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年，一队中国士兵在江南地区的山林间行进 )
“中国人仍在坚持战斗”
1942年1月4日，拂晓，长沙城笼罩在大雪之中。信号弹在城市东南郊升起，染红了黑漆漆的天际线。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反攻时刻来临。
此前一天，日军已经从东、南、北三面攻入了长沙市区，并占据了一部分高大建筑物。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巷战，逐屋争夺，寸土必争。岳麓山上，中国炮兵第一旅布置了重炮阵地，以15厘米榴弹炮，猛烈轰击日军阵地，敌人受到严重杀伤，无藏身之地。我军步兵乘势冲杀。敌军施放毒气，始得幸存。激烈的战斗持续到3日深夜，日军弹药粮食均已匮乏，有些日军士兵只能以刺刀为武器。
中国守军第10军师长黄钟在日记中写道：“终日在激烈战斗中，浏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也将自己的指挥所搬到岳麓山上，誓与长沙共存亡。
4日黎明信号弹升起，中国军队在长沙外围的反包围态势已经形成。日军背后突然出现了30个师的中国军队。5日拂晓，我军开始由南、北两个方向，对日军实施追击与堵截，以期将敌军围歼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敌军仓皇撤退，损失惨重。其第6师团被我两军包围于栗桥。后经第3、第40师团及空军联合抢救，才勉强逃脱。
( 中国红十字会的护士们护送两名长沙会战中受伤的中国士兵前往基地医院 )
日军撤退时，粮弹奇缺，行动迟缓。溃兵沿途抢劫居民食物或生米，用钢盔代锅煮食，没抢到食物则倒毙路旁。大量尸体来不及掩埋或烧掉，只得割走耳朵或小指带走。这是抗战以来，日军罕见的失败，共伤亡5万余人。自1941年12月13日开始的第三次长沙会战，至此结束。
这场战斗起于日军袭击珍珠港后一周，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经历着艰难时刻。在美英战况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鼓舞了士气，引起了国际瞩目。盟国对中国抗战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 在云南作战的中国军人日常单一的餐食(摄于1941年) )
1942年1月，英美官方和媒体都盛赞长沙大捷。1月5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中国战场之重要，在一个月以前殊难使多数美国人士了解中国战局与美国具有直接之关系。现则尽人皆知。中国之战争，即为我军之战事。中国对日本施用之压力愈大，则我麦克阿瑟将军愈有战胜之机会……”《泰晤士报》则评论说：“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2月，美国国务卿特别顾问霍恩贝克在给副国务卿韦尔斯的备忘录中专门提到，不要忘记中国已经成功地进行了4年半的防御作战。“中国政府对在华日军没有任何行动”完全是谎言，最近中国在长沙的胜利足以回应那些外国军事家的批评。
( 1944年12月6日，一位母亲在受伤的儿子身边哭泣 )
回到1941年前后的中国，也正是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苦的时期。
1939年春，日军夺取江西南昌，切断了重要的浙赣铁路。中国从东南沿海获得物资的交通线被截断。11月，日军在广西北海登陆，攻取广西省会南宁，切断通往河内的铁路。随后，日本又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封闭了河内与昆明间的重要铁路线。1940年，英国屈服于日本威胁，关闭滇缅公路。中国几乎失去了全部外部联系。日本希望将中国包围，截断所有对外通道，迫使中国屈服。
( 1945年，新任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中)抵达重庆。此时日本败局已定，中苏关系的重点由共同抗日转至战后远东秩序的重塑 )
1940年，为缓解正面战场的压力，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敌后发动百团大战。战役涉及华北6省，战线5000余公里，历时3个半月，大小战斗共计1800余次，对日军据点、交通线和工矿企业进行了大量破坏。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编《华北治安战》写道：“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同时发现“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随后，日军抽掉大量兵力，对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至1942年，冀中地区部队减员超过46%，数万群众惨遭杀害。
在后方，日本空军不加区别地空袭军事和居民目标。与破坏军事设施和工厂相比，他们的目的在于打垮中国民众的抵抗精神。中国所有尚未沦陷的城市，都遭受了猛烈的空袭。其中以陪都重庆最为严重。1939～1941年，重庆遭受到268次轰炸，城市大部毁坏，数万平民死亡。仅1939年5月大轰炸的前两天，就有4400人死于非命。英国大使馆新闻参赞林迈可在回忆录中写道：“后来他们改用燃烧弹，以致整个山城重庆都变成了废墟。”
( 在美国受训的中国飞行员 )
但是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既非空袭，亦非封锁所能摧毁。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这段最黑暗的时间内，我军在正面战场进行了较大规模战斗496次，付出137.6万人的重大伤亡。
