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生平
杨杰(1889—1949)，字耿光，民国军事战略家。陆军上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盛传的中国三个半军事家他排名第二，当时北洋直系吴佩孚、孙传芳的的参谋长，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排第一，他因当蒋介石的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排第二，桂系参谋长、民国训练总监小诸葛白崇禧排第三，红军参谋长、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因瞎了一只眼睛，算半个。这四个人因为军事生涯显赫和军事学术广为流传而颇受时人推崇。后来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当院长的时候也经常教育学员说，蒋百里先生和杨杰先生在旧中国号称大军事家，但因为走错了路，所以终生没有很大的成就，因此政治道路的选择是很关键的。
滇黔虎将
杨杰，云南大理人，白族。祖父杨宣是裁缝，父亲杨汉章行医，母亲徐氏是勤劳自强的妇女，在她刚成年时，就因为夜夜缝补而被松油熏瞎了双眼。他生于1889年1月25日。在兄弟四人中排行第二，他的长兄继续行医，大弟弟曾经当过县长，小弟弟随他第二次去日本留学的时候患肺病而死。1895年，他开始在大理读私塾，他天资聪慧，所读之书，过目不忘，且思路宽广，所提问题往往把老师同学问的膛目结舌。1900年入大理敷文学院就读，次年九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逼清廷签订《辛丑条约》，全国民怨沸腾。先生在书院也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杨杰听后，激动的对同学说：“海禁开后，军事外交，无一不败，若不改弦更张，就会像安南，缅甸、印度一样亡国灭种。”1905年年仅16岁的杨杰徒步到昆明报考京师大学，因考期已过，便转考云南陆军速成学堂并被录取，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在校期间，他接触的新思想、新科学渐多，不久就悟出了“那么大的中国，为什么打不过远来的外国强盗。”的原因，奋笔写下了“东鲁文章旧，西欧教化新”的对联赠友人。不久又入保定北洋陆军军官学堂学习，因成绩优秀，1907年被清政府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备学校学习，在这里认识了蒋介石，1909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两年学习期满后，蒋介石下放部队锻炼，他则考试合格，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0期炮科学习。1911年毕业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5月任沪军威武军第一团团长，授上校军衔，因遇兵变回到云南参加蔡锷的军队。当时贵州局势混乱，蔡锷派唐继尧率兵2000援黔，恰逢原来的贵州都督杨柏舟领兵万人反扑，他向唐继尧分析战局，铜仁是全局要点，而大鱼塘则是铜仁的要点，应在此处展开口袋阵伏击敌军，经过两日激战，以少胜多，迫使杨柏舟退回湖南。滇黔战史上把此役称为杨杰黔东大捷。1913年3月任黔军步兵第10团团长，5月任黔军第1旅旅长，二次革命的时候率部突入重庆镇压熊克武，兼重庆卫戍司令官、重庆道尹、四川省政务厅厅长、重庆警察厅厅长，授少将军衔。1914年任云南讲武堂骑兵科科长兼日语教官，经好友周益存介绍，和赵舒益之女赵丕欣结婚。以后生有两子，大的叫重萤，小的叫重歌。婚后不久任云南省弥勒县县长。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昆明五华山誓师护国，12月5日任护国军第3军(唐继尧)5支队支队长，后改任护国军第1纵队司令，1916年2月任护国军第4军(黄毓成)参谋长兼叙南卫戍司令和第1梯团团长，黄部原来没有基干力量，是由地方团警、新招募士兵组成的杂牌队伍，纪律松弛，组织涣散，武器装备简陋，只有毛瑟枪和鸟铳一类的枪械，战斗力非常低下。