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军统
周镐生于1910年1月21日，出生于湖北省罗田县三里桥乡七里冲周家垸一个农民家庭，此地现为凤山镇老塔山村，其家世代务农。14岁时，全家节衣缩食，送他考入武汉私立成呈中学读书，1927年毕业。次年，桂系第四集团军在武汉创办随营军校，周镐考入该校步兵科(该校后改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
武汉分校被蒋介石分子掌握以后，加强了对学员的蒋化教育和控制，周镐十分不满。不久在一次政治测验中流露出反蒋情绪，怀念邓演达、恽代英以前主持武汉分校时的政治活跃气氛，而且拒不认错，故被认为思想不纯遭学校除名。他遂经同乡介绍，到上海加入第十九路军，任下级军官。淞沪战争以后，第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与红军作战。
1933年11月 20日，李济深等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为骨干，领导发动了“福建事变”，受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严厉镇压，两个月旋告失败，第十九路军亦被撤销。周镐乃脱离所在部队，取道上海欲返回家乡，但途中被国民党特务追踪，到汉口下船时，即以“共产嫌疑”为名遭到宪兵警察的拘捕。意外地是负责审讯的一位宪兵长官与周镐有旧交，竭力劝周镐以黄埔出身，何不加入军统?并告知过去一切可以不究，还可保证无罪开释。周镐念及旧交及目前处境，被迫同意试试。
1935年周镐正式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供职，任武汉站站员。不久因在同事中有激进言论被军统逮捕审查，送至南京洪公祠1号，后幸经军统局核心成员“十人团”之一的周伟龙保出。这次被关押的经历，对周镐在军统内步步高升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军统内部，谁都知道周伟龙与戴笠系生死之交。周伟龙能保周镐，自然令周镐感激不尽，但周镐也因此受到重用。
1936年戴笠派其为军统贵阳邮电检查所所长，翌年又调任广东税警总团查缉股组长，暂编第八师(由广东税警总团改编)谍报队少校队长，1940年任军统广东省督察，1941年又调回重庆军统局任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这些职务多是一些肥缺或重要关键岗位。这时，周镐已是军统内比较受戴笠重用的人了。
潜伏南京
1943年初，周镐身负戴笠重托，化装成商人，同译电员李连青携带电台从四川经湖南，再由军统局京沪区区长程克祥陪同，辗转到了安徽南陵。然后，周佛海内弟杨惺华委派汪伪财政部警士队队长杨叔丹，专程将程克祥、周镐等人秘密接来南京。程克祥转道上海，而周镐及译电员李连青则被安顿在南京评事街一位与重庆有生意往来的商人家里，等候周佛海的接见。时间一晃半年，周佛海却稳坐钓鱼台，纹丝不动，周镐乍到南京，人生地不熟，半年闲居使他有空到大街小巷四处转悠，也借此机会认识并结交了一些朋友，包括后来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时任汪伪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军官的徐楚光，后来成为他随从副官的南京市车辆管理委员会职员姚紫云等人。在熟悉了周围情况以后，周镐就在长江路174号另租了一处房子，从评事街搬过来独住。
1943年7月的一个下午，周佛海终于接见了周镐。据周镐后来说：周佛海之所以此时接见我，完全是因为他家中原来的地下电台暴露，无法与重庆进行电讯联络才予以安排的;同样，周佛海半年多时间按兵不动，也正是他观察动静的时间。原来周佛海的官邸--西流湾8号的地下室，早有一部与重庆联络的秘密电台，这是在 1940年夏，周佛海领导下的汪伪特工部门破获的一架军统地下电台。说来也挺有趣：这架电台被破获后，在周佛海的控制下，沿用原来的呼号密码，继续与重庆方面“保持联络”，互通“情报”，竟有一个多月，重庆方面未察觉出来，待军统方面发现破绽后，拟停止电台工作。可周佛海岂愿轻易放弃这个与重庆接上关系的机会。9月11日，他亲拟一电文，请戴笠转呈蒋介石，电文措辞十分亲切诚恳。戴笠正需要在汪伪政权中物色一重要人物作为争取对象，双方利益相关。此电文拍发后不久，在军统的默认之下，周佛海将这架电台由扬州路迁往自己的官邸西流湾8号。为表示自己的态度，电台仍由原来军统人员掌握，由他供给情报和工作人员的吃穿费用。周佛海当初与重庆方面发生关系，是得到日本侵华当局默许和私下支持的。但他背着日本人和汪精卫，在自己控制下的特务系统里另搞一套，这是日、汪意料不到的。