对日军的抵抗与反击，每一天都在进行。即使在胜利前夕，1945年6～7月份的“平静期”，国共共有超过28万军队投入多次战斗，付出4.7万余人的伤亡，打死打伤日军近1万人。这种常规的频繁的战斗时刻都在消耗日军的力量。只是由于其分散性，不像塞班岛、硫磺岛、冲绳岛作战那样集中，因而长期以来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 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驼峰航线。美国飞行员在抗战时期向中国运送物资的空中通道(摄于1944年) )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参谋长李海上将郑重谈道：“假如中国撤出战斗，将恶化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在太平洋地区本来困难的作战局面，日本人的人力资源将被释放出来，阻碍我们进击日本本土。幸运的是，英勇的中国人仍在坚持战斗。”
战略枢纽
( 1945年，一位日本妇女在废墟上痛悼轰炸中丧生的家人 )
1936年，日本发生“二二六兵变”。随后，日本陆海军省拟定了《基本国策》，并在五相会议上通过。这个基本国策，成为“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路线图。
日本认为，北方的苏联和南方的太平洋，是其扩张的两个方向——即北进和南进战略，从而称霸世界。实现这两个战略的枢纽就是中国。只有控制了中国，获取中国的资源，以中国为基地，才能实现北进和南进的计划。
( 1945年8月，参战的苏联机枪兵在中国东北地区行进 )
根据《基本国策》，陆军强烈要求：为了“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以“以备对苏作战”，应尽力以“华北五省自治”是日本准备大规模战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此背景下，为了控制称霸世界的战略枢纽，日军挑起“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战争之初，日本的领导者几乎没有做过持久战的战斗计划，不认为战争会持续一年以上。他们希望投入大量移动快速、火力强大、装备精良的机械化部队，用闪电战术和恐怖扫荡策略，迫使中国政府投降，放弃抵抗，从而征服中国。他们坚信，中国的战争是短期战争，每一次胜利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更不会是一场消耗战。
然而，由于中国的顽强抵抗，将战争拖入持久战，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破灭。日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巨大的伤亡。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历时一年四个月。正面战场共毙伤俘日军25万余人，牵制日军70万人以上，我军伤亡超过104万人。日本官方著作也承认，在武汉作战期间，自8月6日至9日，仅106师团死伤少佐以上军官7人，“各联队的中、小队长伤亡约半数”。冈田支队的“步兵第39联队从庐州(合肥)出发时约2800人，但因伤亡和病员(主要是疟疾)陆续增加，至9月底已减少到800名以下”。伤亡惨重，可见一斑。
随着伤亡的增加，日军士气也迅速下降。进攻武汉的主力部队第11军辖下的“106师团的战斗力极度低落”。在富金山作战中，敌士兵被俘时，多向我军行跪拜礼节，对于皇军尊严及武士道精神，不复矜持，可想见敌士气之颓丧矣。在进攻武汉的过程中，据日方统计，日军“战死4506(内将校172)人”。虽然这个数字被缩小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将校阵亡竟占总阵亡数目的3.8%的比例，却是近代战争史上所罕见的。
蒋介石在抗战两周年《告日本民众书》与《告友邦人士书》中宣称：“日本侵入我国领土，第一年进展1800公里，第二年只进展了310公里。”
1939年，汪精卫投敌后，日军发动湘赣作战，计划将第九战区军队消灭于赣湘北境地区。我军节节抵抗，诱敌深入，在长沙附近与敌人决战。在第九战区司令薛岳指挥下，中国军民破坏了战区内的道路桥梁，处处设伏，不断截击，使日军陷入被动挨打。9月30日，经过多次外围战斗后，日军对长沙发起最后攻击，随即主动撤兵，仅余少数部队掩护作战。10月14日，战场恢复战前状态，第一次长沙战役结束。此战又被称作“湘北大捷”。经此一战，国民政府认识到，日军攻击力已近极限。
实际上，自1938年底日本已没有力量“利用攻占汉口、广州之余势，努力解决事变”。相反，它被迫改变了“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的方针，代之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政策，“进行谍报工作与政治工作”。1939年后，日本在总战略上已经陷入被动境地。中国战场就像一块吸铁石，牢牢吸住了日军的主要力量。这直接影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败。