杨杰率部加入后，对部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编，加强了军事训练，使官兵素质迅速提高，很快成为转战滇、川、黔地区的一支劲旅。他对黄毓成任用川人杨森很不满，认为杨森脑后有反骨，找机会派兵把正在抽鸦片的杨森狠狠揍了一顿，还拉出去示众，受此大辱，杨森从此戒了鸦片。1916年6月任中将，1917年1月任北京大总统府军事咨议兼陆军部顾问，他本想实行自己军事报国的志愿，但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使他看到北京官场的黑暗，不久回滇任靖国联军第4军参谋长，8月任靖国联军中央军总指挥兼泸州卫戍司令，指挥金汉鼎和朱德两部大破川督周道刚部，收复泸州。他见滇军已经转为胜势，便接受朱德还政于川人的意见，保举熊克武为四川督军。1918年春因父丧回昆明守孝，期间两个儿子患白喉癌，在一个星期内相继去世，他从此再没有亲生子女，只有将一个侄儿杨兆龙带在身边为养子。1921年顾品珍为云南都督后，委任他为云南省留日学生监督赴日本。这是杨杰第二次到日本，回顾十年来，一腔报国的热血，竟被置于军阀乱战之中，而民国一天一天的坏下去，这使他对学习西方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认为要完成国民革命，就要彻底铲除依赖外国人的劣性根。“我们需要自发的生产力，生活力、生命力，战斗力，机械力。”这一切“操之于人则亡，操之于我则存。”杨杰对学生们说：“来日本学习，若单注意专业之修习，忘却这个国家之未来发展及其对邻国之野心，虽然学成回国，亦难适应国家未来的需要。”此后，他不断督促学生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1921年除夕，杨杰在学生聚餐会上又一次训话，他说：“日本对中国之侵略野心，益更积极而不可抑制。租界领馆遍布沿海及腹心内地，浪人间谍横行大陆，而我国人醉生梦死，毫不觉醒，军阀割据，政治腐败，而帝国主义经济及买办阶级，形成为虎作伥之吸血鬼魔……我等毕业返国，应本‘五四’运动之伟大精神，唤醒同胞，促进统一，以抗拒深入腹心、永无止境之强大敌人。” 他虽然已居高位，可杨杰深感自己的军事知识还很欠缺。在对学生寄予厚望的同时，杨杰也为自己制定了目标：报考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更深的军事理论。当时，日本政府对陆军大学考生的资格有严格的限制，其中一条是军衔必须在中尉至中校之间才能报考。而杨杰此时已是中将军衔，不符合报考条件。他毅然放弃陆军中将的头衔，以中校军衔入日本陆军大学十五期深造。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的4年中，杨杰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外战争史及有关历史、地理、战略、战术等方面知识，军事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深得校方欣赏。当时，日本陆军大学经常让学员指挥海陆空军演习，以训练和考察学员的军事指挥能力。在一次演习中，杨杰被选为统帅。他指挥演习得心应手，并有独特创新，得到日本天皇的赞赏，并赐予军刀。根据当时日本军部的规定，陆军大学毕业生前三名才能得到日本天皇亲自赐刀，日本军人向来以此为殊荣，杨杰也因此赢得了“天才将军”的美誉。天皇还特意让人测量了他的脑袋，果真比一般人大一号。还有一次，法国著名军事家约瑟夫·霞飞元帅到该校参观时，杨杰被学校选为接受咨询的学员之一。在与霞飞元帅的交谈过程中，杨杰旁征博引，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军事见解。霞飞元帅听后对学校的负责人说：“此人将必成东亚杰出军事人才”。1924年冬，杨杰以优异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
决胜中原