特别是1942年以后，周佛海除电台往来外，还秘密和戴笠互派使节。重庆、南京之间往来过于密切，这当然引起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怀疑，特别是国民党和汪伪特工有接触的时候，互有摩擦，也露出一些蛛丝马迹。首当其冲的是，周佛海西流湾8号家中的地下电台被日本情报机关侦察出来，并受到监视。当这一情况由周佛海的日语翻译彭盛木(台湾人、军统特务)透露给周佛海时，真令他吃了一惊。周佛海没想到自以为万无一失的电台也受到了日本特高科的监视。他不露声色来往应酬，像无事一样，暗地里却紧张地一面布置军统电台工作人员从扬州路住处撤离，一面考虑家中电台的处置办法。在一时无可靠转移之处时，又果断地决定毁掉电台。以无意失火为幌子，让自己的官邸与电台一起付之一炬。这样，既保全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又烧掉了日本人对自己怀疑的祸根。
周佛海在其1943年1月11日的日记中，曾对此次官邸失火有记载。事后，周佛海又不厌其烦地写了一篇3000字的文章，题为《走火记》，叙述此次官邸失火的经过和感想，刊登在汪伪中宣部次长章克主办的《大公》半月刊1943年1月号上，静观社会舆论和日本人的反应。过了几个月时间，人们淡忘了失火之事，日本人也无什么动静;周佛海才决定召见周镐，并将这一内幕情祝请周镐转告戴笠，既是感激军统在关键时刻通风报信的救命之恩，也是向蒋介石表白，他已经完全倒向了重庆国民政府一边。
军统少将
周镐与周佛海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汪精卫的迎宾馆(即孙科1928年任铁道部长时的官邸)，这一次见面给周佛海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认为周镐“人极稳练，且有见识”，十分可靠。周镐也转告了周佛海的老母亲及其他亲戚的近况，并告知他来南京时戴笠所交给的工作任务，还要求周佛海安排他一个有公开身份的职位。周佛海满口答应。为了表示他对军统的亲切热情之意，周佛海一个电话请来了李顺昌呢绒服装商店的裁剪师，当场给周镐定制了六套全毛高级中山装和大衣。他对周镐说：“先换换装，工作安排以后再通知你。”几天后，周佛海派人从周镐处取出电台，运往上海放在其内弟杨惺华的一处秘密地点，由重庆方面另行派来译电员并携带新的密电码和呼号进行工作，随周镐同来南京的军统译电员李连青，被安置在南京商会里做了个小职员。这部电台之所以不放在南京而要安在上海，周佛海当时是有考虑的。他认为，南京的日伪情报机关多，稍有疏忽就会危及自己;而上海十里洋场，五花八门的电台很多，利于隐蔽;沪宁之间，交通方便，火车当天即可往返，情报递送是十分及时的。不久，周佛海将周镐安插在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处第六科任少将科长。周镐立刻走马上任，同时开始着手组建军统南京站。1937年军统在撤离南京前，曾建立过南京区，并置有电台，但南京一沦陷这个组织就叛变投敌了。以后军统在南京的组织，规模都较小，也不敢怎么活动。周镐重新建立的南京站，下设八个组，是按当时南京的区域划分设立的，活动各有侧重。每个组设联络员(组长)，组与组之间没有横的关系，只与周镐本人或其副官发生关系。
约至1943年底，南京站组建完成并开始活动，周镐任站长。沈三北、刘振汉、张作安、杨叔丹、王捷三、洪侠等人为组的负责人。军统南京站系沦陷区的大站，周镐身负重任，被戴笠提升为军统少将，成为军统内的高级特务之一。周镐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担负周佛海与重庆的情报联络工作，搜集汪伪首都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其程序是周佛海将情报交周镐派交通员送往上海程克祥家里，然后由程转到杨惺华家里，再由电台发往重庆军统局，由戴笠亲自转给蒋介石。这是周佛海与重庆方面的重要热线之一，接近抗战胜利时，周佛海和周镐更是频繁地亲自往返于沪宁之间，和重庆方面保持密切联系;二是利用自己在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里的少将身份(后来为了方便起见，周佛海又给其搞了个军委会少将高级参议虚职)，与伪军中的实力派高级将领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郝鹏举，以及刘夷、张海帆、洪侠、崔象山等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替军统争取他们，收集他们提供的情报。