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六期王诤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8-09-20 08:42:41

　　王诤(1909—1978)，江苏省武进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台大队长，红一方面军无线电总队总队长兼通信主任，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兼三局局长和通信学校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三局局长兼作战部副部长、电信总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三局局长，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军委通信部部长兼电讯工业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兼军事电子学研究院院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四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78年病逝。 [1-2]

　　人物简介

　　王诤 [3] ，1909年5月16日出生于江苏武进县。1928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科，1930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任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无线电台的队长，继而出任红军无线电大队大队长、红军无线电总队总队长、军委总司令部第四局(通信联络局)局长等。解放后，历任中央军委第三局局长(后改为通信部部长)兼国家电信总局局长，邮电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主任兼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院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四部部长等。1955年授中将军衔。他也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生平经历

　　1909年5月生，江苏省武进县人。幼年读私塾。1924年考入苏州工专高中部。1927年从省立第二高级中学毕业。1928年2月考入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1929年春分配到国民党军第九师任无线电台报务员。1930年9月调第十八师张辉瓒部任中尉报务员。12月龙岗战斗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1月负责组建红一方面军总部无线电队，任队长。1931年5月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电台大队，任大队长，12月任无线电总队总队长。1932年至1934年1月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通信主任。193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参加长征。1935年8月任中革军委通信科科长。同年冬到达陕北后，任军委第三局局长。1937年初入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全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三局局长。1940年1月至1945年8月兼第三局政治委员。1938年3月至1941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副局长、兼通信学校政治委员。1945年4月至6月作为中直、军直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委员。1949年5月起任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委员。同月起兼中共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局长。1949年11月至1953年5月兼邮电部党组书记。1950年5月至1954年3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信部部长。1950年10月起兼国家电信工业局局长。1951年12月至1954年任中央军委直属队总党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4月至1958年10月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委员。1956年4月至1959年4月任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1956年10月至1958年7月兼任通信兵部党委第一书记。1957年3月至11月兼任解放军电子科学研究院院长，8月至12月任院临时党委书记。1959年4月至1960年8月任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兵部党委常务委员。1963年4月至1964年9月兼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党组书记，1964年9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兼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一边接受批斗，一边坚持工作。1967年5月被隔离审查遭迫害。1972年7月恢复工作。1972年9月至1978年8月再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7年9月至1978年8月兼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党组书记。1977年4月至1978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第四部部长，1977年9月至1978年8月兼任总参谋部党委常务委员。1977年8月至1978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78年8月1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戎马生涯