在日本学习期间，杨杰始终与孙中山以及广东革命政府军政部长程潜、大本营参谋长许崇智等保持书信联系，因而，他的情况国内多有所知。当他回国时，冯玉祥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向他发出邀请，经孙中山同意后，他来到孙部任参谋长。1925年3月任国民军前敌总指挥，一举打败了在洛阳的刘镇华“镇嵩军”，9月任河南陆军训练处教育长，对现役军官进行培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旋脱离北方国民军赴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1926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总参议，辅佐军长程潜参加北伐，12月任第6军17师师长。炮击南京事件后，蒋介石瓦解第六军，1927年3月任他为改编第六军后的第1纵队队长，4月任第6军副军长，并代理军长，指挥第一军第一、第三师和第六军继续北伐。7月部队改番号为第18军，他继续任军长，不久蒋介石强攻徐州大败，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淮南行营主任兼总预备队指挥官，负责淮河防御。8月蒋介石下野前，将北伐第二路军退守长江南岸，交他指挥。龙潭战役后，他指挥第18军，第14军，第32军渡江追击孙传芳，一举攻克扬州、宝应，南通等地。何应钦为控制经济，任命其内兄担任扬州税监一职，他却对何说：“你把这一税收机关夺去，我十万官兵吃什么，拒绝从命。”何应钦不顾他的反抗，用政府命令任命，并对他多方牵制，他一怒之下，辞职到日本去找蒋介石，蒋却怪他不该将部队丢了，让他跟着回国。1928年3月任军事委员会常委兼办公厅主任，旋任第1集团军参谋长，参加二次北伐，5月，蒋介石车到泰安，恰逢日军出兵占领济南商埠，杨杰随即打开地图对蒋说：“日本出兵早在预料之中，应该命令部队绕开济南，继续北上，以收北伐全功。蒋左右的吴稚晖，邵力子和陈果夫都赞同此议。使第一集团军顺利到达德州。6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北平行营主任、北平宪兵学校校长，与冯玉祥、阎锡山周旋。1929年3月任陆海空总司令部行营总参谋长，随蒋介石参加蒋桂战争，10月任南路军行营总参谋长、讨逆军第10军军长兼左翼指挥官，随蒋介石参加蒋冯战争，当时西北军代总司令宋哲元东出潼关，发动强大攻势，蒋军整个正面危急，登封不守，密县将陷，临汝被围，他率徐源泉的47师，王金钰的48师增援，以一部封锁临汝冯军进攻要点，率主力侧击登封，并分兵迂回冯军后方，一举打败冯军，扭转整个战局。1930年 2月任洛阳行营主任兼第10军军长，随蒋介石参加蒋唐战争，1930年2月任宁、镇、澄、淞四路要塞总司令，5月任第2炮兵集团指挥官、陆海空总司令部总参谋长，随蒋介石参加中原大战，7月中，阎锡山主力渡过黄河袭取济南，冯玉祥也在陇海线上发动攻势，他建议诱敌深入，在陇海、津浦两条铁路摆开口袋阵，各个击破冯阎两军。本内线作战原则，建议陇海路正面取守势，抽出兵力加强津浦路的对北正面，首先击破了战斗力较弱而又最突出的阎军，并亲自部署这一战役，他亲自指挥6个师于8月1日向汶上发动总攻，经过5昼夜激战，傅作义在肥城部被消灭一半，戴玉玺部除三千投诚外，悉数阵亡，张会沼部在长清完全溃散。同时，19路军也在在胶济线将阎军主力王靖国部消灭。他完全赢得了济南会战的胜利。8月，冯玉祥分兵七路，发动规模空前的八月攻势，冯军郑大章的骑兵师甚至攻到蒋介石的指挥部附近，形式非常危急，而蒋介石在附近又没有预备队，形式非常危急，蒋介石准备向归德以南缩短阵地，并电召他来实施退却计划。他仔细分析了战场形式，认为还不到退却的地步，如果强行后撤，必然导致大败。还说西北军将领偏向稳重，不敢轻率冒进。只要用少数兵力进行反击，敌方就会止步不前。当时，军中好友对杨杰的计策有些担心，私下问道：“战争能够打赢吗?”杨杰胸有成竹地说：“肯定会打赢的，我已打电报给南京何应钦，让他调派部分兵力及物资，等需要的东西一到，我军马上发动进攻，保管将他们的主力军消灭在河南地区。冯玉祥想到西北，不可能了。” 等到10月张学良进兵关内的时候，冯阎军不可避免的走向崩溃的道路。在这次战争中，他的夫人赵丕欣在上海病故，他未能见最后一面，深感痛心，蒋介石多次安慰：“为国效劳，不顾个人情意，古今少有，你对国家尽到了义务，没能对家庭尽到 情义，是忠义两难全。望自我保重，无为悲伤。”他在上海给夫人开追悼会的时候，蒋介石、宋美龄夫妻亲自前往悼念。后来他又娶了一个南开大学的毕业生胡允文，但不到两年就因性格不合而离婚。此后就没有再娶。
桃李天下
