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宝珊将军在榆林
来源：榆林市政协 作者：袁生荣   2018-04-29 16:24:57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很快侵占了华北、山西和内蒙的大片领土，与山西一河之隔的塞上古城榆林成了抗日前线。当时榆林只驻有国民革命军一个86师，兵力单薄，很难控制局势，时任新一军中将军长的邓宝珊临危受命，改任21军团军团长，后改任北路军副总司令(傅作义任总司令)，后又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总军榆林，领导抗战，是抗战期间驻榆部队军衔最高的军事长官。抗日战争胜利后，邓晋升为上将军衔。从1937年到1948年10余年间，邓将军一直驻防榆林，他坚决抗日、与共产党友好往来、反对内战最后奔向光明的往事，给古城榆林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1937年，邓宝珊将军受命后，因军情紧迫，他命令所部立即从甘肃开赴榆林抗日前线，自己则只带了参谋长和译电员少数几个人，乘飞机先期到达榆林。他临时住在86师师长高双成的西花亭，司令部设在钟楼巷部队卫生院旧址。随即邓部在包头、府谷等河防阵地同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粉碎了日军想渡过黄河侵占榆林和伊克昭盟乃至深入大西北的阴谋，邓部还俘虏了一名叫曾山龙岁的日军大尉，押解到榆林。

　　成吉思汗陵位于内蒙古伊克昭盟的伊金霍洛，蒙族人对成吉思汗敬若神明，格外崇拜。抗战初期，日军侵占了内蒙古部分地区，他们想把成吉思汗的灵柩掌握在手中，妄图以此削弱蒙古族人民的抗日意志，所以成吉思汗灵柩的去存也就上升为能否团结蒙古族人民共同抗日的重要问题。因榆林与伊克昭盟接壤，邓宝珊将军又与蒙古族上层人物都有过良好的交往，国民政府委派邓为移灵大员之一，将成吉思汗灵柩安全迁移到甘肃省兴隆山存放。移灵时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蒙族许多王公都来送行，途径榆林、延安时，人们争相瞻仰。移灵成功，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宣告破产。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日军除占领府谷县城半天即被赶过黄河外，其铁蹄再未能踏入陕北一步。

　　1938年，为防日机轰炸，邓宝珊将军把司令部移驻城外。在榆林城东南二公里外，有一座庙宇叫金刚寺，邓部医院设在寺里。邓在附近修了些窑洞，上下两院，上边住警卫连，下面五孔自住，命名为“桃林山庄”，取唐诗之意境。桃林山庄几个字是请于右任先生题写的，镶嵌在中间窑洞的上方。后来又在窑洞两旁修了东西厢房，东房门额上邓亲笔题字为“朝爽”，西房门额上为“夕佳”，门前修了个小花园，打了一眼水井，浇花用。

　　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派飞机轰炸兰州，邓宝珊将军的夫人崔锦琴女士及两子一女四人同时罹难，噩耗传到榆林后，对邓将军打击特别沉重，他双目含泪，沉默不语，一连数日粒米不下，勤务兵王焕文(注一)在焦急中想了一个办法，在送给邓宝珊将军喝的茶水中加了一些营养汤。朋友们经常探望相劝，邓将军对大家说：“不要担心，我要活下去，只是心里难过，过几天就会好的。”因抗日事大，军务繁忙，他未能回家料理，委托崔夫人的外甥孙伯琦由西安到兰州办理了后事。四位罹难亲属的碑文是于右任先生所写，国民党空军司令部在墓前也给立了碑，上书“义薄云天”四字。

　　1938年，傅作义与邓宝珊及中共高层干部南汉宸曾在山西河曲举行过一次抗战联席会议。邓与中共及傅的友好关系也是从这次会议开始的。在以后的年月里，如在“十二战区”、“张垣绥署”、“华北剿总”都是傅为正职，邓为副职的，来往频繁，关系密切逐步成为至交。同时邓也多次去延安，和中共领导人保持着良好关系，这也是傅作义后来请邓出面作为全权代表进行“北平和谈”而中共也欢迎的重要原因。