1939年，欧战全面爆发，第二年法国败降。1940年，德、意、日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德国妄图独霸欧洲，意大利妄想夺取非洲，而日本则图谋霸占亚洲。其各自目的一旦实现后，德、意两国将出击北非、红海，进入印度洋，与日本相呼应。日本则南进太平洋，出印度洋策应德、意。继而三国夹击大洋洲，会师澳大利亚，形成逼临美洲之势，最后与美国决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中国与苏联一道成为全球战略枢纽。德军为苏军所慑，希特勒无力攻击北非、东非;日军则在中国深陷泥潭，使其发动太平洋战争先天不足。如果苏联不能慑服德国，中国不能困住日本，德、意、日三国将实施第二步行动，决战将在美国发生，战争过程更加艰苦。
日本的既定国策是“南北并进”，既准备和苏联开战，又准备同美国开战。陆军主要以苏联为目标敌人，而海军则主要瞄准了美国。在漫长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困住了日本庞大的军力，使其无法从中国抽身，不得不两线作战，顾此失彼。
当时在日本参谋本部任职的荒尾兴功在回忆中写道：“‘中国事变’的解决只有两条路：或是以武力席卷重庆、成都，或是从中国本部撤军。”走前一条路日本“缺乏余力”，走后一条路又与日本陆军中央的氛围格格不入。
战争之初，日本原有17个陆军常备师团。“七七事变”之后，新扩编了7个师团，1938年又扩编10个师团，合计32个师团。顶峰时期，日军将90%的军力都投入到了中国战场。1943年是盟国战略反攻开始的一年。当时，日本共有70个陆军师团，投入中国战场者即达39个师团，占其陆军总数的55.7%，超过太平洋各岛及其东南亚各地日本侵略军之合。1944年以后由于战力的急剧衰退，日本只好大批征兵。1945年，日陆军扩编到168个师团，投入中国战场57个师团。
八年全面抗战中，仅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战役22次，重要战斗3117次，小战斗38931次。敌后战场，仅百团大战就发生了1800多次战斗。如此高频的抵抗，使日军在中国必须维持庞大的军队。1945年，日军投降前，中国战场包括东北关东军在内，仍有200万日军驻扎在中国。
尽管日本向中国投入了庞大的军队，但仍无法发挥规模优势，仿佛一把沙子撒入麦田。据日本官方统计，1940年底，华北9个师团及旅团，共25万人。兵力密度是每平方公里0.36人。以第12军为例，在每隔18公里的一个据点上驻有20人，一共分驻800多个据点。华中8个师团和两个旅团，共21.8万人，每平方公里0.91人。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编《华北治安战》：“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他大部分是‘匪’占地区。”在占领区，只有10%的区域属于其能控制的“治安区”。由于中国的持续抵抗，敌后游击与根据地的快速发展，日本对沦陷区的控制十分有限。这种“点线”式占领，无法达到“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目的，更不可能把其占领区变成更大军事冒险的战略基地。
至战争结束，中国战区共接受受降日军131.4万余人(不含70万关东军)。其中包括了驻台湾第10方面军17万人，以及驻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38军约3万人。共收缴日军武器：步枪77.6万多支、火炮1.5万余门、战车1.6万余辆、飞机1000余架、军舰船舶1400艘。
罗斯福在同他儿子谈话时说：“假如没有中国抗战，假如中国被打塌，你想一想会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马上可以打下澳大利亚，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击，在近东会师，吞并埃及，切断一切交通线。”
拆解法西斯同盟
1940年底，斯大林派崔可夫将军率领顾问团到达重庆，随团还有其他15名专家。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还给蒋介石送去了150架战斗机、100架轰炸机、300门大炮和500辆装满弹药和配件的卡车。
到达重庆的当天，崔可夫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告诉他：“中国是无法战胜的。对于中国来说，抗日战争是一场疾病，仅此而已。生病，早晚都能治愈。”
当时，苏联是唯一能为中国提供实际军事援助的国家。中苏之间有两条交通线，一条经外蒙古、内蒙古、山西大同至内地。另一条经新疆、甘肃、山西、山西，连接陇海路。抗战爆发后，大同失陷，蒋介石极为阵痛。他决定在上海开辟淞沪战场，将日军吸引到南线，其中一个原因即为了减轻北方军事压力，保障中苏之间仅剩的通路。
苏联对中国援助有其切身利益的考虑。在《在华使命》一书中，崔可夫谈到了斯大林对他任务的嘱托：“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地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了，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我们才能避免两线作战……”
北进是日本世界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标是苏联远东地区。但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中国的顽强抗击，日本不得不将陆军主力投入到中国战场，始终无法将北进政策提上日程。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希特勒强烈要求日本协同德国进攻苏联。当时日本陆军上将山下奉文带领考察团访问德国，据随团作战科成员高山信武回忆，希特勒把山下叫去说：“1941年6月16日，德国将对苏开始作战，希望尽早返回日本，请日本自满洲打进西伯利亚。”