1931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2月任陆军大学校长，1932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兼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将军不仅有着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也是卓越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他长期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教育工作，在创造中国的战略战术理论方面颇有建树，在改造中国军队，提高其战斗力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方略，他长期担任陆军大学的领导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注重对学员加强品德、人格教育，强调中国的一代军人要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1933年3月和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内政部长黄绍竑、外交部长罗文干一起北上，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谋长兼华北第8军团总指挥，参加长城抗战。指挥古北口、冷口、喜峰口一带的军事，他在居仁堂军事会议上提出后退配备的主张，要求大胆放弃一线阵地，将敌引入密云山地，集合三个军布成口袋阵歼灭日军部队，为此目的，他干脆宣称南天门战争激烈，守也守不住，必须执行这项计划，何应钦向来与他不睦，打电话给17军军长徐庭瑶问战事激烈与否，徐答不激烈，何应钦遂以谎报军情为由撤了他的职，但后来南天门终于没有挡住日本西义一的第八师团的进攻。何后来签定何梅协定，杨杰大骂：“简直是赤裸裸地卖国，低能到卖都卖不成。”9月任军事考察团团长赴欧洲考察军事，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杨杰到德、法、苏等29个国家进行军事考察，在苏联，斯大林多次接见他，称他为“战略专家”。对他写的《蒙古骑兵之性质及使用方法》赞赏不已。在英国，他在与国防大臣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情况时，国防大臣以一份伪造的国防计划来试探杨杰的军事才能。杨杰稍加考虑后，说这份国防计划不可能是真的，并提出了修改意见，结果与英国真的国防计划大同小异。国防大臣对此甚为惊讶，赞叹他为“军学泰斗”。从此，他的军事、外交才能也闻名于世。他回国后写成著名的《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要蒋介石立即加强重工业建设，进行以国防工业为重心的计划，克服依赖外国武器的缺点，否则世界战端一开，各国自顾不暇，敌军封锁我海岸，到时虽以万金，不能求御敌之武器。但蒋介石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只是在1934年12月任他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代参谋总长，城塞组长、防空委员会主任。他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时，检查新买的几架飞机，发觉是用报废飞机改装的，他向蒋介石告状，但由于飞机是宋美龄和孔祥熙买的，蒋介石避而不作处理，他只好辞去航空委员会的职务。后来，宋美龄联合陈果夫兄弟和何应钦控告他贪污南京国防工事公款，蒋将城塞军需处长和副处长枪毙，他的城塞组长和代总参谋长的职务也就跟着撤销。1935年1月兼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按日本陆军大学校的教育、管理方法来教育学员。按日本的二级学制，士官学校(相当于中国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负责养成教育，把一个普通中学毕业生或部队选考的军曹(中土)通过士官候补生的教育训练，培养成为一个够格的军官。举凡一个中、下级军官应具备的战术、兵器、兵制、筑城、地形等军事知识，“忠军爱国”的思想，军官仪表及作风，都应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能毕业当军官。陆军大学则为深造一般军官成为高级统帅和参谋的陆军最高军事学府。凡经历过二年主队职(连、营长)的军官都可投考。除笔试军事学、普通科学。外国语外，还口试多种常识，观察应考者的应对进退，语言仪态，日本陆军大学学员在校三年，三年一考，因年龄限制，一般军官终身只能考二次。