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889年，王柏龄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县。晚清时期，少读家塾。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14岁时考入南京陆军小学。3年后毕业，成绩优良，保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与蒋中正、张岳军同学，同被选为保送赴日深造。民主革命时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参加革命，参与光复南京、上海的战役。
1911(宣统三年)回国。筹划东北起义，失败后赴上海，参加陈其美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在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十期学习。袁世凯曾派人以4万日元诱他回国供职，遭其拒绝。1915年于陆军士官毕业，次年回中国，继续反袁活动。
1923年往广州，参予创建黄埔军校，并任为军校教授部主任，黄埔军校第一任教育长。
1924年黄埔学生成立党军两团，王柏龄任第二团团长(一团团长为何应钦)。
1916年回国继续革命，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居正)中校参谋，第1混成旅旅长，云南陆军讲武堂科长、教育长，云南高等军事学校炮兵科长、高级教官。1923年4月应蒋介石电邀到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高级参谋，粤军总司令部监军。参加筹备黄埔军校，后任教授部主任，教导第二团团长，参谋长，代理教育长。其间曾参与发起成立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同以共产党为骨干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相抗衡。大革命时期，1924年1月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历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少将主任(副主任叶剑英)、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教导第2团团长。
1925年2月任黄埔军校参谋长，主持筹建军校孙文主义学会，7月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党黄埔军校第3届特别党部执委会组织委员。
1926年初调任黄埔军校教导师中将师长，国民革命军第1军20师师长，第1军第1师师长，第1军副军长，参与制造“中山舰事件”。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北伐军总预备队指挥官，在南昌战役中指挥失误战败被撤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后任长江要塞司令。
1928年追随印光大师皈依佛教，3月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立，任教授部主任。11月，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并连续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三、四、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候补委员。
1929年3月后当选为国民党第3至5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委员。
1936年7月获国民政府颁发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十周年纪念勋章”。抗日战争时期，退出军界，以国民党中央委员身份侨寓昆明，有安定后方人心的作用。与国民党、国民政府要人及地方缙绅如李根源、曾养甫、王竹村、黄衡秋、王禹柏、王申伍等，参加云南省佛教活动，亲近太虚大师，对整理云南佛教，重建鸡足山道场等，尽力颇多。1937年，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晚年耽于禅理，与高僧印光往还。
1942年8月26日，王柏龄在成都病故，终年54岁，国民党党政要人几乎都写挽联、发唁电或参加追悼会。
1947年11月，王柏龄子女将其骨灰运回扬州，骨灰移葬于扬州瘦西湖畔之熊园。著有《黄埔军校创始之回忆》等。