周镐在南京汪伪军界上层人物中十分活跃，他广交朋友，就是共产党方面的朋友也照常结交。新四军二师派杨叔丹的弟弟杨天到南京活动，周镐知道了，专门到杨叔丹家去看望他，表示对新四军钦佩向往之意，交谈十分投机。日常生活中，周镐虽然掌握着军统大量的活动经费和金条，却从来没有私自挪用过，哪怕是只做一套衣服。他的工作作风比较严谨，烟酒不沾，他对部下常常叮嘱：“我们是在沦陷区，万事要小心。个人生命事小，抗日工作事大。”所以他工作从未出现过什么差错，因而深得戴笠的欣赏。
1945年2月，周佛海为了加强对沪宁线的控制，与陈公博争夺势力范围，又委派周镐为无锡专员。日本投降前夕，周佛海又赶紧电召周镐返回南京，商量对南京、上海的接收，矛头主要是针对陈公博，不让其势力插手，进而架空这个伪政权的代理主席，好向蒋介石、戴笠邀功。
接管日伪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并出兵我国东北。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广播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可直到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才在南京向中国政府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其实，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在南京的活动就已经公开化，并实行了对南京日伪政权的接管，其领导人就是周镐。但因为地下行动触犯了蒋介石等国民党统治者的利益，仅进行了三天，就被日伪蒋联合扼杀，周镐也因此被关押。原来，蒋介石为争夺抗战胜利果实，一方面于8月11日电令中共朱德总司令，要其军队就地驻防待命;另一方面却命令伪军“负责维护治安，保护人民”。12日蒋介石的侍从室又电令大汉奸周佛海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总指挥，周镐为南京指挥部的指挥。14日，又任命汉奸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负责南京、苏州一带的治安。作为战胜国的中国首都南京，维持治安的部队竟是已宣布投降的日伪军。8月16日，长期潜伏在汪伪首都的军统，南京站站长周镐，公开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指挥部就设在市中心新街口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其机构和组成人员如下：指挥：周镐(军统南京站站长、军统少将、陆军中将)。参谋长：祝晴川(汪伪中央军委会委员、常务参谋次长、汪伪中将)。参议：姜西园(汪伪中央军委会委员、海军部次长、海军学校校长、汪伪海军中将);刘夷(汪伪中央军委会参赞武官、汪伪中将);张海帆(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赞武官、陆军特务团团长、汪伪中将)。秘书处处长：崔象山(汪伪中央军委会陆海空军同袍社秘书主任、汪伪少将)。总务处处长：王芝堂(汪伪中央军委会参赞武官、汪伪少将)。新闻处处长：沈三北(汪伪中央军委会科长、汪伪少将)。军械处处长：洪侠(汪伪中央军委会参赞武官、汪伪中将)。副官处处长：白景丰(汪伪航空训练处副处长、汪伪空军少将)。行动处;杨叔丹(汪伪财政部警士队队长、汪伪警察上校)。
南京指挥部中的工作人员，还包括周镐任无锡专员时的一套班子，以及其妻吴雪亚介绍的几位南方大学的进步同学。这天，周镐召集上述指挥部人员开会，商定行动步骤。首先决定接管汪伪《中央日报》和由周佛海控制的《中报》这两家南京的大报，封存汪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然后又派人分别控制了中山东路上的汪伪财政部、宪兵队、汪伪中央电台等重要机关，并通知全市另外的几家新闻机构，听命南京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不得擅自妄动。
逮捕汉奸