　　邓宝珊将军在桃林山庄度过十个春秋，多次在这里接待过中共派来的重要客人，有高岗、肖劲光、王震、袁任远、南汉宸、杨拯民、曹力如、刘文蔚等人，双方共同协商抗日事宜。著名导演应云卫去扎萨克旗拍电影《塞上风云》路经榆林，同行的著名演员有白杨、舒绣文、吴茵、黎莉莉、周伯勳、陈天国、周峰等。邓将军在桃林山庄招待了他们，同时陪同他们游览了镇北台、青云山等名胜古迹。张继率领一个慰问团到榆林，团员中有老舍、刘白羽等知名人士，受到邓的热情接待。

　　1943年，邓宝珊将军骑马去延安，途经绥德时，在徐向前的陪同下，检阅了当地的八路军驻军。到延安后，受到中共中央热情接待，毛主席在中央大礼堂为邓召开了欢迎会，两个人都在欢迎会上讲了话，邓在延安住了些日子，毛主席几次请邓将军吃饭时都有邓在延安学习的次女邓友梅作陪(邓次女友梅原就读于陕西三原女中，后邓将军把她送到延安学习，先后在陕北公学和中国女子大学就读，其间友梅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年仅25岁的友梅因肺病在榆去世，葬于桃林山庄附近的山梁上，邓将军亲笔题写了“亡女友梅之墓”的墓碑)。离别延安时，毛主席还给邓将军送了10张狐狸皮，邓用这些狐狸皮缝了张皮褥子。邓将军从西安返回时，又在延安住了些日子，期间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在延安交际处院子里陪同邓观看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秧歌剧，还看了由鲁艺演出的话剧《莫斯科人》。毛主席两次来交际处看望邓将军并进行了亲切交谈，使邓受到很大启发。毛主席与邓将军有很多书信往来，1944年12月，由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刘绍庭给邓将军带来毛主席的一封信函，毛主席在信中写到“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全面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足见毛主席对邓将军在榆林的抗日工作评价之高。

　　桃林山庄下面地里有一眼泉水，清澈如镜，人、畜共饮，极不卫生。邓将军命人整修，上面用砖石圈起来，人吃的水从泉口接，另在下边修了个水池供过往牲畜饮用，起名叫民众泉，从此解决了当地群众吃水卫生问题，此泉至今尚存。

　　抗战胜利后，邓将军追求和平，反对内战。有一次重庆方面来电报说邓部汤昭武、王伯恭是共产党，令立即押解至重庆，邓回电很干脆，说根本没有此事，最后不了了之。1946年，傅作义、邓宝珊同机去重庆开会，在蒋介石召集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充满了内战气氛，邓原没准备发言，当征求邓的意见时，邓说八年全面抗战损失很大，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如再打内战，国民经济有走向崩溃的危险。这些话有些人不愿听，蒋介石更不愿听。在重庆蒋介石六次召见邓将军，最后一次召见时，邓斗胆犯颜，向蒋直陈：“内战千万打不得，我愿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蒋介石内心震怒，但又不好发作。晚上邓到牛角沱于右任家里说了这件事，于听后说：“你不要‘纱’了?”(关中人把头称为纱)。

　　1947年，胡宗南率20多万大军进攻延安，命令邓部从榆林出兵配合，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因为邓不愿意打内战，故只派了一个团行进到鱼河堡即停止前进，借口要补充装备，按兵不动，应付了事。

　　1948年冬，傅作义接邓宝珊将军去北平，作为他的全权代表，与中共方面进行“北平和谈”，邓将军不负使命，终使和谈成功，使北平回到人民手中，立下了千秋伟功。

　　建国后，邓宝珊将军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又改任省长，于1968年病逝北京。

　　注一：王焕文，榆林人，笔者表姐夫。他于1938年16岁时给邓将军当勤务兵、副官，解放后任邓的秘书，直至1968年邓去世，跟随邓30年，此文皆源于王焕文的回忆，他今年93岁，离休后居兰州，尚健在，笔者今春曾专程去兰州拜望采访。

　　(笔者系榆林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