苏德战争爆发后，希特勒更加急切地希望日本尽快进攻苏联。7月10日，德国驻日大使奥托收到德国外长的急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披露了这份电文：“您应根据我给松冈(日本外相)的传言，使用您所能运用的一切办法，希望努力使日本尽速参加对苏作战。因为参战的实现是愈早愈好。和过去一样，必须以德日在冬天以前会师西伯利亚铁路为当然目标。随同苏联的崩溃，三国同盟在世界上的地位将巨大无比……完全消灭英伦三岛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力主进攻苏联，以实现“北进”的基本国策。他认为，进攻苏联可以促进中国问题的解决，从中国战场脱身——“现在我认为，可以北进到伊尔库茨克，即使北进到那里一半左右，就会影响蒋介石，或许会实现全面媾和。”
松冈的意见遭到了中国派遣军的强烈反对。按照进攻苏联的作战计划，日军将从中国战场抽调6个师团，以及全部的航空部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认为，“中国事变”已使帝国勉力支撑，4年耗空国力，对苏开战是“火中取栗”，断送“帝国大业”。他坚决反对对苏开战，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央是把处理‘中国事变’这个根本忘了。”了解日本兵力实际情况的参谋总长杉山元指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实际办不到。”陆相东条英机虽没有完全否决“北进”计划，但提出要等待德国将苏联抵抗消耗殆尽时去“摘桃子”——“当苏联像熟柿子似的要落在地上的时候，加以进攻。那会大大发扬日本的威信的。”
经过激烈争论，日本御前会议否定了对苏联的“北进”计划。这一结果，经苏联情报人员迅速通报给斯大林。
由于日本不再成为背后的威胁，苏联部署在东方的庞大军事资源得以西调。1941～1944年，苏军从东线总计抽调陆军45万人，12个海军步兵旅共14万人，火炮和迫击炮5000余门，坦克3300辆。
崔可夫将军从中国返回后，直接指挥了扭转战局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他后来在《来华使命》中写道：在苏联“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
中国抗战还使日本西进战略胎死腹中。日本的所谓西进战略，是企图进军印度、印度洋，在中东地区与德意会师，进而迫使英国屈服，再全力对付美国。
1941年12月6日，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防卫计划”，首次提出将澳大利亚、印度等地列入日本太平洋战争外围作战和防御范围的设想。同日，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在上奏中也指出，在发动南方作战(即太平洋战争)后，日本最大的愿望是要求德意向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等中近东地区进军，控制红海，进入印度洋，迫使英国屈服，歼灭美英海空兵力。
1942年春，隆美尔指挥的德国“非洲兵团”在北非向英军发动攻势，英军败退。5月下旬，德军进入埃及，与英军在阿拉曼对峙，有攻占中东之势。
日军海军也随即向西发展。4月5日至13日，日本海军在印度洋攻击锡兰岛科伦坡英国军事基地，击败英国东方舰队。丘吉尔告诉美国总统罗斯福，日本对印度洋的控制，“将造成我们在中东整个局势的崩溃，这不仅是由于这样就阻止了我们去中东和印度的海上运输，并且还由于中断了来自阿巴丹的石油供应”。如果日本切断了经红海到埃及的交通线，德日就有在中东会师的可能。
日本陆海军都认为，打通印度、西亚作战的前提是锡兰作战。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指示陆海军进行锡兰作战准备，集中兵力在印度同英国作战。6月，中途岛海战失败后，日军陆海军提出，将作战重点从太平洋转向印度洋。此时日本尚未夺取太平洋制海权，而德意军队在地中海和北非作战进展迅速。英国丧失了地中海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其舰艇大部分从地中海撤退到红海或印度洋。日本陆海军都认为，日本打开新局面的曙光将出现在印度洋。
但如果进攻加尔各答，日本陆军只能提供两个师团的兵力，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实际上，对印度的进攻与当时正在策划的“五号作战”(即四川作战)相冲突。该方案计划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出动16个师团的庞大兵力，分别从西安、武汉出发，南北两路夹击四川，“歼灭敌中央军主力，攻占重庆，并占领四川省”。为实施“五号作战”，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将中国本部的日本作战兵力从61万增加到97万。
田中新一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作为第一部长，决心排除万难实施‘五号作战’。那是由于我认为在战争最后阶段决定性的力量仍是控制中国大陆，而且立足于必须坚决防止中国大陆成为美国空军基地……这是目前促进战争结束的重要方策。”
西进印度洋、中东还是进攻重庆?日本参谋本部在反复权衡后，仍旧认为中国的作战更重要。征服中国，是挽回在太平洋战场颓势的唯一希望。
从整体大战略考虑，日本陆军当时已认识到，仅凭自身力量不可能击败美英联军。只有轴心国联合作战，首先压服英国，继而使美国丧失斗志。但英国屈服的前提，是日本首先使重庆屈服。“德国打败苏联，通过打通印度、西亚，日德意联手才能置英国于死地。”在中国与英国的战略排序上，日本陆军认为中国应该优先考虑。
