一遍，感觉到倪志亮汇报的情况很重要，遂立即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这份提纲后来为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战略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主力被截断在“三八线”以南，遭到敌人南北夹击，损失惨重。9月18日，倪志亮发回电报，报告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谈最近朝鲜战况升准备长期作战的情况。19日，周恩来复电倪志亮，要他向金日成转告中共中央对目前朝鲜战局的意见。毛泽东审阅并修改了这个电报。电报认为金日成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兵可能，其门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进逼。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二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人民军主力似宜集结机动，寻敌弱点，分割歼灭敌人。在持久战的原则下，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方面。敌人要求速决，害怕持久，而人民军则速决既不可能，惟有以持久战争取得胜利。9月20日，倪志亮收到周恩来的来电，阅后立即驱车前往朝鲜首相府，把周总理的电报面呈金日成首相。金日成看完电报，对倪志亮说：“非常感谢周总理良好的建议。尤其是持久战这一说法，是我们中朝军队过去取得胜利的法宝。看来，这次我们又要用上了。”倪志亮点头称是。不久，金日成又专门给周恩来回电，同意中国同志的建议。金日成高兴地握着倪志亮的手，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10月1日，麦克阿瑟命令南朝鲜伪军先越过“三八线”，朝鲜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朝鲜人民军的力量，已不可能将以美军为主的所谓“联合国军”赶出朝鲜，而且也难以在“三八线”组织有效的防御。10月1日深夜，金日成首相紧急召见倪志亮大使，希望中国尽快出兵，支援朝鲜作战。倪志亮大使即将金日成首相的意见报告国内。与此同时，金日成和外相朴宪永联名给毛泽东的信抵达北京。他们请求毛泽东、周恩来派中国军队赴朝参战。10月2日凌晨2时，毛泽东立即打电话给邓华，令边防军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 毛泽东还在周恩来给倪志亮的电报稿中加写了一段话，要他转告金日成：“尽可能将被敌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切勿恐慌动摇，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10月3日，金日成首相再次紧急召见倪志亮大使，希望中国尽快出兵，支援朝鲜作战。倪志亮大使也立即将金日成首相的意见报告国内。10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10月8日，毛泽东主席正式以特急电报的形式发出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与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同一天，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发给倪志亮大使转金日成关于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的特急电报。10月8日当天深夜，倪志亮偕参赞柴军武驱车前往设在牡丹峰的金日成首相办公地点。倪志亮大使向金日成首相转达了北京的来电，金首相高兴地站了起来，笑着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接着，他又说：“请你向毛主席、向中共中央转达我及朝鲜党和人民的衷心感谢。”金日成拉着倪志亮大使的手，柴军武跟在后面，三人一起走到大厅。金日成顺手从简易的厅桌上拿起一瓶酒，斟了三杯，说：“来，干一杯!为中国军队旗开得胜。”倪大使也激动地说：“过去我们并肩作战，打败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现在让我们并肩战斗，再打败一个美帝国主义。为夺取新的胜利而干杯!”其间，金日成一再对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援表示深深的感谢，并称赞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将永垂青史。最后，金日成还向倪志亮提及了关于中国驻朝大使馆安全撤退的问题。倪志亮表示听从金首相的安排。 10月9日，朝鲜政府决定江界为临时首都，机关、学校、团体一律撤退，并通知各外交使闭撤至满浦。撤退工作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天上有敌机轰炸，地上有炮火袭击;既要争取时间，又要协调与左邻右舍的关系。为使撤退工作及时、安全、有秩序地进行，倪大使向金首相汇报，决定把使馆工作人员分为三部分：倪志亮、柴军武带电台和少数工作人员按指定地点撤往熙川;参赞薛宗华、二等秘书刘白文带领必要工作人虽先到新义州，必要时过江往安东，经集安转到朝鲜北部城市满浦;其他人员由一等秘书张恒业、武官朱光带领暂回北京。中国驻朝使馆具体进行撤退工作时，倪志亮抱病组织指挥，亲自选择撤退路线，详细了解行动的每一个细节，连使馆人员的食宿，车辆的调配他都亲自安排。那一段时间，他经常连续工作，几天几夜不合眼是很平常的事。沿清川江东岸直去熙川的公路被敌机炸得不成样子。