人物轶事
王柏龄字茂如，皈依印光法师后，法名慧常，江苏省江都县人。王氏是江苏望族，他的祖父仁寿公、父亲宗彝公均为江都孝廉，举人出身，世系名门，甚受地方人士尊敬。王柏龄生于清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少读家塾，十四岁考入南京陆军小学。三年毕业，成绩优良，保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与蒋中正、张岳军同学，且同被选为保送赴日深造的学生。到日本后，进入振武学校，这是专为中国留日学生办的进入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王柏龄在校时加入了同盟会。王柏龄在振武三年毕业，分发到日本的野炮十九联队见习。十九联队驻扎在日本高田，气候严寒，雪深没胫，必须经过这样严格的训练，才能成为士官学校的后补生。未久，辛亥革命爆发，王柏龄回国参加革命，参与光复南京、上海的战役。二次革命失败后，王柏龄亡命日本，入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第十期，一九一五年毕业。一九一六年，回国继续革命，随居正于山东潍县举事讨袁。后应唐继尧之邀至云南，任云南讲武堂教育长。一九二三年，应召赴广州，任大本营高级参谋，未几被任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襄佐蒋中正先生创办黄埔军校。一九二四年三月，任军校入学试验委员。六月，任军校教授部主任，党军成立，何应钦与王柏龄分别任教导第一、二团团长。一九二五年二月，调军校参谋长，七月代理军校教育长。一九二六年初，调教导师师长，七月革命军北伐，任总预备队指挥官。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南京成立，任教授部主任;十一月调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一九二九年三月，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连任数届，直至逝世为止。王柏龄于一九二八年皈依佛教。他信佛之后，喜欢研究文字高古、教理深奥的经论，对于念佛法门认为无甚高论，不大看得起。他尤喜在“念佛者是谁?”“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中讨生活。如此年余，觉得自己盲修瞎练不是办法，乃询诸缁友。众人向他介绍苏州的印光法师。他遂于一九三〇年冬季，到苏州报国寺皈依了印光法师。他皈依印光法师之前，并不知道法师是何宗何派，皈依之后，法师送他一些苏州弘化社出版的佛书。他亲近法师日久之后，为法师德行所感召，始对法师佩服得五体投地。扬州是一个佛教隆盛的城市，大小寺院数以千计，前清时代赖盐商巨富布施维持。民国(一九一二年)以后，盐商没落，寺院因之萧条残破。这时就有佛教败类，吞没寺产者有之，挥霍寺产收入者亦有之。王柏龄在江苏省政府任职时，目睹伤心，他乃参加佛教会组织，担任监察委员，发起全体寺院住持，启建念佛道场七日，使寺院住持首先精神振作起来。并开会讨论，凡不守清规的住持予以革除。扬州第二大寺重宁寺，拥有寺产地数千亩，以住持不称职，使寺院残败不堪，王柏龄在会中力主革退住持，另聘德学俱佳的恒海法师接任。这对扬州佛教注入了强心剂，使佛教有重兴之望。八年全面抗战前期，王柏龄以中央委员身分，侨寓昆明，这有安定后方人心的作用在内。他与党国要人及地方缙绅如李根源、曾养甫、王竹村、黄衡秋、王禹柏、王申伍等，参加云南佛教活动，亲近太虚大师，对整理云南佛教，重建鸡足山道场等，尽力颇多。
社交关系
王柏龄与蒋介石关系非同一般。两人在保定军校同时考取留日生，一同赴日，且同学炮科。1916年5月，居正在山东青岛成立中华革命党东北军，蒋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王柏龄任参谋。
相关故事
黄埔军校创办者之一
王柏龄14岁即就读陆军小学，旋被保送入陆军速成学校(保定军校前身)，后又与蒋介石一起考选赴日。先后就读于振武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并深入日本军队见习。回国后曾任云南讲武堂教育长，更是为他后来在黄埔军校大展身手提供了丰富经验。孙中山在领导民主革命的长期斗争中，逐步认识到组建一支革命军队对取得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于是他决心仿效苏俄红军建军经验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1924年1月，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的成功，有力地推动了军官学校的筹建。