但事实上，所谓进攻重庆的“五号作战”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51个师团。其中，中国东北13个师团，中国其他地区22个师团(不含20个旅团)。在东北以外的22个师团中，日本华北方面军的10个师团和驻守沪宁杭的3个师团，正在同中共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驻守武汉的日军第11军承担着对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作战。驻守广东的日军第23军要承担配合日军在东南亚的作战。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已自顾不暇，不可能集中军力进行四川作战。
如果实施“五号作战”，只能从太平洋战场抽调部队。但1942年下半年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已经失去优势，不仅不能抽调兵力进攻重庆，反而需要中国战场抽调兵力，补充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这一年底，“五号作战”计划被终止。两个月后，西进印度洋与德意会师的计划也被日军大本营放弃。
西进印度洋，是“二战”时期日本一个极其大胆的战略设想。如果这一战略成功，德意日在中东会师，将会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遭受重挫。但日本西进的主力是陆军，而陆军主力却深陷于中国战场，没有余力实施对印度作战。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我必须指出，中国一旦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会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
由于中国抗战的牵制，日本虽与德意缔结了同盟，但仍是各自为战。和盟军的协同作战不同，两大轴心国始终没有在军事上联手。
太平洋战场
1941年，12月，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传到了重庆。“军事委员会一片欢腾，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口里哼起一段京剧的唱腔，并且整天向圣母做祈祷。国民党政府官员纷纷互相祝贺，仿佛已获得一次伟大的胜利。”迈克尔·沙勒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南进是日本战略另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对手是美、英等国，目标是占领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英法被迫对德宜战，全力应付欧洲战争，美国的注意力也转向欧洲。日本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获得有利时机。但中国的持久抗战却使日本难以跨出南进的步伐。很快，日本阿部信行内阁发表声明：“值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决定不介入(欧战)，而全力为解决中国事变而迈进。”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日军对于南进的决策举棋不定。不能征服或迫降中国，向南方扩张则面临巨大的风险。日本并不愿冒险两线作战，尤其对手是强大的美国。第一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在上任前明确提出，他的任务中“解决‘中国事变’是第一位的，对华作战是第二位的”。这其实是一个问题，因为没有大规模军事作战，中国问题无法解决。
战不能战，退不能退，日本当局在中国问题上束手无策。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后，东条英机承认，在侵华战争中，日本损失很大，“如果再连续几年这样下去，连打的机会都捞不着了”。
1940年5、6月，德国以闪击战击败英法联军，继而法国投降，英国岌岌可危。这为日本提供了南进的良机。7月，日本内阁在《基本国策要纲》中正式将南进战略提上了日程。《基本国策要纲》明确提出：“以皇国为中心，建设以日满华牢固结合为基干的大东亚新秩序。”所谓“大东亚新秩序”，即“大东亚共荣圈”，指东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
由于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日本看不到短期征服中国的可能性。于是逐渐将战略中心，由中国转移至太平洋。计划逐步减少在华兵力，以战养战，集中力量南进。把征服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南进，企图打击英美，截断对华援助，迫使中国放弃抵抗。
新任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指出：“近卫也好，松冈(外相)也好，对‘中国事变’都灰心了，对现在的方策绝望了。他们说，‘中国事变’照这样下去已经没有解决的希望了，只有插足南方才是解决中国事变之路，即把面向中国的力量转向南方。”日本陆军认为，南进“实际上是为解决‘中国事变’而采取的最后一手”。
