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李诚,原名泽宗,字敬夫,安徽石台县占大镇南源村人。通晓国故的专家。民国十三年经清末举人王朝忠举荐,受业于桐城派著名学者姚永朴执掌的秋浦周氏宏毅学舍。民国十五年一月考入南京国专。毕业后经姚永朴推荐,投身桐城派传承人、清史总纂马其昶门下。在马家名义上是私塾先生,白天在双桂楼私塾馆教书,夜晚便成了马其昶的学生。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使他得之真传、受益匪浅。至1949年,先后在桐城马家私塾、郎溪中学、芜湖高商、巢县黄麓师范、阜阳中学、昭明国专、江南文化学院等校执教。他教学严谨,条分缕析,善于透过典型带动一般,启发学生神思,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著名学者马茂元、舒芜、吴孟复等均为其弟子。吴孟复在《敬夫李先生传》中忆道:“予少师蜕私(姚永朴号蜕私)而友茂元,因得从先生问学,赏与茂元、方管背《哀江南赋》、《赌棃栗》,往往不能竞。先生诵之不遗一字,因复诵《玉台新咏序》、《报杨遵彦书》,其声琅琅,今犹在耳。”
1950年分配到黄山管理处工作。是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奋笔给毛泽东主席上书,就战局发展,我军战略战术运用及注意事项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此人若无政治问题可录用安排。”1953年经著名历史学家、安徽省博物馆筹备处处长(后为首任馆长)李则纲举荐,到安徽省文史馆任图书管理员。先后写下《中国历代军事地理概论》、《西汉人文表》、《三国人文表》、《全国各省市地理资料记要》、《安徽各县市名称考释》、《清代安徽学术》、《李白秋浦诗注》、《欧曾王三苏文评》、《合肥史料辑》、《合肥军事概论》、《民初桐城文人轶事》、《桐城派文人在清史馆》、《古今名产琐记》等71篇30余万字文稿。
期间赋闲在家、人称“活字典”的他,不顾体衰视弱,顶着压力和风险,专心传授停课辍学在家的李克强古文等知识。1977年逝世,享年七十多岁,逝世前是安徽省文史研究馆一位退休的图书管理员。
人物传记
桐城派最末一位名家
安徽省石台县秋浦河畔的“占大中学”校园内,端立着鲜为人知的学者李诚的塑像。黑色的大理石基座上镌刻的“李诚先生之像”,系其学生、著名文学评论家舒芜的手笔。基座侧面则是其学生、著名古文学家、汉语专家吴孟复生前所书敬师诗: “几人老有从师乐,斯世知多继起贤。”李诚深邃的目光凝视着远方,力透出学者的睿智。李诚是安徽省石台县占大镇南源村人,原名泽宗,字敬夫,1906年7月23日生于一普通农民家庭。幼年时就喜爱读书,随清孝廉王朝忠先生读《四书》、《五经》及唐宋八大家古文,常能过目不忘,十分聪明,在当地有神童之誉。民国初年,李诚去桐城,在名士姚永朴先生办的至德县宏毅学舍受业,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得到姚的赏识,被姚推荐给桐城马其昶(字通伯)。马是著名的散文家,曾在京师大学堂教学,因编辑《清史稿》而驰名天下。马看了李诚的文章大加赞赏,此后李诚随马数年,得之真传,与桐城派结下不解之缘。因此,有人称李是桐城派最末一位名家。他本人也常说: “吾虽非桐城人,但出自桐城门下,终生受益匪浅,可谓半个桐城人。”后来马通伯让李诚为家庭教师教授其孙辈。李不负师恩,悉心教学,一时间前来求学者不绝于门,其中学业有成者10余人,如日后成为知名学者的马茂元、舒芜、吴孟复等。李诚讲课,条理清晰,剖析透彻,释疑解惑、发人深省之处尤多。他的国文课讲得非常吸引人,从古文字的来源和象形、含义、谐声等方面透彻地加以讲解。现已80多岁的老人焦明回忆起李诚讲课的情景,犹历历在目。他说,先生讲课善于通过典型带动一般,例如,针对我们写作文中出现“衣”、“示”偏旁不分的毛病,他就在课堂上指出“衣”旁大都与服装、衣饰等有关,而“示”旁则大都与意识、神鬼、祭祀等有关。这样,我们就注意到两者的区别,杜绝了类似的错误。先生还能作一些生动有趣的解释,引导我们专心听讲。有一次讲到“兔”、 “免”二字的区别,说兔子遇到危险就跑,开始还能看到一点尾巴,最后连一点也看不见了,也就免了危险。同学们都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这种通俗易懂的方法,既增加了学生的知识,又调节了课堂气氛。李诚先生的内心深处始终蕴藏着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感。他常说:读书之人,要关心国家大事。文人从军、弃笔从戎,古已有之,如辛稼轩、陆放翁抗击金兵南侵。言谈之中,常以其自比。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了,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保家卫国的时刻,赋闲在家的李诚天天注视着战争的发展,对双方军事对峙的形势、部署及地理位置,皆精心研究;对报纸和广播电台公开报道的军事消息,他都一点一滴地收集,汇聚到一起。他的居室墙上挂满了地图,他常常在图前踱步,沉思着如何用兵,以致夜不成眠,披衣起床,奋笔疾书,给毛泽东写信,就朝鲜战争未来的局势发展,我军的战略战术、军事部署、注意事项等一一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设想。虽然是纸上谈兵,但字里行间表达出一位学者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心跃然纸上。李诚以文会友,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李则纲的一段佳话。李则纲是安徽枞阳人,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和历史研究工作,著有《欧洲近代文艺》、《远祖的诞生与图腾》、《史学通论》、《革命大事年表》等,是我省老一辈历史学家。他与李诚的相识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李则纲担任省文献委员会副主任时,就聘请热心文化事业的李诚为该会特约采集,解放后又推荐李诚到文史馆工作。上世纪70年代初,李诚常去探望李则纲,每次都捎几本书给他看。二老相见,谈笑风生,从哲学到历史、地理无所不谈。李诚比李则纲小10岁,亲切地称李则纲为“李老夫子”。