24日，孙中山宣布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李济深(邓演达代)、王柏龄、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等7人为筹备委员。择定广州近郊黄埔长洲岛原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旧址为校址，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时任军校办公室秘书的王宗山曾告诉王文漪：“当年黄埔，一切计划，一切教程，一切规章，皆出自你父亲之手啊!”作为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的双重元老，又是蒋介石的同学至交，王柏龄照理是前途坦荡官运亨通。起初，蒋介石确实是对王柏龄委以重任的，除让其筹办黄埔军校、担任军团长之职外，还在北伐之时任命其为总预备队指挥官。长江统一之后，更任长江要塞司令，并两度奉中央之命宣抚云南。然1928年起，王柏龄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从此与军事无缘，据说这与他屡吃败仗、落下个“不能打仗的将军”之名有关。1929年3月后，王柏龄当选为国民党的若干种委员会委员。虽然王柏龄被冷落，1936年7月国民政府颁发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十周年纪念勋章”，还是照样发他一枚。退出军界的王柏龄因失去实权，产生了失落感，为寻找精神寄托而皈依佛教，而修建憩园回归扬州，亦与此心态大有干系。
《闲话扬州》幕后主角
上个世纪30年代，龙阳才子易君左写的一本小册子《闲话扬州》，引起轩然大波。由扬州极有声望的妇女界领袖郭坚忍组织的“扬州究易团”，将易君左告上法庭。周佛海、薛笃弼、洪兰友出面调解，都是无功而返。《闲话扬州》的案情最终峰回路转，扭转乾坤的人就是王柏龄。人们都知道，扬州人造易君左反的后台是上海的阮慕伯、扬州的戴天球，其实后台的后头还有个一言九鼎、左右局势的王柏龄。事实上，“闲话扬州”事件一开始就得到了王柏龄的暗中支持，只不过由于自己的身份特殊，而且同时为蒋介石得力助手的陈果夫正是江苏省政府的主席，因此他只能躲在背后出谋划策。起初，身为省主席的陈果夫，对易君左的《闲话扬州》风波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一看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全国皆知，连自己也丢了面子塌了台。于是，他不得不亲自出面到扬州找到王柏龄，请他出来帮助熄火，不要把事再闹下去。陈果夫一出面，王柏龄不得不从幕后走到幕前来了。王柏龄清楚，要平息风波，必须做好做通郭坚忍的工作。王柏龄亲自登门拜访郭坚忍，苦口婆心劝说郭坚忍不要再闹下去。郭坚忍提出三点要求：一、省政府撤销易君左职务。二、易君左必须向扬州及苏北人民登报道歉。三、中华书局必须销毁《闲话扬州》。王柏龄一见郭坚忍松了口，让了步，当即满口答应全部条件照办。最后，易君左辞去了江苏省教育厅主任职务，在《新江苏报》刊登了一则启事，向扬州人民作了道歉。易君左在启事中提到，“荷蒙中委王茂如(柏龄)先生本息事宁人之善意，爱惜君左之苦心，不辞烦累，毅然出面斡旋。”
重建五亭桥
五亭桥是扬州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历经多次重建修复，其中扬州人王柏龄也曾组织五亭桥的重建工程，并亲笔撰写了《重建五亭桥记》。1928年11月，担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期间，王柏龄为家乡扬州修复风景名胜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其中，招募整修了五亭桥、史公祠、小金山、法海寺、平山堂等风景名胜。还在长堤春柳东岸净香园故址购地30亩，构筑辛亥革命烈士熊成基纪念堂，即熊园。文史专家顾一平说，1933年，王柏龄多方募集善款，重建五亭桥并撰《五亭桥记》，由陈含光楷书，王钝泉勒石立于桥上。文中记载了重建五亭桥之经过：“首由胡筠(字笔江，时任中南银行总经理)捐资二千元，次则汪咏沂(字鲁门，扬州盐商)、贾沅(字颂平，扬州盐商)等或解义囊，或捐公款，由建设局长李楹主持工程，阅时六月，顿复旧观，岂止湖山生色，今而后，民众建设以此为嚆矢，后生美感由斯而作育则，捐资尽力之诸君子，其功诚足多也，鄙人等何与哉!”1988年4月，旅居台湾的王柏龄长女王文漪发表了题为《五亭桥》的散文。她在文中写道：“犹记童年时，桥上一座亭子也没有了。据说毁于兵燹，后来还是先父邀约乡贤乡绅重整瘦西湖风景时重建的，才恢复旧观。”
北伐军展开攻城战