　　成了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

　　王诤，原名吴人鉴，1909年7月3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一个普通农家。17岁那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接着，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通讯学科，毕业后参加北伐军第二军四师，担任师部电台台长兼报务主任。他对电讯业务的钻研精神，曾受到随军的苏联红军顾问冈恰洛夫中校的称赞。1930年，王诤在赣东南山区参加工农红军，并带去一部英国制造的军用电台、两小箱电讯器材和资料。那部电台是靠脚踩发动机转轮来充电的，并不先进，可是却受到红军领导人的重视。红军很快决定在红都瑞金成立中央军委电讯队，毛泽东、朱德亲自任命王诤为队长，对他高度信任。反围剿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蒋介石调集18个师，约20万兵力，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坐镇南昌，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兵四路，向江西中央苏区发动进攻。这20万大军中，以蔡廷锴、蒋光鼐的19路军，孙连仲的26路军，朱绍良的第八路军战斗力较强，而王金钰的第五路军新从河北开到江西，人生地不熟，水土不服，士气不高，其左翼的郭华宗师、郝梦龄师也存在类似情况。恰在此时，王诤亲自操作电台收发情报，截获并破译了王金钰致“剿匪”总司令何应钦的急电。电文称：第五路军水土不服，官兵生病的达千余人，且不时有士兵开小差，已就地正法三人。电文还称：为免遭红军突袭，请示向富川公秉藩部靠拢，成犄角之势，请急调工兵部队修桥铺路，以利于军队移动……汇报王诤立即向军委首长们汇报。毛泽东、朱德等非常兴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于是当机立断，调集红一军团、红五军团5个师(只留几个团与孙连仲部对峙，作为牵制)，2万余人连夜急行军，向东包围了富川。红军发动了猛攻，指战员士气高昂，人人冲杀在前，敌军抵挡不住，全线溃败。王金钰慌了神，在卫队保护下，侥幸逃生;公秉藩师一万余人也被全歼3个团，生俘几千人。红军缴获的甚多，光是轻重机枪就有100多挺。红军主力打垮了王金钰、公秉藩师两部后，接着又集中兵力打郭华宗师、郝梦龄师，打孙连仲军，朱绍良军……从5月16日至30日，红军行军350多公里，共打了35次仗，仗仗取胜。苏区军民集会欢庆胜利，毛泽东表扬了王诤，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呢!”毛泽东还特地请王诤上主席台前，让红军指战员们认一认。全场掌声雷动，此起彼伏。屡建大功在后来的第三次反“围剿”中，王诤又屡建大功。他带领红军通讯队的战士们因陋就简，在各个师都设法配置了改装过的电台，还积极培训无线电报务员，手把手地教收发报技术，传授电讯专业知识。至于密码，采用的是周恩来研制的密码，称作“豪码”。王诤对周恩来的博学多才甚为钦佩，几次利用汇报工作的机会向周恩来请教，并根据自己的实践提出进一步改进“豪码”的意见。周恩来称赞王诤头脑精细。由于敌人层层封锁，红军的物资极度缺乏，电池、发电机、电文纸等奇缺，往往直接影响到通讯工作。于是王诤利用手头积攒的一点材料，画图放样，自制电台损坏的零配件，还修好了红军缴获来的十几台小型发电机。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王诤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王诤担任了红军总司令部电台大队长、无线电总队总队长，编入军委直属纵队。行军时，前面有先锋部队开道，后面有五军团的两个师殿后，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但敌机的一次次轰炸扫射给且战且行的红军造成不小的损失。在湘江边，王诤为了掩护别的同志曾负重伤，昏迷过去。战士们轮流背他，将他背上江边临时用门板树枝搭扎起来的木排，推过江去。待王诤醒来后才知道，红军为过湘江，遭到严重损失，减员几万。为了保护他，至少有七名年轻骁勇的战士牺牲在江里。一向坚毅刚强的王诤流泪了，他发誓要为同志们报仇……红军进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山区后，王诤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掌握红军领导层的核心机密。

　　理解与支持

　　由于毛泽东早在瑞金时已被夺了大权，免去军委主席职务，只保留苏维埃政府主席头衔，故在长征路上，他处处受限制，遭疑忌，不准参加重要的会议。王诤很同情毛泽东，想方设法搞点香烟、牛肉干、罐头什么的，派自己的卫兵悄悄送给他，以示理解与支持。王诤虽不便将电报原件等中央核心机密文件送给毛泽东看，但他设法将一些重要的敌我军事政动态书写在香烟纸上，派可靠的部下传递给毛泽东。在毛泽东失势无权的情况下，王诤能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立功王诤(左)、刘寅(右)、中为王子纲王诤为中共中央、为工农红军立下大功1935年6月，坚持北上抗日的红一方面军到达四川西部甘孜附近。因长时期行军，接连打仗，前有阻拦之敌，后有追兵，红军减员甚多，粮草弹药缺乏，人人面有饥色。所幸的是红军都是英雄汉，士气仍高昂。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重新掌权，力挽狂澜。王诤为了及时准确地给毛泽东等新的领导班子提供各方情报，经常忙到深更半夜。破解敌军密电码是很耗时间和精力的事，王诤却乐此不疲。他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曾派人给他送去两公斤炒面粉，一公斤炒大豆。这在严重缺粮的红军中算是重礼了。王诤立即把这份珍贵的食物分成30份，10份转送直属队吹军号的小战士，19份分给无线电大队19名战士，他留下最少的一份……

