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李世璋,字明斋,江西省临川进贤县人,北大经济系毕业,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第一次合作初期,他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为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积极活动,孙中山病重期间,担任新闻发言人。次年,以《申报》、《民国日报》记者身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同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7年蒋介石反共,疯狂捕杀中共党员,他在和党组织失去关系的情况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应程潜林伯渠邀请出任第一战司令区司令长官部秘书长兼政训处长,与周恩来派来的朱瑞一起从事抗日活动安排和保护了一大批共产党员,被蒋介石传讯并撤职。但他不畏强暴,继续从事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为政务院秘书长等职,1962年,在刘少奇、周恩来关怀下,经中央组织部批准重新入党。
李世璋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法律科,参加北京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24年毕业。同年秋任北京《京报》记者和孙中山赴北京代表团新闻发言人,上海《申报》和《国民日报》记者。1925年夏到广州,经周恩来介绍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秘书、代理主任,第十八师党代表,后参加北伐。1930年参加邓演达组织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任中央干事兼组织部长及机关报《行动报》主编。
生平经历
幼年丧母,家境贫困,由其叔祖母抚养长大。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五四”运动爆发,加入反帝反封建行列,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活动,协助鲁迅组织学习世界语活动。1922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选北大团支部书记。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读完大学,应《京报》创办人邵飘萍之邀作记者,到北京第四中学任兼职教员。次年毕业。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之初,他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受《京报》委派,作孙中山随行记者。孙中山病重其间,他担任新闻发言人。次年,以《申报》《民国日报》记者身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同年,赴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主讲《帝国主义论》。
1926年,应程潜、林伯渠之邀,李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秘书、代理军政治部主任兼十八师党代表。9月,第六军攻克南昌,他代表军长程潜出席南昌各界中秋祝捷大会,发表讲话,动员民众打倒北洋军阀。1927年3月,参与击溃军阀孙传芳之战,占领南京。此时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大肆搜捕左派人士,解散第六军,下令通缉程潜、林伯渠、李世璋等人。他撤出南京往武汉,后与第六军十八师退回九江。宁汉合流,蒋介石、汪精卫联手在第六军实行清党分共,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隐居上海。在上海参加“中国国民党行动委员会”,当选中央干事,兼组织部长和机关报《行动报》主编,从事反蒋爱国活动。1928年春,流亡日本。次年初归国,先后在上海江南学院、暨南大学任教授,杭州高等警官学校、杭州特训班、南京谍报参谋训练班任政治教官。“九一八”事变后,李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支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并建议蔡铭枢联共反蒋,团结抗日,发动上海学生声援“一二·九”爱国运动。
抗战爆发,李应邀出任程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长兼政训处长。与周恩来派来的朱瑞一起发动群众,收容流亡学生组织训练,宣传抗日,安排和保护魏文伯、吴宪、张维等共产党员干部,遭到蒋介石的传讯和撤职,被调国民党中央党政训练班受训。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财政部内江区银行监督。1940年,他趁治病之机,由重庆迁居綦江,创办渝南中学,自任校长。1943年,李与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郭春寿等在重庆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当选中央委员会领导成员。1946年,李随民联中央迁回上海,以聚兴诚银行总秘书的身份,与中共密切合作,与周恩来、林伯渠、华岗、吴克坚、南汉宸、张执一等联系,听取党的指示。多次与湖南省主席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密商,促使他们起义和北上参加新政协。
1949年上海解放后,李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作为民革中央代表参加首届政协会议,出席开国大典。任政务院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监察部副部长、国家编制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监察人。1959年调回江西,任江西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任、省参事室主任。在刘少奇、周恩来关怀下,1962年,经中央组织部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民革中央常委、副主席,民革江西省委员会主任,当选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个人著作
著有专文《关于北伐前后的第六军》、《北伐军攻克南昌前后记略》、《回忆北伐军三打南昌》等。著作收入《李世璋文集》。
李世璋在郑州
七•七事变后,程潜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长官。根据林伯渠、叶剑英提议,李世璋任秘书长兼政训少将处长。由周恩来派来的中共党员朱瑞协助其工作。1937年底,日军由黄河北逼进新乡,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由新乡撤到郑州,其政训处设在商城路东段城隍庙内。
不久,日寇占领河南东部,从商丘逼近郑州。郑州是武汉的一个重要屏障,为了保卫革命政府武汉,蒋介石极为恐慌,决定以水代兵,炸开黄河口,让黄河水向豫东流,阻挡豫东敌人的进攻,拦住黄河北的敌人。李世璋在决定炸花园口的前一天得知这一信息,心急如焚,即派出政训处全体人员组织百姓向豫西南转移,但由于水流面太广来不及迁移,百姓死伤甚多。
由于郑州已处抗战前线,郑州豫丰纱厂资本家决定迁厂到重庆,但只带机器不带工人,6000工人面临死亡边沿。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豫丰工人为了求生存,要求发遣散费,并扣留机器,开始罢工并在陇海公园召开大会,公开宣读了向蒋介石的情愿书。《郑州日报》〉、《达纲报》〉就此事于次日进行了报道。蒋介石不得以来郑,(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豫丰纱厂有股份)查问工人扣机器的事,怀疑是政训处煽动工人干的,派戴笠把李世璋叫去。当面训斥:在前线搞罢工是破坏抗战行为。李世璋据理力争:豫丰纱厂搬迁,如只将机器搬走不要工人,工人无法生活,会被敌人利用,对抗战不利。政训处派工作人员调解此事,不是什么煽动工人罢工,这是外界误会。工人罢工扣留了一部分机器,也是出于生活所迫,不得已才这样做,如果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题,这事就平息下来了。蒋介石无话可说,亲笔写条子给李世璋,让长官部垫付五万元,国民党政府、郑州地方政府凑了十万余元,共计十五万多元,平息了罢工。政训处利用这些钱在西安购买木质机器,组织豫丰纱厂一千多工人,在河南宜阳县的一座山上办起纺织厂,纺纱织布,维持生活。
李世璋在郑州期间还掩护、收留、安插了一批中共党员在政训处工作,并将一批进步学生编为政治大队,经训练后,分配到河南各地、县,任民运指导员,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李世璋的领导下,政训处和河南省内各县查处了一批勾结日寇的汉奸官员和有走私贩毒行为的官员,引起了CC和复兴社特务的敌视,他们向蒋介石报告说政训处是共产党的组织。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撤销李世璋的政训处长职务。但当时日军正疯狂侵占中国,李世璋不顾个人安危,拜见中共上层领导、营救被捕中共党员,蒋介石将他软禁在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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