当晚，由杨叔丹率领的伪财政部警士队，由张海帆率领的伪陆军部特务团，开始封锁南京的交通港口和车站，同时命令汪伪军、警、宪、政界的负责人到指挥部报到待命，并由指挥部行动处执行对主要汉奸的逮捕任务。被逮捕的汉奸中，主要有伪中央常务委员梅思平、缪斌，伪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伪陆军部长肖叔宣，伪南京市长周学昌，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鲍文沛等，一共47名，统统关押在中储行大楼的地下室里。行动处在执行逮捕汉奸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周镐及张海帆、杨叔丹等17日上午去周佛海西流湾8号的家中商谈事宜(当天下午周佛海即前往上海就任京沪行动总队总指挥)，巧遇伪陆军部长肖叔宣。张海帆再次提出要抓肖(16日深夜，南京指挥部决定抓汉奸时，张海帆就企图借此报复，提出抓萧叔宣，被周镐决定缓一步再办)，周镐此时因肖叔宣在周佛海家，逮捕不须费事，当即同意。在肖叔宣告别周佛海，乘轿车出周佛海官邸大门时，由杨叔丹执行逮捕肖的任务。当肖发现杨叔丹持枪拦车时，已预感到要出事，掏出手枪，被杨叔丹眼疾手快地抢先开了枪，打伤了腿部。当时肖叔宣血流如注，其随从三人也被缴了械，随后肖被杨叔丹等押送回新街口指挥部，丢弃在地下室的入户楼梯处。周镐查问此事，知道是肖叔宣负伤，命人回指挥部时，发现肖已因失血而昏迷，立即送往白下路陆军医院抢救。结果肖叔宣因失血过多和枪弹(达姆弹)中毒而死。前后经过不到一小时。这就是外界流传的张海帆因与肖叔宣有私仇，借口肖拒捕，开枪打伤了肖，致使肖因流血过多，死于陆军医院的说法。其实张海帆在逮捕肖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坐在周佛海的客厅未离开过。这以后，汪伪考试院院长陈群因此畏罪自杀。南京指挥部抓汉奸的大行动和陈群、肖叔宣的死，在汪伪汉奸内部引起不小的震动和恐慌，他们都没想到周镐动起真格来了。因此反抗的有之，告状的有之，请日本人给予保护的也有之。但全市人民无不欢欣鼓舞，看见大批汉奸被抓，沦陷区人民终于盼到了扬眉吐气的这一天。但是周镐的抓汉奸行动，因触动统治阶级的私利，也给接管行动的失败埋下了伏笔。8月16日这一夜，周镐呆在指挥部里通宵工作，起草给冈村宁次的受降书、电台讲话稿和指挥部的文件、通告以及第二天的报纸清样。8月17日，南京出现了两张面目一新的报纸《建国日报》(即原汪伪《中央日报》)和《复兴日报》(即原周佛海任董事长的《中报》)，套红标题为胜利专号。分别报道了军委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成立及周镐定于本日正午12时于南京广播电台作重要广播的消息，还刊登了由周镐起草的南京指挥部第一号布告，全文如左：我中、英、美、苏四国政府，业已接受日本政府之请求，准其无条件停战。抗战大业，于以完成，世界和平，从斯奠定。是皆我蒋委员长八年以来，坚(艰)苦卓绝之领导，前方将士之用命，后方民众之协力所致。现值嬗递之时，凡我同胞应守秩序。匪类乘机扰乱，极须严防。尤其沦陷区域，更当静候政府整理。本指挥奉命绥靖地方，维持现状。除各地部队，蒋委员长已有命令广播，应恪遵并听候命令外，兹经临时规定各项如左：一、 日本军民，应静候政府处置。无论何人，对之不得任意侮辱、伤害。纵然有非法活动时亦应及时向本部报告，听候核办，不得擅自处置。二、各地原有宪警机关，及各地负责官员，应各就所在地，保护地方，维持秩序。三、原有各机关，各级公务人员，应照常办公，不得擅离职守，并切实保管档案及公有款产物件，听候接收。四、凡服务公用事业者，无论中外人员，概须一体尽力，维持原状，如有擅离，即作破坏地方秩序论。五、各民团及私人藏有武器者，限于五日内，由负责人携同原有证明文件，至本部登记(新街口原中央储备银行)。 六、商会工会应领导工商人等，保持常态，不得藉词停止交易王作，尤不得高抬市价。七、银钱两业，应各照常营业，调剂市场金融，惟各伪机关及各公务员之存款不得支付，听候查明办理。八、中储券暂仍准予流通，听候政府调整。九、粮食及主要物品，绝对禁止囤积居奇。十、如有造谣生事，图扰乱地方市面，及有不法行为妨害秩序者，准由民众呈报本部经查属实，严惩不贷，但不得挟嫌诬栽。右列各项如有故意于违者，本部为维持治安计，当按军法惩究。合及布告周知，务各恪遵，切切此布。中华民国卅四年八月十七日指挥 周镐清晨，周镐匆匆用过早餐，就忙着会见大批前来拜访、要求接谈的各阶层人士，包括新闻界、商界、政界及社会名流，他们都是听了南京电台的有关广播和看了报纸上的消息后赶来的，纷纷向重庆国民政府的这位代表表示衷心拥护，同时打探虚实。周镐利用这个机会，重申指挥部的十项命令，争取社会各界对指挥部接管南京日伪政权给予支持配合。