和李克强的忘年交李克强于1997年5月15日在《安徽日报》上撰文——《追忆李诚先生》。他说: “从某种角度上说,学者大抵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名符其实,这是大多数。一类是名不符实,这是少数。还有一类则是有实无名,这一类究竟数量如何,很难估算,因为他们鲜为人知,我所认识的李诚先生就属于这一类。”他一再肯定地说: “他(李诚)是一位学者,一位通晓国故的专家。”李克强是在幼年时期认识李诚的,他们同住一个大院,两家门对门。十年动乱期间,李诚失去工作回到家,而学校里正停课闹革命,少年李克强也闲在家中。一天,李克强走过李诚家门口,见李诚正给儿子讲解古文,就跑过去听听,觉得讲解得十分透彻,对他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从此李克强读书读报遇到难解的典故就向李诚求教。一生爱才的李诚从交谈之中发现李克强博学强记,聪明过人,又抱负远大,有意收为门生,就说:“欢迎你来。”于是,每晚李克强都准时来到李诚家,听他说文解字。李诚不顾体衰视弱,常给李克强开读书目录,就文风、治学乃至持身应世,都给以谆谆教导。他要李克强读《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国史,给李克强整段整段地背诵《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古文选,李克强看(听)不懂的地方,他就用平和的语调,时断时续地给他讲解。有时还专门向李克强讲授唐诗,一天讲一首,而每讲一首他可以用一小时的时间来旁征博引:几乎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都使李克强的心得到一种意外的收获和满足,在他的知识领域里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天地。李诚与李克强既有师生之谊,也是忘年之交。20世纪70年代初,李克强插队农村,第一次离家,手提肩背行李与父母辞行后,刚踏出院门,就看见李诚先生早早站在巷口,一副依依不舍之情。后来,李克强的学习突飞猛进,李诚见之十分高兴,逢人就说:“此子日后必当大任”,并引用南宋陈亮的名句“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来勉励李克强。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他却常对李克强说:“一个人学点知识在肚子里,总有一天会用上的。”就这样持续教了近5年之久。果然,李克强不负先生厚望,恢复高考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大学法律系,这几乎全凭那几年打下的功底。对地理研究痴心不改李诚爱读书,对经、史、子、集、图、志、佛学、哲学等都有涉猎,对中国历代和现代西方的军事著作都做过潜心研究,下过功夫。但他侧重研究的还是历史地理,通过对我国疆域演变的认识,激起爱国主义热忱。李诚早年从事教学工作时,课余时间就勤奋研究中国古代战争史和军事地理学。20世纪60年代初,李诚觉得我国地理研究中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就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副所长黄秉维写了一封信,指出:“历史地理研究是地理学中很重要的一方,而地理研究所对此还在逐步准备中。关于这一门本人想提供若干意见,作为参考”, “一是怎样着手研究,二是搜集资料当中应注意的两个方面,三是历史地理和方志的一元化”,并提出了具体措施与方法。他认为,有的正史中根本没有地理志,即使有而又不免于太疏,地理学在正史中只是附庸。黄秉维收到信之后,立即给这位陌生的先生回了信,肯定了李的意见,并觉得这位李先生是一位难得的地理研究人才,经所里研究之后,决定调李诚来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员。随即派人来安徽商议调动一事,不料当时的有关领导却认为李诚思想太“右倾”,反“右”时又受过批判,不适宜去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工作,调动一事就此搁浅。但是李诚对地理研究痴心不改,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积铢累寸, “文革”中虽身处逆境也从未间断。1970年,全国人民都在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合肥市武装部找到李诚,要其承担编撰合肥军事历史材料的任务。李诚凭着对军事地理的研究,夜以继日地查资料、找书本,短短的一周时间,1万多字的《合肥军事概论》脱稿了。文中叙述了历代在合肥发生的战事,论证了合肥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提出今天与古代战争形势、地理位置的变化异同,我们应怎样准备才能适应备战形势的需要。此文得到了有关领导的赞赏。此外,他还陆续撰写了《军事地理》、《中国历史地理》、《三国战争志》、《唐代军事地理概论》、《历代军事地理概论》、 《古诗文择讲》、《清代安徽学术》、《池上文存》、《李白秋浦诗注》等专著。李诚晚年计划写一部《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讲述中华文化的变迁,但在1977年他的大作写到一半的时候,却悄然离开人世,享年72岁。
人物纪念
在其去世20年后的1997年5月,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发表了《追忆李诚先生》的署名文章,深切表达了对他的敬仰缅怀之情。
其中写道:“李先生也是很重情感的,记得70年代初,我插队乡村,初次远离家门,与父母告别后,当踏出院门,发现李先生已早早站在巷口,向我点头道别,以示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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