讽刺的是，作为南进战略的主要决策人，首相近卫文麿在对美开战前夕却提出辞职。近卫认为，由于4年多的中日战争，日本国力消耗，在中国问题还未解决的情况下南进是难以忍受的。他亦主张现在还是应先解决中国问题。
但日本南进之势已不可逆转。为加快实施南进政策的步伐，10月17日，陆军大将东条英机内阁成立。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并同时入侵东南亚，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初期获得胜利，但不仅没有改变困境，反而加深了危机。在军事策略上，海军与陆军产生了严重对立。海军提出继续扩大太平洋战场的战果，东取夏威夷，切断美国与大洋洲的联系，西出印度洋，策应德意军队出兵北非;南进占领澳大利亚，逼近美国本土。陆军则强烈要求加强中国战线，在太平洋战场上只留置少量部队，即21个步兵大队(相当于一个甲种师团加一个乙种师团)，其余部队迅速撤离。
日军大本营也深知日本无力进行新的作战，故而否定了海军的“宏伟计划”，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将战线进行收缩：日军在太平洋的作战线限于北迄阿留申群岛，经中途岛至新几内亚，以东京为圆心，向东和东南扩展600～800公里。作战重点是攻占南太平洋和大洋洲的一些岛屿，以切断美国与大洋洲之间的海、空交通线，孤立大洋洲。兵力上留7个师团于南方，撤回5个师团，3个留本土，两个加强中国战线，并给中国派遣军新建7个师团。
这个计划表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进攻能力已然枯竭。中国战场不仅不能撤兵，还要必须增兵。由于受到中国牵制，冲向南方的日军在取得一定战果后迅速收兵回营了。
1942年2月，日海军提出，扩大太平洋战争的战果占领澳大利亚。但这一建议继续遭到陆军的反对。陆军认为，进攻澳大利亚需要大量船舶，会进一步拖垮日本国内经济。最重要的，是缺乏足够的军队占领澳大利亚。陆军估计，攻占澳大利亚至少需要10个师团的兵力，以及200万～300万吨船舶。当时中国战场的兵力占日军总兵力的2/3，无法抽出。
1943年，美军与日本展开逐岛争夺。由于太平洋战局的急剧恶化，日本大本营决定从中国战场抽调5个师团到太平洋战场，另以5个师团为预备队。后由于发动“一号作战”，实际上只有3个师团转到太平洋战场，还反而给中国战场增加了8个旅团的兵力。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军力零散投入，这种“添油战术”使自己陷入被各个击破的困境。
1944年，日本战略重心又被拉回中国。这一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中国称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并摧毁在华美国空军基地，歼灭国军主力。为进行这次作战，日本从本土和关东军抽出部分兵力加强中国派遣军，使直接参加“一号作战”的总兵力达15个师团、40余万人。在太平洋战场兵力吃紧的形势下，日本动用如此庞大的兵力在中国发动作战，相当于弃太平洋战场于不顾，孤注一掷。
美军的全面反攻获得了良好的机会。1944年7月，美军攻占新几内亚西部，8月攻陷马里亚纳群岛，打开了通向菲律宾的道路，日本的“绝对国防圈”全面崩溃。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实际是将最后一股机动力量和盘托出，潜力用尽，最终加速了它的失败。
不对等的战争
如果以“九一八事变”为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那么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大部分时间中国都在孤军奋战，承担着最大的压力。同盟国“四巨头”中，中国的国力最羸弱，接受的外援也最少。事实上，中国打了一场与其战略地位不对等的战争。而中国人正是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来弥补了实力的差距。
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德国人冯·塞克特将军曾特别向蒋强调，高度发达的国防工业对维持一支现代化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但中国的基础工业太落后，不足以提升国防建设和军队质量。直到1935年，为了发展重工业，才建立国家资源委员会。1936年，资源委员会开始一项发展工业的三年计划，但直到战争开始后资金仍严重不足。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国民政府的国防工业仍停留在草创阶段，军队继续大量依赖外国武器装备。中国兵工厂虽能生产大量步枪和机枪，但几乎所有的重武器以及载重汽车、石油和无线电设备仍依赖进口。
“七七事变”前，大约30万军队接受了德式训练，但其中只有8万全部用德国武器装备。大约170万国民党军队，以欧洲和日本的标准看，训练很差，装备低劣。其中许多部队分属于不同军阀，政令难以统一。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投入120万军队(约120个师)，对抗日军20万人(约20个师团)。人数比接近6∶1。但在武器先进、装备精良的日军面前，这种数量优势很快就消失了。根据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的计算，中国军队一个师的战斗力，只相当于日军一个师团战斗力的1/3或1/4。
在战斗中，中国军队使用的武器大部分是轻型武器、机关枪、手榴弹，炮火的威力很有限。虽然拥有空军，但装备简单，力量薄弱，只能用来简单防守，对战术的考虑并无多大影响。唯有夜间，中国军队才能发挥强有力的战斗力，与日军进行激烈的肉搏战。中国军队常在夜色来临之际，充分发挥人数上的优势，组织较大规模的反击。