1926年9月2日，唐生智、李宗仁、陈可钰以及各部队高级军官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以第四军、第七军一部和第一军第二师攻打武昌，第八军攻打汉口、汉阳，截断敌军对武昌的增援。李宗仁为攻城司令，陈可钰为副司令。1926年9月3日凌晨，各部队开始攻城，在武昌城门外发生激战。吴佩孚军在城垣及蛇山、凤凰山以重炮、机关枪猛烈射击，停泊在江面上的军舰也发炮猛轰。至早晨6时，攻城部队只得退回原来阵地，第一次攻打武昌城失利。1926年9月3日晚，蒋介石、白崇禧等到达武昌余家湾车站。1926年9月4日召开攻城会议，限48小时攻下武昌。并发布悬赏攻城令。9月5日凌晨，第四军、第七军对武昌再次发起总攻，至当日中午，部队伤亡过重停止进攻。1926年9月6日，汉阳守军刘佐龙阵前起义。7日，第八军第二师渡过汉水，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已有两镇被攻占，吴佩孚逃往河南信阳，留下2万多部队死守武昌。因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取得胜利，孙传芳无法保持中立，遂火速调集主力14万人，集中江西，准备从侧翼向已被北伐军占领之两湖进攻。张作霖派孙的老上司王占元到南京见孙，表示北方势力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抵制南方。孙于1926年9月8日致张电说：“愿追随左右，共挽颓局。”张于9月9日回电：“玉帅新挫，武汉已失。东南半壁，全赖我兄支柱。弟以大局为重，微嫌小隙，早赴东流。倘有所需，敢不黾勉。”孙传芳对奉系的顾虑暂时消除，便集中全力于江西对付北伐军。北伐战争的重心遂由两湖转移到江西。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的部队有第二、第三、第六军和第一军的两个师。从1926年9月6日起，先后攻克赣州、萍乡、修水、高安等地，进抵南昌附近。此时南昌之敌只有邓如琢的一个骑兵团，守军约600余人。1926年9月19日，北伐军在南昌城内的工人、学生及江西省警备队的配合下，一举攻占了南昌。正在萍乡的蒋介石闻讯大喜，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安源煤矿，当晚出席了萍乡各界欢迎会，并发表了演说。孙传芳闻南昌失守，大为震惊。1926年9月21日，孙由南京赶到九江亲自督战。并迅即调遣精锐部队第一、第二、第十三个方面军从南北反攻，并明令邓如琢于48小时内收复南昌。北伐军进攻南昌的主力，主要是第六军万余人，另有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师师长王柏龄没有执行切断南浔路的命令，使孙传芳从容增援攻击南昌及其附近的北伐军。王柏龄进入南昌后得意忘形、夜宿妓院寻欢作乐，敌军突然进攻，该师因军中无主，与敌军刚一接触，几乎全军覆没。王柏龄和党代表缪斌只身逃脱。1926年9月21日，北伐军退出南昌。1926年9月22日北伐军再次攻入南昌，24日又退出。邓如琢部于24日入城以后，闭城三日，开始大肆捕杀配合北伐军入城者。
黄浦系领导权的争斗
本来黄埔党军是应该称为“蒋、王”、而不是“蒋、何”的。王柏龄与蒋介石关系非同一般。两人在保定军校同时考取留日生，一同赴日，且同学炮科。1916年5月，居正在山东青岛成立中华革命党东北军， 蒋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王柏龄任参谋;后蒋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便电邀王到广州，任大元帅府行营高参;后来成立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王柏龄的排名皆仅次于蒋。军校正式开办，他立即被委任为少将教授部主任。当时蒋苦于人手不够，正在极力网罗日本士官同学协助。听了王柏龄的介绍，便以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身份，电召何应钦赴广州;何到后即委以重任，先是主持考选军校干部，后出任军校总教官，兼教练部主任，成为仅次于王柏龄的人物。历史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在挨过两枪的何应钦，在一番跌荡起落之后，对历史的机缘做好了充分准备。黄埔党军之所以未能称为“蒋、王”，而被称“蒋、何”，问题皆在王柏龄自身。王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依为心腹股肱的头号人物。但他对教学兴趣不大，成天不务正业，去广州吃喝嫖赌，抽鸦片，每每有事找不着。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处在怎样一个历史关口，处于一个怎样有利的地位;而在这个关口这个地位稍微谨慎一些、敬业一些、“每每有事”找得着一些，历史将会向他提供多么丰厚的报偿。