　　野心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张国焘在长征途中，野心勃勃，企图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极力反对红军北上抗日。他暗中调兵遣将，打算以自己最精锐的骑兵师、突击师等部队，解决红一方面军总部，扣押随红一方面军行动的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张国焘瞒住徐向前总指挥等负责人，急电驻在毛儿盖以西的红四方面军两个师，要他们火速行军，逼近红一方面军驻扎营待命。1931年11月7日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在江西瑞金叶坪首次播发新闻的电台旧址。王诤收到密电，很是震惊，立即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几位首长，他们连夜紧急开会。这当儿，又接到叶剑英的报告，更加十万火急。为应付不测，总部决定移入红三军团驻地，由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急调两个精锐团负责保护。红一方面军此时已不足二万人，且伤病员多，机关人员多，又缺少重武器，形势十分不利，消除危险的上策是与贺龙、肖克、王震、关向应等人领导的红二方面军联系上，请他们急速向中央红军驻地靠拢。此项重任又落到王诤的肩上。他亲自上机发报，试图与红二方面军电台联系上。他套上耳机，神态坚毅、沉着。“喂，喂，苍龙!你在哪里，在哪个方向，听见我的呼叫了吗?”他一遍又一遍地呼着，回答他的却是太空中杂乱的电波信号，叽叽喳喳……如同许多鸟儿在树林间乱啼。王诤的身边站满了中央首长，他们个个神态焦虑，这一两天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刘伯承等人不时耳语交谈。王诤手脑并用，不断调频率，他的收发报技术在红军中首屈一指，他是自信的。两个小时过去了，仍没有联系上。王诤焦急的脸上挂满了汗珠，双手微微颤抖。刘少奇、彭德怀等首长也默默地进入这座军用大帐篷。毛泽东不住地吸土造香烟，他微俯下高大的身躯，对王诤温和地说：“不要着急，耐心是成功的保证。”王诤含泪点头：“主席，我有这个信心，一定能够呼通。”因为电台昨天出过故障，他又作了一次检修。终于，他收到了友军电台的呼号，由弱渐强。是急切而有力的呼唤，是与毛泽东一个样的湖南口音，辣辣的……帐篷里的气氛一下变得欢快，首长们相互握手。毛泽东伸出大手，用力地拍拍王诤的肩膀：“好哇，王诤同志，这就好!非常之好哟!你为党中央、为工农红军又立下大功，历史将永远铭记你的功绩!”王诤取下耳机，用毛巾拭去脸上的汗珠，激动万分，泪水夺眶而出。他想说什么，却又没说出来，声音哽咽，他感到松了口气。几位首长临时商议一阵，由张闻天同志口授电文、王诤发报……张国焘危害中共中央的阴谋最终失败。迫于变化了的形势，他勉强同意红四方面军停止进军西康，转而北上。张国焘早就听说中央红军有个名叫王诤的电讯专家，多次截获破解国民党的密电码，为红军争取战略主动屡立奇功，但他没想到中央红军能这么快就与远在数百里外的红二方面军取得联系。张国焘多方打听王诤，还想见见王诤。王诤听了这些传言，只淡然一笑。