陆大毕业学员不愁不升到将军。因此日本陆大毕业学员很自负，表现得举止雍容，气宇轩昂。所以学员在校不编队，没有队列管理。学员在校功课完毕，即各自回家。图上战术及各种作业，都可带回家作。杨杰主持中国陆大，也只讲求学术，不作队列管理。他认为政治教育、纪律、作风、仪态等都应在养成教育时完成，陆大的任务是高级统帅及优秀参谋的学术品德修养。应使学员自重、自己约束自己，而不被动地遵守纪律。他经常讲日本陆大那一套，要求学员自治，选举一学员长自行管理，他是要学员自内心地自重、以养成统帅人格。杨杰注重应用战术，他主张第一、二学年由中外教官重点教授战术，他说：师战术打好基础，则军战术、大军战术可得心应手。事半功倍。有一年春季现地战术，杨杰老师亲自指导。他结构的想定是：装备较蓝军优势三倍的红军由连云港登陆，其先头一个师击破数量优势而装备优势的蓝军，不顾后方有蓝军部队的袭扰，经淮阴、扬州进至镇江对岸瓜州地区，得知镇江敌军薄弱、敌一个骑兵旅正经淮阳南下，己方的后续兵团须两天后才能到达，问师长为何决心。学员的答案多是就地固守，或待敌骑兵到达而击破之，他拿出原案是渡江攻占镇江、构成桥头堡阵地等待后续兵团到达，再向南京进攻。有人说：这就是他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时邮前战术想定和答案的翻版。不管是不是，构想确实是巧妙的。杨杰老师认为指挥员和参谋驰骋疆场，离不开马，所以他要学员，三年都练骑术。他还认为现代战争已机械化，要求学员都能驾驶摩托和汽车，可惜我们因经费无着，未能实现。他认为现代战争立体化，指挥员和参谋必须了解空军战术，必须空中侦察，空中指挥，所以陆大第十期毕业，他选送三人去学空中侦察。1936年两广反蒋，他利用双方态势及日本进窥华北的情况，作成想定，要求研究员们以蒋军指挥员身份作答案，学员的答案都是进军韶关，南下截断两广联络。他拿出原案是：大军压韶关，以强邻窥视为理由，谋求政治解决，他讲评时说：如果军事解决，不是两广胜，也不是中央胜，而是日本胜了。学员从心坎里佩服他的远见和谋国忠贞。陆军大学是一所培养中高级军官的最高学府，它招收中尉以上，少将以下的军官入学。杨杰认为，军队的好坏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特别是指挥官和高级幕僚，肩负国防重任，必须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既要有理论基础，又要有实践经验。他常说：“将帅无才，累死三军。”因此，他在主持陆大工作时，着力在提高教学质量上下功夫。在课程设置上，他博采广收，既广揽有实学的教官讲授古代战史、各国战史、陆军战术、参谋业务、兵要地理、军队教育、后方勤务等课程，又聘请德、意、法、苏等国教官，讲授海空战术、装甲兵战术、化学战、筑城学、谍报勤务等现代军事课程。还聘请我国著名学者入校讲学，如马寅初讲经济学，萨空了讲社会学，夏鼐讲法学等。自己则亲自讲授《战争诀要》、《大军统帅学》等课程，并且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经常带领学生到实地结合地形进行战术作业。有一次在上海，他指着金山卫对学生说：“一旦战争爆发，这里将是敌人看中的登陆地点，因为我对这里的潮汐、水位、地形都作了细致的调查研究。”果然，抗日战争中，日军在不受重视的金山卫登陆成功。后来，每当谈起此事，当年的学生无不佩服老师的真知灼见。1935年8月组织庐山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任团长，他任团附，11月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名声即响，脾气也大，看谁不顺眼就骂，完全不给人面子，陈诚第四次围剿江西的中央红军，被朱德打的惨败，他放言陈诚就是一头猪，连敌情都摸不清就瞎撞。蒋介石把何应钦写的对日作战计划拿给他看，他看完就撕碎了骂道：“狗屁计划。”自己立即另外写了一份交给蒋。后来另一个以军事专家自居的方天说他实际上连蒋介石也看不上，只不过不敢公开骂而已。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讲话：“我姓蒋的不抗日，全国人民共诛之。”他立即站起来回应：“我到外国转了一圈，看见各国都在忙，德国在忙，苏联在忙，意大利在忙，日本也在忙，好像吞了我东三省还不满足，还要气势汹汹的灭亡中国。可我回到上海一看，遍地是闲人，政府官员更闲，吃喝玩乐通宵达旦，简直把东三省沦陷的耻辱置之脑后。希望政府切实拿出抗日的措施来”蒋介石听得如坐针毡，哭笑不得。