造成中国军队战斗效能低下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魏德迈将军接替史迪威担任蒋的参谋长，最初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太虚弱而不能行军，自然不可能有很高的战斗力。这些士兵并不能全额得到自己的给养。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检查了1200名中国士兵，其中57%的人营养不良。军队中的医疗条件也很差，全部军队只有2000名大体合格的医生，大约1700士兵有一名医生。而美军中大约150人就有一名医生。
可另一方面，在英美的主导下，欧洲战场地位被排在亚洲战场的前面，欧洲利益高于亚洲利益。盟国集中兵力先打败德国，再击败日本。这就导致所有战争资源，无论军队、武器、补给，都优先支持欧洲战场。
1941年，罗斯福与丘吉尔为首的美英双方举行了8次会议，新成立的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举行了2次会晤，会议代号为“阿卡迪亚”。会议决定了“先德后日”的战略总方针;划分为若干战区，各战区设置司令官，统一指挥。
中国战区除包括中国本土，还包括泰国、越南和缅甸。蒋介石虽出任中国战区总司令，但他始终没有指挥过其他盟国军队作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过程中，盟国始终没有派遣地面部队来华，美国陆军在中缅印战场上也没有任何投入。
能否参加联合军事会议，制订共同的战略，是决定一个战区是否重要的标志。在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能否参加盟国联合军事会议及军火分配委员会问题上，受到了美、英的阻碍，排斥中国代表列席会议。
在“先德后日”的战略中，配属中国战区的盟军空军，也可以不通过蒋介石的同意，调往其他战区。这直接引发了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冲突。
1942年6月，德军隆美尔部攻克北非利比亚重镇托布鲁克，离埃及亚力山大港只有90多英里。埃及如落入德军之手，德国便可控制地中海至苏伊士运河及红海地区，印度与英国的联系将被切断。丘吉尔前往华盛顿讨论这一严重局势，急调中国战区美国第十航空队全部轰炸机前往埃及地区，用于轰炸德军后方补给线，中国战区的战略物资的数量也降至每月不到100吨。
反攻缅甸的计划也一再拖延。其规模由海陆两栖反攻缅甸，转为有限度地反攻缅北。这导致中国的战略物资只能依靠驼峰航线运输，运量极其有限，使中国抗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43年1月，盟国卡萨布兰卡会议召开，由于北非局势的好转，欧战前景光明。亚洲战争提到日程上来。但是在研究中国战区收复缅甸问题时，中国代表仍被排斥在外。连美国总参谋长马歇尔都认为不公平。他强调反攻缅甸的目的时说：“我们重视打通滇缅路，并非全为提高中国士气、打击日本海运输力着想。我们目的在配合欧亚非洲各地作战。若收复缅甸方案不立即实施，则美国或有被迫退出欧洲之一日。”
在“先德后日”战略的制约下，中国战场始终不是盟国战略投入的重心，接受的援助最少，也最不稳定。
根据美国陆军部的统计，1941年12月到1943年6月，美国投入欧洲大西洋和地中海方面的物资约为1385万吨;太平洋战场约为938万吨;投入中缅印战场只有约60万吨。美国原定1941和1942年装备中国60个师，到1943年决定只装备30个师，外加其余30个师所需要装备的10%。
美国以租借形式援助盟国的物资，累计总值大约为460亿美元。其中英国获得约303亿美元，苏联获得98亿美元，法国获得14.03亿美元。而中国只获得6.31亿美元，约占总量的1.4%，是英国的1/48。
日本国力的崩溃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政府认为，中国之所以不投降源于两个原因：一方面，有外部物资供应;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低估了日本的国力。但实际情况是，日本的国力却因陷于中国战场而逐渐崩溃。
自从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后，日本经济被全部推向军事化方向，军费开始快速递增。1931年占财政收入的31.8%，1936年增加到了45%。1931～1936年，日本军费占国家总支出比，在世界各国中居第一位。全面侵华后，军费更是大幅提高。自“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华军费占同时期总军费的70%，总财政支出的47.2%。
为了筹措战争费用，政府一方面大幅增加税收，1941年比1936年增加了2.5倍。更重要的手段，是发行战争公债。战争的前三年，其发行公债数量已超过日俄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行军事公债总和的9倍以上。
日本的财政主要充作战争军费，这极大影响了正常经济投资。1939年全国投资额为53亿余日元，重工业占了70%，轻工业只有2%。资金原料不足，投资结构不合理，技术工人匮乏，导致日本经济不景气。许多重要工业，包括水泥厂、造船厂只能半开工。日本工矿产业，在1938年达到最高水平后逐年下降。
日本陷入持久战争，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使民众不堪重负。