何应钦与王柏龄的不一样，恰恰集中在这里。他无不良嗜好，且以军校为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无论上班下班，一找必到。于是蒋对何日加信任，开始把托付王柏龄的事交他去办。何见蒋对自己如此信任，大为感激，带领属下刘峙、顾祝同、钱大钧、陈继承等一批军事教官越干越出色。蒋则更欣慰地认为总教官没有选错，两人关系愈加密切。1924年底，黄埔组建党军，第一期毕业生编为两个教导团，蒋任命何为第一团团长，王为第二团团长，何之地位开始超过王。蒋的视线由王转向何的关键，还是通过实战。1925年1月，陈炯明分兵三路进攻广州，大元帅府成立东征联军， 分路迎击叛军。何应钦率领教导第一团沿广九铁路开进，担任攻击淡水城之主力，王柏龄率领教导第二团作为预备队。这是黄埔学生军成立以来首次投入实战。何应钦为消除官兵紧张心理，率部一面行军，一面搞野外演习，每天只走一、二十里，部队还以为是实弹演习。结果攻击淡水城第一团打得勇猛又放松。攻击拂晓发起，正午突入城内，全歼守军一个旅，缴枪千余支。第一团城内告捷，第二团却城外败北。王柏龄率领第二团没用上攻城，却与后续增援之敌遭遇。战斗一展开，王柏龄临阵脱逃，第二团部队立即败退。何应钦得知城外战况危殆，立即命令本团第二营营长刘峙率全营出城反攻。此时已是黄昏，敌军在昏暗中以为出城部队是逃出来的自己人，及至跟前才看清是黄埔学生军端着雪亮的刺刀冲锋，措手不及，纷纷溃退。第一团完成了攻城任务又挽回第二团的颓势，何应钦首战告捷，名声大振。淡水一仗，蒋介石看出来，领兵打仗，靠王柏龄是不行的。于是以教导一团一营长钱大钧接替王柏龄，出任教导二团团长职务。何应钦漂亮地完成了事业开局。但真正奠定何应钦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的，是棉湖之役。此役是黄埔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何应钦率领教导一团为决战主力，于3月12 日在棉湖西北山地与陈炯明部林虎之主力相遇。战斗从拂晓直到下午4时。第二团由于行动迟缓，未能及时攻击敌人侧背，结果敌军全力对付第一团。第一团迎击十倍于己之敌，压力巨大。双方不顾一切，都将总预备队全部投入战场。至午后，何部官兵伤亡1/3以上，整个战线开始动摇。一位营长见官兵伤亡将尽，失声痛哭。几股敌人冲到了指挥所附近。何应钦当年的司书回忆说：“此次战役，存亡之机，间不容发! 假如何先生，不决心牺牲自己，则阵线动摇，教导第一团，势必全被敌人消灭;敌人便乘势进攻我孤立无助的第二团，第二团亦被各个击破，无法幸存。于是黄埔训练数年的成绩，殆不免同归于尽，革命的前途，也就不可得而知了。”何也认识到不是鱼死就是网被，只有拚死一战。他一面严令部队不论伤亡多大，都须坚持，不容稍退;一面亲率卫士队机枪排反击突入的敌军。双方犬牙交错，险像横生;战况至为惨烈。幸而钱大钧的第二团于下午5时绕过敌后，攻入敌司令部，直入夜幕，敌军终于渐渐不支而退。当然，关键还是黄埔军能打，教导一团能打。作预备队的粤军许济旅中午赶到，一个团用上去，才不到半小时就被敌人打瘫了。教导一团却连打带顶带反击，任伤亡再大也坚如磐石。而黄埔学生军的英勇善战，从此威名远播。棉湖之役当天，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皆在何应钦的指挥所。蒋事后云 : “棉湖一役，以教导第一团千余之众，御万余精干之敌，其危实甚。万一惨败，不惟总理手创之党军尽歼，革命策源地亦不可复保。此战适当总理逝世之翌日，盖在天之灵有以默相其成也。”此战若败，党军尽歼，那么也就绝对没有了后来的蒋介石。于是蒋将3月12 日作为纪念他与何应钦同生死、共患难的纪念日。党军的“蒋、何”之称，由此役后广泛传开。
孤军突进被大骂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叶剑英随军由湖南来到江西。北伐军攻占南昌后，敌人迅速组织优势兵力进行反扑，北伐军被迫退出南昌。这时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建议，停止进攻两周，观察一下形势再打。但是第一军总指挥王柏龄不听加仑的劝告，为争夺攻占南昌的头功赶到前线，急于攻城。叶剑英分析当时的敌我态势，认为孙传芳部据守的人数比中路军多;地形条件也于我不利，故力主不打。他向王柏龄建议：“南昌三面环水，如果敌人断了我们的退路，进去了也出不来;我军刚退，城内局势不稳，暂不进去为好。”王柏龄拒不采纳他的意见，孤军突进，结果孙传芳来了个两边包围，部队损失惨重，仓皇撤出，王柏龄自己也只身逃跑，险些当了俘虏。在最后攻占南昌战役中，叶剑英和一师师长王俊援助李宗仁的第七军攻打江西武宁县昆仑山下的王家铺。叶剑英随师到达，观察战场，看到孙传芳部下陈调元的三个师据守铺南一列高地，顽强抵抗。第七军全线向各山仰攻，很是吃力。这时，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战斗已近尾声。