他在此期间撰写了《大军统帅学》和《战争要诀》等军事著作，以《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语作为他“生即是战”的理论依据，他认为，天地万物要生存，就必须作战。所谓健者，就是春夏秋冬轮回不已，假使天道一时懈怠，则万物失时，世界则要毁灭。故曰：“求生存就要战争，战争就是自强，但是战争并不完全是枪弹的世界，而是求知识，求技能，求身体健康都包括在内。他认为新的军事竞争必将以牺牲像中国这样的弱小开始，要想自存，必须自强，自强必须从不买外货，加强国家经济着手。他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必将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对此，除了诱敌深入，然后一鼓聚歼之外，别无他法。他认为：”我们军人，在穿上军装的时候，这生命就属于国家，不复知有身家性命，这就是军人的人格。有了这种精神还要发挥出来，才是善。发挥的很好，才是美。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在军事会议上高呼："日本目前有军阀和财阀之争，海军和陆军之争，少壮派和老旧派之争，全国不是一条心，以小国临大国，又不能倾力来犯，外交上得罪英美，犯下兵家大忌，因此不难把日本打败。他满以为他会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主持对日持久战争，但蒋却在组建大本营的时候任命何应钦为总参谋长。他大为失望。8月，他被任命为赴苏考察团团长，赴苏联考察，实际上是争取中苏结盟和苏联的武器援助，斯大林没有答应中苏结盟，但同意给国民政府一亿卢布的军火组建20个苏械师，另外附送一个苏联援华航空队，他因此功绩37年12月加上将衔，1938年2月任军令部次长，5月任中国特命全权驻苏联大使，在苏期间，他经常受到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等领导人的接见，争取到总共2.5亿美元的物资和贷款，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战。他认真研究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还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国防建设，加上杨杰将军多年与共产党人的接触，逐渐从思想上产生了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由同情到支持和赞成的转变。在军事战略上，他主张在中苏边境布置重兵，挑拨日本和苏联发生战争，在南线，一定要克复广州，引导日军向南发展和英美对立。1940年回国，他向蒋提出联苏抗战的建议和具体作战战术，蒋却送他一本《曾文正公全集》要他好好阅读，他气得打了三个月的麻将，然后胡乱写了一些批注送去交差，蒋介石看了批注气得大发脾气。给他一个军事委员会顾问的闲差留在重庆，后任中央训练团教官，他此时撰写了《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等上百万字的军事巨著，《国防新论》是1943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共分3篇：第一篇是国防“认识论”，介绍了古今中外的国防，阐明了国防理论的思想体系;第二篇是国防“本体论”，说明现代国防的种种形式和组织;第三篇是国防“方法论”，阐述了中国国防建设的实际问题。在这部著作中，杨杰充分论述了国防建设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他说：“国防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各种力量的结晶，军事是结晶体的顶点，经济是结晶体的基础。”同时深刻剖析了中国社会政治对经济和军事的影响。他认为，国民党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导致了经济、军事、兵工业的腐败，进而导致了民族精神的颓废，国家无御侮的能力，国防也就无从谈起。杨杰以精辟的语言和锐利的笔法，为人们描绘了理想国防的全景图，同时向人们展示了国民党统治下中国国防的残破景象，这无疑需要足够的胆识和魄力。