倪志亮决定绕道越过清川江，沿江的西岸向熙川方向前进。经过六个小时的颠簸，才来到熙川南面的一个村庄住下。由于连日来工作繁忙、劳累，加上一路颠簸，倪志亮哮喘病复发，使馆的工作人员硬逼着他躺在炕上休息。第二天，敌机飞来轰炸，投下的一颗炸弹落在院子里，将坐在门槛上看护倪大使的警卫员炸伤，倪志亮也受了伤。10月15日凌晨1时，毛泽东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要倪志亮大使转交金日成，让朝方派一位同志到安东来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不久，倪志亮因劳累过度，伤势加重了。柴军武向外交部反映了情况。周恩来考虑到倪志亮大使的病情和伤情，以及当时的恶劣环境，决定让他回国治病，休养一段时间后再返馆。在此期间，由柴军武临时代办中国驻朝鲜使馆的一切事务。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开赴朝鲜战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承担起保卫和平的历史重任。志愿军入朝后，根据敌人分兵冒进的情况，决定立即改变原防御作战计划，而采取在运动中歼敌的方针，以一部在黄草岭、赴战岭地区钳制东线之敌，以主力于西线歼灭敌人。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的柴军武临时代办和倪志亮大使分别在前方和后方密切关注战事的发展。第一和第二次战役胜利后，中国驻朝鲜大使馆迂回平壤。不久，倪志亮不等身体康复，就返回平壤，主持使馆工作。
伤病交加回国休养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将近一周年之际，志愿军政治部致电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建议以10月25口即同美国侵略军交战之日，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1951年8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外交部也发文通知了倪志亮大使。9月10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要其将有关美军准备在朝中军队后方登陆的八条情报面交金日成。1952年初，周恩来考虑到倪志亮的身体状况，决定倪志亮回国休养，改派外交部司长甘梦陶担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临时代办。甘梦陶乘火车到安东，倪志亮专门派使馆的吉晋车来接甘梦陶去平壤。这时，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防止敌机骚扰轰炸，便于转移，倪志亮将整个使馆在建制上分为前梯队和后梯队。倪志亮率领前梯队在此主持工作。一等秘书李石、二等秘书兼武官刘向文在西浦后梯队主持工作。前梯队的驻地在金日成首相的驻地附近，距平壤约有八九公里的山场里，地形比较隐蔽。在人少事多的情况下，倪志亮大使所担负的工作量是繁重的。甘梦陶到达平壤的当天，见到了倪志亮大使。倪志亮的住所很简单，可以说很简陋。在一个仅十余平方米的居室里，中间隔一火墙，火墙的一侧是他的卧室，另一侧是他的工作室与会客室。室内有部电话机，可直通金日成首相府和志愿军总部、开城代表团及国内有关单位。倪志亮握住甘梦陶的手，笑着说：“你别看这里条件很简单，但彭总路过平壤时，也常在此停留歇息。”甘梦陶知道倪志亮患肺气肿、哮喘病不适合山区生活，也笑着回答：“大使都能住，我们更能住。”接着，甘梦陶向倪志亮汇报了离京前总理和外交部的指示精神。倪志亮也向甘梦陶介绍了朝鲜当时的战况与人员分工等情况。第二天，倪志亮大使偕甘梦陶临时代办一同去见金日成首相。因相距不远，徒步十余分钟即到达。倪志亮向金日成致问候以后说：“我因病本政府召唤即将离任回国，特前来向首相辞行。”金日成首相对倪志亮大使离任表示婉惜，并说：“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大使在此工作期间，没有受到应有的照顾，给大使同志工作增加了不少困难。”倪志亮亦表示惜别之情后，向金日成介绍说：“甘梦陶同志今后为使馆的临时代办，接替我所担负的工作。”金日成首相对甘梦陶含笑表示欢迎，并请倪大使回国后代他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致以衷心的问候，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甘梦陶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向金日成首相转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的热情问候。金日成表示非常感谢。当倪志亮和甘梦陶离开时，金日成首相亲自送他们到门外。第三天早晨，倪志亮大使离开朝鲜，使馆工作的担子便全落在甘梦陶的肩上。奉调回国前，倪志亮大使因为在朝鲜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不负党中央重托，较出色地完成了所交给的任务，为抵抗美国的侵略、增进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受到朝鲜人民及金日成首相的肯定，被授予朝鲜最高奖赏——一级国旗勋章。这对倪志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的特殊功勋是一个最好的肯定。回国后，倪志亮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教育长、教育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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