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军事学科教官陈焯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8-04-28 09:31:15

　　陈焯(1898—1950)，字空如，浙江奉化人。

　　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与白崇禧是同学。

　　1918年任援闽浙军总司令部少校副官、独立第二旅团附。

　　1920年任浙军营长。

　　1923年南下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

　　1924年任黄埔军校军事学科教官;1925年参加东征。

　　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总司令部参谋处长。

　　1928年，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2年4月13日，任军事委员会第二厅铨叙事务处处长，同年9月26日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副厅长。

　　1933年2月22日。任首都警察厅厅长。

　　1935年12月10日，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务厅厅长。

　　1936年升任中将军衔。

　　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8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后又任军事委员会新闻检查局局长。

　　1945年4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1945年9月，任北平市警察局长。

　　1947年7月，任中国国民党第七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1947年7月22日，被免去北平市警察局长，调回南京，在国防部任职。

　　1949年，陈焯没有随蒋介石去台湾，而是开始弃官经商。

　　1950年被处决。

　　人物简介

　　陈焯(1898—1950)，字空如，浙江奉化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与白崇禧是同学。先后在浙军、粤军中任下级军官。1918年任援闽浙军总司令部少校副官、独立第二旅团附。同年，兼任浙军讲武堂教官。1920年任浙军营长。1923年南下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时蒋介石任参谋长。据陈焯妻子卓子仙在2001年3月26日写给松岙同乡卓顺悌的信云：“陈焯在广州跟随孙中山先生时，蒋介石、空如作参谋，三人在一个办公室。”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陈焯任黄埔军校军事学科教官;蒋介石兼长洲要塞司令，陈焯兼长洲要塞司令部参谋长。1925年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陈焯任该军参谋长。曾参加两次东征。1926年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陈焯任总司令部参谋处长。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从南京回奉化，路经杭州。浙军26军军长周凤岐十分怠慢，触怒了蒋介石，当时在南京主军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为应付蒋介石，于9月29日下令免去周凤岐的26军军长职务，旋即于10月8 日任命陈焯为26军代军长，1928年1月21日正式任命为26军军长。当时考虑陈焯这一任命，一是由于陈焯曾在浙军任过团附、营长，在26军有不少熟人;二是由于陈焯是蒋介石的老搭档，必然受到蒋介石的欢迎。1928年2月7日，陈焯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8月13日，中国国民党取消纵队、军翻号，重编为师，陈焯任第一集团军第8师师长。同年10月8日任第6师师长。1932年4月13日，陈焯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厅铨叙事务处处长，同年9月26日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副厅长。1933年2月22日。任首都警察厅厅长。1935年12月10日，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务厅厅长。1936年1月23日升任为中将军衔。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8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副局长。后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新闻检查局局长。1945年4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45年9月4日，陈焯被任命为北平市警察局长。1947年7月，三民主义青年团合并后，继续任中国国民党第七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47年7月22日，被免去北平市警察局长，调回南京，在国防部任职。1949年蒋介石离开大陆前夕，陈焯没有随蒋介石去台湾，而是开始弃官经商。解放后隐居宁波，1950年马头村有人去宁波，在街头偶遇陈焯，回来向村里汇报后，村里派人去宁波诱骗陈焯，说村里有要事相商。陈焯一到村里，马上被扣押，并立即被处决。