此书出版后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在半年之内3次再版。 《军事与国防》是1944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它是杨杰军事思想的又一部代表作。在该书中，杨杰论述国防和军事问题。他说：“社会生活形式是由社会生产技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些因素决定的。产生革命以后，社会生产力所发生的大变革，……使战争和国防与人民的关系日渐密切;没有人民的支持，战争就不能进行;没有人民的参加，国防就无法建设。”“由军人的战争到人民的战争，由军人的国防到人民的国防，这便是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野。而真正的人民国防，又为社会主义国家国防组织的特色。‘人民’，就是这个时代的象征，是社会的创造者和支配者。”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在消灭了人剥削人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人民国防。无需引用他的更多话语，这已经足以表明杨杰在苏联研究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与他的军事理论相结合所发生的思想转变。他的这些理论，显然与蒋介石片面抗战理论完全背道而弛，在国民党内引起很大的反响。蒋介石尽管明白这理论不可能主导国民党的军事政策，但他还是十分担心和焦虑，这样发展下去，与共产党的主张还有什么两样?蒋介石的担心不无道理。在潜心著述的过程中，杨杰对共产党的许多观点是赞同的，特别是进行全民族抗战的观点几乎是一样的。为此，从1943年开始，杨杰就与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取得了联系。周恩来和董必武对杨杰的抗日主张表示赞赏，对他本人也非常信任。当1943年杨杰赴欧洲进行短暂军事考察路经昆明时，董必武还让他将一封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转交给昆明地下党领导人刘浩。此后，杨杰频繁地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的观点。他在复旦大学参加苏德战争座谈会时分析道：“苏德之间，德国要完全打败苏联，力量不够。”这是因为，“战争是角力，就是物质力与精神力的角斗，物质力是一定的，而精神力则可以膨胀，也可以缩小。战争力是两种力量的总和，精神力一经丧失，物质力就会变成无用。”在国民党军事学校夏令营对学员的讲话中，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分为欧洲、太平洋和中国3个战场，在分析中国战场时说：“胜利的关键仍操之在我。但日本军阀一意孤行，作最后的本土连接大陆的焦士战时，则中国居于主导地位，是非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不可。”这些观点，使听者耳目一新。 他主张现代战争已经从武装人员的对抗扩展到全体人民的对抗，只有扎根于人民的战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文化的征服，是一种视之无形，听之无声的思想占领，强调国防中的文化建设。为国内外军界所推崇。他还做了几十个世界军事形势的分析汇报。1944年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赴英美考察军事设施，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他批评艾森豪威尔诺曼第登陆后，战略部署扇形展开，包打败仗。不久果遭德军反击，有阿登之败。云南远征军反攻的时候，他正好在大理家乡省亲，卫立煌等亲自登门拜访求教军事战略战术。1945年5月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暗杀而死
