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军突袭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2月4日,茅盾、鲁迅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强烈谴责日军的侵略行径:“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军事行动,迄今已经炸轰了上海华界的重要工业、文化机关和繁盛街市,中国民众死在日军炮火下者,已数千人……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加于中国民众反日反帝斗争的任何压迫,反对中国政府的对日妥协,以及压迫革命的民众。”当时,正在上海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后写道:“一·二八之战对中国人民的思想产生了永久的不可逆转的影响。它使中国许许多多青年人相信,如果全国团结一致进行爱国斗争,中国就是不可战胜的。”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上海的繁华街市被日军的炮火夷为平地,成千上万的民众惨遭屠戮,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上海人民不屈的反抗,各界人士都自发地行动起来支援英勇作战的十九路军。
断壁残垣:饱受战火摧残的城市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上海各校损失调查表(部分)
1932年1月29日黎明时分,上海《读书杂志》主编王礼锡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所惊醒,开门后友人告诉他十九路军已和日军开战。随后又有几位故交旧友上门来交换了开战后的各类消息:租界内交通断绝、全市商店罢市、一切钞票都不通用……特别是住在海宁路新生命书店楼上的陶希圣离战场最近,他绘声绘色讲述敌机轰炸闸北的情形被王礼锡写进了日记中:“日本五六架飞机,都集中在闸北掷弹,飞得非常之低……火焰与黑烟弥漫了半个天空。中国军队用步枪打飞机,其效力自然非常之微,商务印书馆似乎已经起火,文人的心血与工人的血汗都化成满天的灰烬。”
陶希圣所言不差,日军1月29日上午出动多架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总厂,由燃烧的纸张、油墨所引发的大火很快便吞噬了这座国内最大的出版机构。更不幸的是,仅仅3日后,商务印书馆附设的东方图书馆也未能逃过被毁灭的命运,所藏的46万册图书在这次战火中被付之一炬。冬日刮起的风吹着焚烧产生的残页满城飞舞,有些纸屑甚至还飘到了极司菲尔路40号(今万航渡路)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家中的花园里。“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张元济不禁潸然泪下。在这场浩劫中,被摧毁的还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中国公学等多所上海高校。
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之下,曾经繁盛的闸北街市变为废墟瓦砾。3月1日,《时事新报》记者走访曾为“华界精锐之区”的闸北,发现一·二八战事发生30多天后,此地已成一片焦土:“由宝山路至永兴路,几如身涉乱砾丛中,极目四望,但见一片残垣断壁,周围数里,一月前鳞次栉比之市房,至今已无一完整之屋宇矣。而且各处马路,均坍屋倒地,将道途塞断……我等至闸北,途中殊无人行,凄凉景况,如入地狱。”
魂归何处:惨遭日军杀害的平民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上海中国济生会等慈善组织救护妇孺难民的情景。
一·二八淞沪战事爆发时,鲁迅所住的北川公寓离日军的炮阵地不远,甚至有子弹射在了他家中的书桌旁。鲁迅还亲眼见证了许多中国青年被抓捕的情景:“打起来的时候,我是正在所谓火线里面,亲遇见捉去许多中国青年。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开战后,日军与一些狂热日侨以搜捕“中国便衣队”为名,不仅在占领区内肆意烧杀抢掠,还任意拘捕、扣押中国平民,很多人未经审问就惨遭杀害。鲁迅的居所也曾遭到日军搜查,为此他和家人不得不搬到更安全的内山书店居住;他的三弟周建人一家还被日军和自警团扣留,一度身陷险境,幸而得到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帮助才得以释放。
战争的阴云笼罩着上海。一时间,沪上各大报纸刊登出大量的寻人启事,很多平民因下落不明而宣告“失踪”,更多的人则是死于日军的轰炸和射杀。埃德加·斯诺记下了日军惨无人道袭击难民营的行为:“日本人完全知道这个难民营的位置,何况屋顶上飘着明显的红十字旗子。尽管这样,这里遭到三次轰炸,有时加之以机枪的扫射。”丧失了人性的日军还从后方几百个村庄里抓人,将妇女从民房中拖出来押到刑场,埃德加·斯诺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这种暴行:“胆小的日本新兵奉命用刺刀捅她们,借以训练成冷酷的老兵。”埃德加·斯诺在上海各处采访时,满眼都是毁坏的建筑、焚烧的物什和人的尸体,他痛苦地写道:“我看够了。我的脑海里印了一片恐怖和残杀的景象——在吴淞、江湾、闸北、虹口、大场和十几个小些的镇子。我想到成百个无辜百姓的苦痛、损失和死亡,无端被屠杀了,事先连个警告都不给。”
停战后,据上海社会局不完全调查统计,闸北、吴淞、江湾市民“死亡6080人,伤2000人,失踪10400人”。在这场日军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太多无辜的生命惨遭厄运。
众志成城:投身抗日救亡的民众
日军本以为通过狂轰滥炸和滥捕滥杀就能摧毁中国人的士气,打垮中国人的意志。然而,他们想错了。日军的暴行激起了上海各界民众的仇恨和抵抗,大家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援助十九路军抗战。
上海各界的爱国团体和成千上万的民众纷纷慷慨解囊,向十九路军捐助军饷和各种慰劳品。1月30日,仅上海银行公会送往闸北前线的各种慰劳品就装满了十几辆运货车;上海市商会的募集点也很快被捐助品堆满,饼干、馒头、面包、罐头等各种食品源源不断地送来,望远镜、手电筒、棉衣、医药用品等各种物资堆积如山;上海工商界人士还募集到汽车、摩托车、运货车、脚踏车等各种车辆送往前线。
上海民众积极投身各类抗日救亡运动,踊跃地参加义勇军、募捐队、运输队、救护队、日货检查队等组织,并自愿担负起救护车司机、担架队员、医生、护士、通讯员等工作。其中,有很多年轻女性的身影,她们主动走出家门支援十九路军对日作战。有的女性甚至勇敢地奔赴前线抬担架运伤兵,常常是在日军的枪林弹雨和轰炸下进行工作。她们忙碌的身影更多会出现在红十字会临时伤兵医院里,为受伤的士兵洗涤疮口并敷药,用周到细致的服务来安抚、减轻他们的痛苦,并替士兵们书写家信。2月18日,《大晚报》的战地记者在采访完参与救护十九路军伤兵的女性后写道,“腐尸吓不倒她们,炮弹赶不退她们,问她们,她们只说:‘十九路军的健儿们保护着中国,我们保护着十九路军力尽的健儿们。’”记者赞颂这些抛下了脂粉、香水、高跟鞋,换上白帽子、戴上红十字章、穿上白大褂的“摩登女郎”为“中华民族的新女性”。
在敌强我弱的局势下,十九路军在上海各界民众的支持下坚守阵地一个多月,迫使日军三易主帅,彻底粉碎了其快速占领上海的迷梦。1932年5月,中日双方在列强的调停下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一·二八淞沪抗战虽然最后以国民政府妥协退让而收尾,但前线将士英勇抗战和后方民众全力支援共同谱写出一曲保家卫国、抵御外辱的壮歌,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战胜侵略者的信心,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精神使中国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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