叶剑英看后便向代师长王俊说：“他们已经打了三天三夜了，我们稍加点砝码，敌人就退。”他建议将部队主力迂回到敌人侧后去，用一小部队佯攻，命炮兵上山开炮，迫使敌人退却，在运动中歼灭之，战果必大。王俊不听，说：“那不行，我不能分兵!”结果将部队全部拉到山上去，刚打几枪，敌人就逃跑了。王俊得意地喊道：“敌人退了，我们追吧!”看到这个不讲战略战术的打法，叶剑英气坏了，他强忍着愤怒说：“还追个屁!等你下了山，人家已经跑到几十里路外了，什么也缴不到。”王俊不听叶剑英的意见，在江西已打过一次败仗，这次又打了个消耗战，只缴到一个破炮筒。参战的官兵都气炸了肺。大家埋怨王俊的指挥无能，越发钦佩叶剑英的军事才干。后来，蒋介石听到王柏龄逃跑和王俊作战无能的事，立即将王俊、叶剑英和团长薛岳叫了去，大发雷霆，骂王柏龄不是带兵人才，并要撤王俊的职。蒋介石对叶剑英的才能很欣赏，想要拉拢他为自己效力，只可惜打错了如意算盘。
王柏龄与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作为初级军官学校，军事学术、教材、操典、授课与训练，皆为军校办学头等要务，关乎师资积累及学员素养之形成与完备。过去因为偏重党人办校突出政治训练，往往忽略军事学术及其军人素养之重要性。王柏龄将军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云南讲武堂有着七年教学经验，是那个时代中国国民党中少有军事人才，他参与并主持了黄埔军校最初筹备与建校过程之所有重要事项，是黄埔军校军事学科创始人和奠基者，同时又是黄埔军校之学科教材、兵科操典、课程设置与授课编制主持人和推行者，对于黄埔军校早期军事学科建树有着特殊功勋。今年是王柏龄将军逝世70周年，特此撰文以示追念。
王柏龄(1889—1942)别字茂如，江苏江都人。江苏陆军小学堂、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留东预备班、日本陆军振武学校、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步兵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骑兵科毕业。王柏龄于1889年4月25日生于江都县城一个贫民家庭，12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全靠母亲程婉平氏含辛茹苦抚养成长。得乡人资助，他14岁考入南京陆军小学堂就读，因成绩优异，未及毕业即保送北洋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1908年12月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再因成绩优良，考取留学日本陆军公费生，先入日本陆军振武学校完成预科学业，后入高田第十三野战炮兵联队实习。其间王柏龄秘密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他与蒋介石、张群等回国参加光复宁沪之役，曾任民军连长、团长、副官长等职。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继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学习，1914年12月毕业回国。奉派赴山东参加护国军，进行讨袁(世凯)军事行动。1916年3月，王柏龄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司令(居正)部参谋，代行参谋长职务，后任第一混成旅代理旅长。1917年1月应唐继尧邀请赴昆明，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骑兵科科长。参与筹办云南陆军讲武堂高等军事学校，1919年9月任云南陆军高等军事学校炮兵科科长、高级教官。1922年任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六期、十七期教育长，在云南讲武堂担负教务职责近7年，积累了丰富的军校办学经验。