杨杰将军为人正直，在国民党内是公认的军事理论权威，他任陆军大学的教育长时，许多自称是蒋介石学生的中高级将领，其实都是杨杰的学生，他一共办了15期中级军官培训班和3期将官班，因此在军队中威望很高。抗战以后，杨杰改变立场，由亲蒋走向反蒋，蒋介石在武装解决龙云后，想让他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被他拒绝了。陈诚当总参谋长的时候，说三个月击溃共军100万乌合之众，五年肃清。他对记者说：“哼!三个月!?共产党扎根很深，要是美、苏之间的矛盾不解决，不要说三个月，恐怕十年都未必能打垮，三十年也不能解决。”当国民党军事转入劣势时，有人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要很快打起来，他宣言：“世界大战不是心血来潮，想打就打的起来的，二十年内世界必无大战。因为二战中有的国家垮了，有的削弱了，所有短期内打不起来。”他还说：“蒋介石是独夫，他不垮台我就去当和尚，过去的革命过去了，现在要重新来。”1948年，杨杰已成为民革在西南地区的领导人，专心致力于策动云、贵、川、康地区实力派武装的起义。1949年7月，杨杰派遣秘书策反刘文辉部某团团长的证据，落到了徐远举手里，经毛人凤汇报，蒋介石立即指示逮捕杨杰。徐远举奉命执行，杨杰突然赴昆明，得到了好友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庇护，于是逮捕令改为密杀令。不料杨杰又赴香港，毛人凤再指示叶翔之：“迅即追杀杨杰。”杨杰于9月9日上午，化名杨漱石乘飞机逃往香港。徐远举等人在昆明搜查杨宅后，翻到杨杰女儿的日记一本，内有杨杰在香港的通讯地址，毛将这些情况报蒋介石后，蒋大概考虑了一段时间，最后下决心对杨“制裁”，下指示给毛人凤，毛人凤得此指令时，人在昆明，时为9月17日。毛人凤马上从昆明发密电到广州，命郭旭转知在香港主持暗杀行动的叶翔之。郭旭于当日下午由广州乘飞机去香港，将毛人凤的电报交给叶翔之，叶看了电报后，认为地址不详，有些麻烦，即准备叫部下李天山找卢广声联系。卢广声是个披着民主人士外衣、住在香港专替保密局当眼线的人物。17日晚，卢广声向李天山提供了杨杰的详细情况：杨目前住在湾仔轩尼诗大道260号4楼同乡家中，这两天就要去北平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叶翔之急得要命，怕杨杰去了北京，蒋介石和毛人凤要怪罪他，便连夜出动，亲往杨的住所踏勘环境。叶了解后得知杨的住所铁门常关，不易进入，便决定用贺耀祖(国民党高级将领，通电起义的一员，当时在香港)的名义写一封信，内容是邀杨吃饭，商讨问题(一说是以卢汉的名义)。同时关照毛钟新和盛昌富(保密局香港组组长)备好手枪。第二天上午，毛钟新先通知郭旭说：“制裁杨杰的工作，都已准备就绪，下午即可动手，你赶快离开香港回广州，以免刺杀杨杰后，遭到连累。”郭旭即于下午1 时，乘飞机回到广州。下午4 时，叶翔之带了韩世昌等4人前往轩尼诗大道260号，看到杨杰在4楼平台上乘凉，凭着栏杆频频地伸出头俯视街上。叶马上分派任务，韩世昌到杨的住所，借送信为名入宅，伺机杀杨，另一个人在4楼把风，叶翔之带另两个人在3楼、2楼和底楼把风。叶翔之分派任务时，韩世昌正在吃水果，叶劈手夺过水果扔掉，拍了他一掌，壮他的胆，叫他快去，回来再吃。韩即携信和枪上楼，借送信为名，进入室内，要求将信亲手交给杨杰，杨杰闻声走下平台来接见，韩即将信交给杨。当杨拆开信来看时，韩即拔出手枪，对准杨的头部打了一枪，杨应声仆于桌边，韩又打了一枪，见杨已死，忙转身退出。韩刺杨时，其同伙(4楼把风)持枪看住杨宅内的一个仆人，不许她声张。完事后，他们将电话线割断，把铁门反锁好，下楼，5个人分乘两部出租汽车，从容逃逸。19日早晨，叶翔之乘飞机离香港去广州，其他几个人乘火车去广州。叶翔之到广州后，就在郭旭处拟了个电报给毛人凤。毛人凤正为昆明拷供事一筹莫展，得知杨已被刺，十分高兴，马上向蒋介石报功。过了几天，毛人凤给广州去电(收电人是叶翔之、郭旭)，称蒋对香港行动极为嘉许，批准发给奖金2万元(因为杨杰是国军上将，又是新中国政协特邀委员，按照毛人凤的奖励条例，级别属2万元以上)。毛人凤在电报中要郭旭报告“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加发1万元，共计奖金3万元。毛人凤在电报中还拟定具体的分配方案：叶翔之和韩世昌以及另一人员(4楼把风)各得六千元，其他两人和卢广声各得三千元，余下的分给有关人员。郭旭在回忆中，还插叙了一段后话，说是蒋到台湾后，召见了叶翔之，并发给叶“忠勤勋章”一枚。杨杰将军的死作为一个见证，既反映了国民党暗杀行动的猖獗，也说明了暗杀本身的残酷。难怪有人以此评断毛人凤：他比戴笠更凶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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