据周镐的随从副官姚紫云说：“周先生在接见南京商会会长葛亮畴时，曾警告商人不准抬高物价，不准投机取巧，发不义财……”中午12时，周镐到中山东路西祠堂巷伪中央广播电台作广播讲话，向市民宣告八·一五抗战胜利的消息，同时宣布南京日伪政权已由南京指挥部接管，南京指挥部负责维持社会治安，行使政府职权。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要遵守秩序，等候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接着，周镐又带着行动处武装人员赶到汪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集合全体军官学员训话，称其受蒋委员长之命令，代表南京指挥部接管南京一切军政机构，学员必须留在校内待命，并宣布了逮捕鲍文沛的命令。周镐希望通过以上行动，来稳住当时南京城内的这支重要武装力量。正当周镐主持的接管工作顺利进行时，南京局势出现了骤变：汪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的卫士团，在颐和路34号“主席官邸”四周构筑临时工事，架设路障，和指挥部行动处的武装人员发生冲突，爆发了局部巷战。18日上午，汪伪中央军校300多全副武装的军官学员，在拥鲍派分子鼓动下，齐集新街口广场，抗议指挥部抓鲍文沛，还架起机关枪对准了指挥部所在的中储行大楼，气氛十分紧张。周镐镇定自若地对部下说：“日本人已无条件投降了，这些人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他指示卫士加强警卫，其他人员继续工作。说话间，几架日本人的飞机出现在指挥部上空盘旋飞行，地下的双方就这样僵持着。到了下午，日本军冈村宁次派参谋小笠原中佐到指挥部，请周镐到日本军司令部商谈解决办法。周镐一到日本军司令部就被软禁起来。就在周镐被软禁以后，日本人将被抓的汉奸全部释放，宣布解散南京指挥部，指挥部里的人员虽然拒绝了这一命令，但还是被迫迁出了中储行大楼，全部搬到了三元巷的警员训练所静候周镐的消息。接着就传来这样的消息，说是蒋委员长的命令，南京再次由日伪军负责维持社会治安。南京的一些汪伪派系报纸还登出了这样一些大标题新闻，大喝其彩：“一日皇帝周镐昨日被日军缴械”，“南京指挥部鸟兽散”……周镐主持领导的接管南京日伪政权的行动，就这样流产了。
身陷囹圄
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但为国民党从事地下工作多年的周镐反而身陷囹圄。就在日本人软禁周镐之后，汉奸实权派、南京警备司令任援道奉戴笠之命，到日本军司令部交涉，将周镐转押到自己的警备司令部。戴笠抵南京后，又派人将周镐转至上海关押审查，其罪名是接管南京日伪政权时犯有贪污罪。在软禁中，周镐先还摸不着头脑，他想，自己作为沦陷区汪伪首都军统最高负责人，身负戴笠重命，一不贪污，二不腐化，戴笠为何要关押自己，谁都知道南京指挥部成立之初，周佛海就拿出50万元中储券作为经费，而指挥部仅二天就不复存在，贪污之名何罪之有?他给军统京沪区区长程克祥写了一封长信，替自己申诉，并希望程能替他在戴笠面前说几句话。很快他就收到程克祥给他写来的长达四页的一封信，信中说：“你在沦陷区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你个人的主张，京沪区不能替你负责，只能是你自食其果。”并向周镐表示爱莫能助，婉言拒绝了周镐的请求。至此周镐无路可走了。虽然软禁的生活条件优越，但他感到不解，感到愤怒。常常发脾气。渐渐地，他也晓得了一些内情：日本人之所以敢抓他，竟是周佛海出卖了他。周佛海对日本人说不认识周镐这个人。日本人向重庆方面核实，竟答称：国民政府丝毫不知道这支胡作非为的部队。周镐看到报纸上国民党大小官员复员还乡，大发接收财，更加心灰意冷，他感到自己已被愚弄了。9月30日，报纸上登出周佛海等一行被戴笠送往重庆，软禁于白公馆的消息，周镐看了心里明白，嘴上再也不说什么。后来他出狱后曾对朋友说过，国民党和戴笠这帮人，是既要做婊子，还要立贞洁牌坊，真靠不住。
获得释放