　　延安整风中，王诤参加静坐请愿，抗议极“左”整人

　　抗日

　　王诤在陕北延安任中央军委第三局局长兼通信学校政治委员。他的办公室紧靠杨家岭中央机关，与李克农、曾希圣、陶铸、邓发等同志的办公室相邻。时值第二次国共合作，延安总部电台担负着与重庆大本营、国民党军委会军令部以及友邻八战区、五战区、一战区等的联络任务。为了搞准日军情报，为上层决策提供依据，王诤和战友们潜心研究侵华日军所用的几种密电码，很快便破解了已迫近武汉的日本海军遣外舰队司令部与上海的日本海军司令部及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一些往来密电，接着又成功地破解了日寇蒙疆驻屯军司令部与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的几份密电，内容都是有关军队调动和作战安排方面的。王诤特附上解释文字，呈送军委会情报部长李克农，再由他转交给毛泽东等中央首长，与此同时，还通过有关途径及时向重庆大本营通报。据说蒋介石甚为吃惊，责令部下多学学延安电讯情报人员的高效率。军统头子郑介民、戴笠私下对这些来自延安的有关日军动态的情报的准确性异常佩服，承认共产党里人才多。整风运动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虽然主流是好的，但康生借整风来整人，也出现一股暗流。他伙同一些人大搞“人人过关”，“抢救失足者”，拉网过筛，闹得延安一时间“敌情”严重，人人自危，不少同志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运动不断升温，火药味越来越浓，延安有近千名干部、党员被捕，有的被打成“托派反动分子”，有的被打成“叛徒内奸”、“特务分子”。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康生一伙打着“纯洁革命阵营内部”的旗号，大搞刑讯逼供，手段极为残忍。许多同志敢怒而不敢言。王诤可是怎么也憋不住了，他与几位贴心的战友悄悄商量，打算去向毛泽东请愿，要求毛泽东干预极左过火的严重问题。这无疑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弄得不好很可能会被扣上“反党”的帽子。那几位同志思想有顾虑，犹豫不决。王诤决然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再一声不吭了!我相信真理，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由于他的坚持，经过耐心的说服，那几位同志也下了决心。这天晚上，王诤整一整衣服，步出窑洞，向枣园方向走去。他的步子沉重，但没有一点迟疑。不少同志默默地跟上去，三三两两的人渐渐汇成了一支队伍。大家都不说话，脸色庄重，好像事先约好似的。出于心心相通的共鸣，陕北公学、鲁艺、抗大、边区苏维埃政府、中央各机关都来了不少同志。其中半数以上是军队干部，且多数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战士。近千人聚集在毛泽东的那孔窑洞外的一块空地上，整齐地坐下，黑压压一片，没有呼口号，更没人喧哗，保持着沉默。荷枪实弹的中央警卫团战士们也保持着沉默。

　　信心

　　过了约一小时，毛泽东那魁伟的身影出现在窑洞门口，激起一阵阵掌声。他向大家摆摆手亲切地说：“同志们，起来吧，都快起来!党中央已经注意到你们的愿望，请你们相信中央。整风的成绩是主要的，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好的。在肯定这些的前提下，我们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总结经验教训，对运动中一些过火的做法坚决予以纠正……”

　　“文革”中递条子批林彪，王诤无私无畏

　　1968年4月的北京，早春天气，乍暖还寒。位于西郊三里河的国家机械工业部大楼里里外外到处贴满了大标语、大字报，乱糟糟的。这座大楼共六层，大屋顶，飞檐凌空，中西合璧式的建筑风格，全楼呈“回”字形，四楼相接。从一机部到七机部都在这幢建筑物内办公。王诤长期担任四机部部长，资深望重，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三年前，由贺龙、聂荣臻元帅建议，经毛泽东提名，调王诤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四部部长，足见中央领导人对他的器重。这次，他是被造反组织弄回四机部接受“群众批判”的。目睹部机关被搞得一团糟，几乎停止办公，王诤百感交集，怒火中烧，对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倒行逆施的种种行径深为不满。就在上个月下旬，林彪在三军万人大会上，面带杀气地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立即撤销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三位高级将领的职务，称之为“反党阴谋集团”，并决定严加查办。王诤心中明白，那几位将军是无辜的，是军界的又一批受害者。他气得几夜失眠。他对林彪的所作所为尤其恼火：你是堂堂的解放军元帅，又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为何只为了排除异己就不顾事实、歪曲党史、军史，拉帮结派，搞阴谋，耍手段?这几年来，就说军内吧，朱德、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陈毅……这些元帅都被你整过，算计过!别人敬你、畏你，我偏不敬你，不畏你……王诤越想越恨得咬牙切齿，一个念头在脑海里盘旋……召开国防军工生产会议当天下午，中央军委办事组、全军文革小组在三座门军委大院召开国防军工生产会议，电话通知王诤务必参加。王诤准时赶到了会场。林彪没来，但他的老婆叶群(已当上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和新任命的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长黄永胜，副总长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温玉成等人都来了。到会的还有叶剑英、聂荣臻两位老帅。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北京军区政委郑维山以及国务院负责抓生产的李先念、纪登奎等也到会。王诤到会场后，即在后排找个位子坐下，闭目养神。会议由黄永胜主持。他无端地严厉指责了陈毅如何如何“反对”毛泽东，又批判罗瑞卿如何“破坏”国防军工生产，还含沙射影地批评叶帅对林副统帅不尊重。叶群接着讲话，不时扬扬手中的小红书，口口声声林总如何如何，王诤更是反感到了极点。实在忍无可忍，他取出钢笔和小本子，写了两张纸条，内容大意是：林彪同志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他在红军长征时期就两次反对过毛主席;遵义会议后，林彪还主动联络张国焘，想夺去毛主席对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条子不长，但字字句句铿锵有力。他请坐在他前排的黄知真将军递上字条，黄知真传递给自己前排的钟赤兵将军，一个个传递。黄永胜看了字条，脸色顿变，他恶狠狠地瞪了后排的王诤一眼。王诤却神色自若。他已横下一条心来，就是要碰一碰声名显赫、如日中天的林副统帅，杀杀他和他一伙走卒的嚣张气焰!王诤早已作好了被捕被打击的思想准备。前几天，他就对夫人秦岩交待了后事该如何办，暗示自己极可能出祸端。他没给自己留下退路。此刻，王诤双手抱臂，嘴角挂着一缕傲然无畏的冷笑。