　　藏本事件

　　1934年6月9日上午10时，日本驻南京领事馆通知中华民国外交部，称副领事藏本英明前日夜晚在送日本驻华公使有吉乘火车赴沪后失踪，请为调查。领事馆同时派员分赴首都宪兵司令部及警察厅，通报了同样内容与要求。日方态度咄咄逼人，借“寻人”而行侵略之实是其惯技。藏本事件发生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剿共，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在京主持政务，两人得此报告后，都是又惊又怕。汪精卫迅速训示首都宪警机关：“尽全力访查，务期藏本失踪事有一着落，以维中日睦邻邦交。”警察厅长陈焯和宪兵司令谷正伦都是“第一责任人”，自然不敢怠慢，迅速层层布置，派员去日本领事馆，详细了解藏本失踪经过，及其个性、嗜好、身材、面貌、服饰，又索取近时照片，以资翻印后核查用。警察查问藏本出走原由，是否因某种刺激而自寻短见，诸如公事失误、同僚矛盾、经济拮据、身体有病、夫妻失和等。日方肯定藏本一切正常，绝不会自杀。当日12时开始，首都宪警分头出动，往各处查访，先是在大街小巷，后是入店铺旅馆，乃至青楼、舞厅、厕所都要问一问、看一看。警察厅督察长陈独真(曾任陈果夫的保镖)带领警员，逐个查询自日本领事馆至下关车站、领事馆至藏本住所阴阳营的岗警，8日深夜有否发现过单独行动的日本人。10日是礼拜天，宪警奉命放弃休息，继续查访，还出动了进口的高级警犬，查访的地域也扩展到四郊。11日，宪警机关在汪精卫的促令下，迭加措施：宪兵司令部与警察厅，通过报道广告和招贴，发布重金悬赏寻人启事：如能将藏本直接寻获者，赏洋1万元;能知该员踪迹报告后因而寻获者，赏洋5000元。将全境划分成若干区，由宪兵、警察各级官佐包干，带领所部在包干区内，作梳理式查访，不得放过任何一个地方。在全市进行户口总检查，按保甲对照户籍册，挨户查询。郊区的江宁县政府也转饬各乡镇保甲协同寻找。为了一个藏本，出动人力之多、查访范围之广、搜寻之细密，实属空前，可惜俱是无功而返。日本媒体趁此机会，大肆进行恶意宣传，认定藏本被“绑架”“杀害”，矛头更直指中国宪兵与特工组织。日军将驻沪海军多艘日舰驶往南京，停泊下关江面，炮口对准南京城。日本领事馆并部署日本侨民撤离。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对于日方的诬蔑、恫吓及无理要求，国民政府一味忍让。汪精卫一再斥责宪警查访不力。在“剿共”前线的蒋介石，也拍电报表示“严重关切”，转令“首都军警妥慎寻访，使真相早白”。陈焯急如热锅上的蚂蚁，首都宪警于是倾巢而出，将一应公务全部搁置，集全副精力搜查藏本，并重点盘查形迹可疑者、方言不通者、面貌奇异者，好几个哑巴、疯子也被疑为藏本，被“请”进了警察所。正当千钧一发之际，13日早上，明孝陵员工在陵园门口见到一名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中年男子讨要水喝，并递上两颗金纽扣，请其代买了4只鸡蛋，边吃边向山上走去。陵园工人怀疑是藏本，便打电话给警察所。警员接报后上山搜索，在后山一洞穴中找到该人。警长取出随带照片核对，判定是藏本，于是扶持其下山送往首都警察厅。警察厅长陈焯本是认识藏本的，握着他的手好言抚慰，拿出饮料、点心给他充饥，藏本则嘘唏涕下，似有满腹哀怨。汪精卫得报藏本已寻获，眉开眼笑，以手加额，大呼“所幸无事矣”。他令外交部向日本领事馆报告喜讯，并令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等，赶去警察厅慰问藏本。藏本安全无事，局势改观，陈焯等迅速安排了记者招待会，藏本在会上向中外记者表明，他本欲上山自杀，后来改变主意，以致滞留山中。藏本语焉不详，中外媒体咸猜测他是接受了上司命令，欲以自杀制造事端，而后贪生怕死，酿成闹剧。日方转而陷入舆论被动，十分狼狈。日本领事馆迅速接回藏本，不许其与外界接触，向外称“藏本氏因体弱不能再行劳动”，并称藏本出走的动机，“全由家庭及职务升迁太迟之故，又上星期遗失某种公文，为上司诘责，未免难堪，萌生了自杀的念头”。其后又称：“经由沪上来京之上海福民医院松井博士诊断，藏本平素神经质较甚，但虽有忧郁性质，无特别症候，6月8日夜神经发作，精神异常，乃告失踪。”6月15日一早，领事馆即派员把藏本送上轮船去上海，然后在日警保护下送回日本国内，自后藏本再未露面，真正失踪了。传闻为日本人溺死在太平洋中。藏本事件解决后，警察方面的有功人员都受到奖励。三天三夜没合眼、带队于紫金山洞中寻获藏本的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赵世瑞因功于1935年晋升陆军少将军衔。警察厅九分局刑侦科科员曾杕被记大功一次。除在《南京日报》、《中央日报》上刊登大幅本人照片及有关寻获藏本始末外，并奖励大洋三千元，陈焯晋升为南京孝陵卫区警察九分局科长，名噪一时，被誉为南京“四大侦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