1923年4月应蒋介石电邀到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高级参谋，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部(参谋长蒋介石)参谋处监军。1924年1月24日任广州黄埔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委员，辅佐校长在广州长堤办事处筹备军校办学事宜。此办事处遂成为黄埔(军校)的发祥之地，因为此后的第一至五期多数学生皆由此出发赴长洲岛。其间蒋介石因故辞职离校，返回原籍奉化，并来信召唤其与沈应时返回浙江。王柏龄正欲起程时逢党代表廖仲恺到军校巡视，被劝告留下来继续筹备军校，并遵命给蒋介石去信请其回军校。同年3月21日，王柏龄任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委员，兼任黄埔军校教授部临时主任，参与黄埔军校各项筹备事宜，实际主持筹划创校，拟订教育纲领、教学计划，编制操典课程，编撰术科教材。其间还与沈应时、王登云处理军校文案事宜。在云南讲武堂即受王柏龄器重的叶剑英，亦由其举荐任教授部副主任。对于军校干部的遴选，经过登报征召，于同年3月24日举行考试，大部分系由王柏龄引荐的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学生，还有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大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出身的军人。经战术、应用战术、交通、兵器、筑城、国文等科测验，最后由王柏龄与何应钦面试评分，遴选40-50名第一期队官，再交校长蒋介石敲定，这批军官成为黄埔军校最初的教学训练师资骨干。同年3月27日，王柏龄奉命主持以广州市文明路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为考试地点、举行为期两天的入学试验，计有1200余名考生投考，4月28日以考试成绩择优放榜，录取正取生350名，备取生120名，后又增加20名，累计考取496名，号称500学生。面对筹备军校千头万绪，王柏龄首当其事，因他既是中山先生委派的首席筹备委员(时人称筹备主任)，又于第一次校务筹备会议上，被推选为教授部临时主任;再被委为入学试验首席试验委员，各种职责系于一身，只能日夜兼程辛苦劳作。时任战术总教官的何应钦，因后王柏龄一期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没有担负“筹备”与“试验”两委职责。总教官亦是既定教育纲领与训练操典的具体实施者，因此在当时军校之地位与作用，王柏龄所承担的教育训练责任比较何应钦更为重要，遂被时人称誉黄埔建校功勋卓著者。王柏龄后受命设计军官与学员新军服，以端庄、便利、经济为原则，参照日本、法国、德国军服，画出样式草图。特点有七方面：一是翻领风纪扣子只有一个，对于喉管既卫生且俯仰自由;二是军衣四个外袋，既可多装物件又便利战场需要;三是军衣七扣，有别于日军军衣五扣;四是外皮带，可挂刀袋和手枪袋;五是脚绊，采用黄色军鞋和脚绊;六是军服颜色，军官采用黄绿色，学员为灰色;七是军帽，设计样式前高后低，配有帽徽位置，被称为“轩昂的军帽”。初期批量军服皆由广州沙面的日本洋服店依图缝制。其次是配置的器具与枪械，学生的床，上课兼自习的桌椅，食用器具，被褥布袋，文书办公用品等等，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事无巨细都由王柏龄亲自设计，得出样式再交军需经理部门承办。至于教材选编，更是由王柏龄编制，原先设计学制一年，后以战时需要制订教学纲领，设计六个月学期培养出火线急需初级军官，随之配备的战术教程、兵器教程，初稿方案皆由其撰写。诸事敲定后，校址选择迫在眉睫，在广州城内巡视几处，不是房舍不行，就是环境不好，校长蒋介石向众人提议：“还有黄埔一处，明日坐船去看。”1924年4月中旬某天，王柏龄随蒋介石、严重、邓演达、王登云等乘船一小时到达长洲岛，环视旧校址房屋四进院落。房舍虽旧但大而多，王柏龄认为：“这里办学校好”，蒋亦以此地为然，返回办事处后下令“十天迁进”，黄埔军校选址遂确定于长洲岛原广东陆军速成学堂旧址，并在1924年4月25日左右，租用若干“大紫洞船”，浩浩荡荡驰向长洲岛。1924年5月5日第一期学员入学训练，教职官佐无带家眷，以军校为家，学员则八小时课业，八小时劳作，八小时睡眠。同年5月10日，王柏龄被广州大元帅府大本营军政部任命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教授部少将主任;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成立时，他任教授部主任，主持全校教务工作。正如他在回忆录所述：“从开学这一天，就决定了三民主义的新生命，当时总理对黄埔的期望何等重大，要把革命的事业从新创造，当作我们的责任，尤其我们第一期的同学及当时的官长，亲闻总理训教，能不刻骨铭心?挑起中国的担子，依着总理开学当日指示的方向前进”。他主持的教授部，“在任务繁多的复杂情形下，不能放松的是教育，教育和教授二字意义不同，教授是侧重学识的教育，教育不仅是教学，不要训育学生成为革命斗士。”教育纲领与计划制定实施了，另一个问题又来了，哪里去找能使学生六个月毕业的军校教科书呢?在他的谋划下，将一般军校两年三载的教材，择其精典浓缩于六个月，集重点于战略、战术和战斗的要领上。准备六个月内教育训练好一支以一当百、克敌致胜的真正革命军，真是一分钟也不能浪费!