　　政治事件

　　黄永胜将字条递给叶群，吴法宪、邱会作等依次传看，个个神情惊恐。他们交头接耳，议论了一会儿。接着，黄永胜打开小红书，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接着，他以手掌击桌，声色俱厉地宣布：“会场上竟有人公然跳出来，赤膊上阵，猖狂反对林副统帅。这是当前军内文化大革命中又一起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性质非常严重……”

　　惊讶不已

　　纷纷将目光转向王诤。王诤肩披黄呢子军大衣，依旧双手抱臂，面色冷峻，凛然无畏。第二天，军委办事组宣布王诤隔离审查，他被剥夺了人身自由。这就是轰动军内外的“炮打副统帅事件”。王诤被扣上一连串黑帽子，大会斗，小会批，林彪及其追随者们恨不得将他公开处死。王诤被剥夺了自我辩护的起码权利，他被坐“飞机”，戴高帽子，整得死去活来，还是不肯为“炮打”一事作检讨。专案人员一时无计可施，几个月以后，东北乌苏里江畔发生了中苏边防军武装冲突，即珍宝岛事件。为了对付“新沙皇”，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会上有人谈到前线的无线电通讯屡被苏军电子干扰，已造成某种不利后果。毛主席当即责问林彪、黄永胜：为什么不及时抽调解放军在几年前就已组建的电子干扰部队参战?同时，又问到王诤的情况。林彪、黄永胜等人支支吾吾，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毛泽东回顾了红军长征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次次斗争，郑重指示：王诤是立过大功的同志，是功臣，有缺点错误可以帮他改么，一棍子打死不是党的政策，要尽快让王诤出来工作……

　　这样，王诤终于逃过了灭顶之灾，又有了为党为军队为人民效力的机会。林彪一伙于心不甘，对他仍多方限制，作为内部“监控”，还时不时地批判他“右倾”，诬称他脑后有“反骨”。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两年以后，“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王诤长期压抑的心情顿时为之一振。他一心只想多做工作，把失去的宝贵时间补回来，怎奈又遭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电讯科研搞不上去。但他仍奔走呼号，与极“左”的祸国殃民的一套作坚决的斗争，终于看到了“四人帮”的垮台。由于身心受到损害，他的健康一天不如一天。1978年8月13日，王诤将军病逝于北京，享年69岁。王诤将军的浩然正气将永留人间。

　　人物评价

　　毛泽东同志曾亲切赞誉说：“王诤同志是有功的，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参考资料

　　1. 王诤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 王诤：闻鼙鼓而思良将 .人民网

　　3. 王旭东部长为我国通信鼻祖王诤中将铜像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