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死。经军统中好友帮忙说情，军统局副局长唐纵同意将周镐放出。出狱后，周镐就闲居在南京二条巷蕉园5号家中。事后，一些好友来看周镐，曾告诉他，如果戴笠不死，你恐怕永远不会有自由的。之所以要审查他，是因为戴笠觉得他有很多地方值得怀疑。了解内情的军统人士还告诉他，比较重要的原因有：第一、1945年春，周镐与南方大学法律系女大学生吴雪亚恋爱并结婚，证婚人是中国早期社会党领袖江亢虎，而且派场颇大，严重违反了军统的纪律，特别是军统怀疑其妻吴雪亚可能是共产党;第二、军统怀疑周镐接管南京日伪政权的行动系受了共产党、新四军的指使，因此大张旗鼓的在首都公开干起来，抓了那么多的人，军统没有指示，系周镐自作主张，戴笠不能容忍部下这样不服从命令，高级干部也不能例外。戴还认为，如果让冈村宁次向周镐投降的话，就要打乱蒋介石的统一部署，那1945年9月9日9时何应钦的受降典礼还怎么搞?周镐的行动有损于重庆政府的正统形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周镐处在周佛海与重庆联络的关键位置，周佛海与重庆勾搭的来龙去脉，周镐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周镐当时已被军统和戴笠认为非常不安分，这些内幕如果泄露于公众舆论界，如何了得?听了这些，周镐感到前途渺茫，因而对军统产生了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抗战胜利之后，满拟可以稍休。第—大愿，回籍省亲，使老父老母晚景略为快活，竟被戴笠这个魔王打破……”
加入中共
在家中赋闲的日子里，使周镐有空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思考，同时也引起了中共情报人员徐楚光的注意，徐决定争取他参加革命工作。徐楚光系周镐的湖北同乡，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步兵科同学，由中共派遣打入汪伪军委会政治部任情报局上校秘书、陆军部第六科上校科长等职。抗战期间，他俩就有良好的私人关系，周镐知道徐楚光是中共情报人员，相互之间曾交流情报，互通消息。周镐还曾利用自己任职的汪伪军委会军事处第六科掌握军事物资运输的汽车和火车车皮，给新四军运送过盐和物资，也曾将一些钱款资助过徐楚光作活动经费，默契的配合早已有之。1946年初，徐楚光潜回南京(1945年8月，徐楚光与钟剑魂、赵鸿学率汪伪首都警卫三师起义到了解放区)，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第三工作委员会主任的身份，负责南京、上海一带的情报策反工作。徐楚光多次拜访周镐，以同乡同学之谊指出跟着蒋介石将毫无出路，只有中共才能改变目前政府腐败无能的局面。周镐的言谈中也对徐楚光及中共的抗战英勇事迹表示敬佩和向往。1946年6月，徐楚光按约来到周镐家中，与他进行了开诚布公的恳谈，希望周镐为中共解放全中国的事业工作。主要还是做老本行，搜集军事情报和对过去有私交的西北军高级将领进行策反，以配合解放军的战场攻势。周镐经过深思，同意并接受了任务，并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要求。经徐楚光介绍，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中军区负责人邓子恢、谭震林亲自签署，委任周镐为京(南京)、沪(上海)、徐(徐州)、杭(杭州)特派员，并批准他为中共特别党员。徐楚光将这一消息告知了周镐夫妇，并说：“你们将过一种新的生活，高兴吗?”周镐妻子吴雪亚抢着说：“高兴极了。”周镐在日记中写道：“我当共产党，的确为不良政治所驱使，余妻当有同感，乃商议做解放工作，正好徐祖芳(即徐楚光)同志函约相晤，恰到好处而成功。”约在1946年9月，在全国人民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周佛海被解送南京，关押于老虎桥监狱，从9月21日起连续四天对他进行侦讯。周镐出于内心的愤怒，曾在一些场合扬言要为周佛海出庭作证，证明抗战期间周佛海和军统的关系，出出国民党的丑。他甚至还召集原来的一些在南京的老部下，油印了周佛海和军统之间内幕的书面材料，准备在公审周佛海时散发。周镐还曾策划公审时武装劫持周佛海到解放区，让蒋介石勾结汉奸的真相公诸天下。但均因条件不具备，未能成行。直到1947年3月底，蒋介石发布命令，准将周佛海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以后，大局已定，周镐才算罢休。从此专心致力于中共安排的工作任务。周镐在1948年淮海战役时，奉命策反国民党军刘汝明部起义，不幸被刘汝明、孙良诚出卖而被捕，1949年1月在南京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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