为后来历史所证明，黄埔军校真的做到了“造就五百人的革命军”!开启了黄埔建军(国共两支军队)、国民革命北伐之历史新篇章。王柏龄在其间还撰写了教授部承担的兵器教程、军校章程和服务细则，开启黄埔军校最初之建章立制。从筹备到建校半年来，他每日工作17、8小时，办校与治学更是“夙夜匪懈，勤教严绳，以身作则，以身示范”。1924年11月，王柏龄任黄埔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教育长，因其办学经验丰富，教学训练有条不紊，时有称誉“南王北蒋(百里)”。黄埔军校决定组建教导第二团，1924年12年2日，王柏龄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教导第二团团长。1925年1月率部参加第一次东征作战。1925年1月，他任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校长办公厅教育长。1925年1月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特别党部组织委员。1925年2月15日任命为黄埔军校(第二期)校本部参谋长。1925年4月主持筹组以中国国民党人为主的黄埔军校“中山主义学会”(后改为孙文主义学会)，与中共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分庭抗礼而对峙。因胡谦请病假，1925年7月9日，王柏龄被任命为代理黄埔军校教育长。同年9月13日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同时兼任组织委员。1925年9月13日被任命黄埔军校筹备校史编纂会审查员。1926年1月任党军教导师师长，同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后任第一军副军长，一度代理军长职。
1926年7月，王柏龄任国民革命军北伐总预备队总指挥部指挥官，率部先后参加湖南汨罗江会战、鄂南战役、江西战役等，在南昌战役因指挥失误被撤职。唐继尧去世后，其部下四位军长争夺滇省军政首席，1927年4月，王柏龄受蒋介石委派赴云南宣抚，以中央代表身份说服其他三位军长，推崇龙云主持云南军政事务。1927年8月1日龙云宣誓就职时，王柏龄代表国民政府监誓。1928年3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迁移南京，王柏龄再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授部主任。同年11月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任省政府建设厅厅长。1929年3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及中央政治会议候补执行委员。1932年1月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兼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委员，1935年1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1936年7月9日获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念勋章。王柏龄平生喜好翰墨诗文，原江都县党部“中山纪念堂”为其手书。他为乡间倡募修建：史公祠、五亭桥、熊园、法海寺、平山堂等处。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柏龄发起倡议集款购买飞机捐献国家，由江苏各界组成献机团体，他被推选为团长，很短时间内筹募款项可购买7架战机。1938年12月，王柏龄应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邀请撰写《黄埔开创之回忆》，刊载于《黄埔季刊》，为黄埔军校研究留下珍贵资料。他晚年寓居赋闲，淡泊名利，信奉佛教。其潜心研究佛学，具有高深佛学修持。1942年8月26日(农历七月十五日)，王柏龄因病在成都逝世。其辞世前三天，预知大归之日将至，特叮嘱其学生方超(字仲文，时任成都市警察局长)和黄仲翔(时任四川省政府社会处长)为之准备后事，并嘱届时邀请高僧诵经，以僧衣入殓，果然到了预定时间，其在诵经念佛声中含笑坐化，时人莫不为之称奇。抗日战争胜利后，江苏各界人士在南京发起恭迎其灵骨返乡公葬，并举行追悼会，遗骨暂存祀于扬州城内旌忠寺，1947年春安葬于扬州瘦西湖畔之熊园。“文革”中墓园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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