1939年9月开始，每月1日被日本政府定为服务效劳日，这一天禁止卖酒，饮食店几乎全部停业。9月18日，工资全部停发。为了节约用电，连烫发都被禁止;棉织品的服装也全部消失，棉布成了贵重物资;民用石油十分短缺，大街上开始出现烧煤炭的汽车，戒指和项链的制造被限制，生活必需品需要凭票供应。街道上竖起了标语，上面写着“奢侈就是敌人”。
战争期间，日本发起了“国民减食运动”，将每日三餐改为两餐;改吃糙米和杂粮;只要是可以吃的东西如水果皮、萝卜叶及剩饭，都可晒干充饥。
1944年，为了节省资源，日本政府强迫国民每天只能生一次火，其余两餐吃冷饭。由于孕妇每天可以得到70克大米的增补量，所以怀孕的妇女数量一下子可疑地增多起来。最古老的垒球场被开垦成菜地，以养活饥饿的横滨百姓。抢劫、扒窃成了普遍现象，大人们去偷小学生的午餐，洗劫邻居被炸坏的房屋，人们最后的一点财产也常常在防空洞中被偷走。
对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是粮食问题。大量劳动力被征用到军需部门生产，服务于战争，农村劳动力最多减少300万人。化肥厂多用于军用，化肥奇缺。由于劳动力与化肥不足，日本农产品大幅度下降，大米下降了30%～40%。1941年7月7日，一般饭店禁止卖米饭。这被称为“七七禁令”。
公民逐渐丧失了个人生活的自由，被编入“邻组”之中。邻组不仅负责征收赋税、分发口粮、组织防空演习和消防演习，还要负责“消灭个人主义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由于大量成年人被征入军队，日本不得不广泛使用童工。仅日本职业介绍所介绍就业的童工，1937年有21万人，1939年高达42万人。东京的小学生一毕业就要去为战争服务，一年中至少有3万少年加入战争机器。
为解决资源问题，日本政府征用铁器和铜器，包括床、桥、桥栏杆、炉子、椅子、门、柜子、电风扇、火盆等各种各样的物品。就连寺院也献出了铜像。但这些家用器皿、寺庙祭祀之物，根本不可能满足现代化大规模战争需要。再如“松根油计划”，即企图从松树根中提取液体燃料。道路上，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松树根。日本为此制造了大约4.7万个干馏锅。但到战败投降时，也只生产了480吨所谓的“飞机用油”。实际上，这种人工“飞机用油”，因为含焦油和灰分过高，只要几天，发动机也就转不动了。
1943年9月，已经有300万工人被征入军队，导致飞机制造厂、造船厂和兵工厂产量和质量大幅下降。每失去1个熟练工人，就需要4个生手去代替，报废的产品越来越多。1944年底，日本新造的战斗机大约有三分之二在到达作战地区前就坏掉。一种由中岛工厂生产的陆军战斗机Ki84缺陷极为严重，以致有了“飞行员杀手”这样可怕的称号。
日本仅有的军工生产由于中国战场的实际需要，其结构也很不合理。这不仅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且直接削弱了日军的战力。日本军械预算大部分用于生产弹药。弹药生产费用过大，影响了火炮、坦克、汽车通信电子器材的生产以及改进武器性能的科学研究。
日军和美军装备相比，不仅数量不足，而且性能差距越来越大。日军一个师团的火炮不超过10门，坦克更少。而美军一个师拥有火炮多达500门，坦克150辆左右。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以老式的三八式野战炮和四一式山炮为主。前者于1905年定型生产，后者为1908年定型生产。这些旧式火炮射程短，威力小，数量也不足。
在电子器材研制方面，日本更是大大落后。1942年秋天日美海战，美海军不用探照灯照明，而利用雷达实施射击，完全抑制了日本海军的夜间袭击。在冲绳岛争夺战中，美军火力强度是日军的20倍。美军普遍拥有雷达装备，特别是在“决定日本国运”的莱特湾海空战，多在夜间和能见度很低的条件下进行，美军可以用雷达装备准确进攻敌人。这是美军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油品短缺，必须限制飞行员的训练，这造成了日军航空兵战力的大幅下降。日本与盟国的历次空战中，日军飞机损失惨重，其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后来日军航空兵使用自杀“特攻”，部分原因也在于此。
1945年初，据日本大本营最乐观的估计：“日本能够有组织地进行战争的时间，即便竭尽所有努力，大概也只能以昭和二十年(1945)中期为限”。日本国力枯竭，人心丧尽，实在无力再战了。
战争机器在榨完最后一滴油后，停止了摆动。
中国的牺牲
为了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根据军事科学院《中国抗日战争史》的数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一半国土被践踏，930余座城市被日军侵略占领，占全国总数的47%以上，其中被侵占的大城市占全国80%以上。被破坏的工厂有3840家，全国直接承受战祸灾害的人口超过2.6亿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以上，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
日军的入侵直接破坏和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抗战之前，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期。从1927年到1936年，电力工业年均增长9.4%;煤炭工业年均增长7%，水泥工业年均增长9.6%，钢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40%。有学者研究，从1927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
抗战期间，日本几乎占领了所有重要城市，其中聚集着中国全部现代工业。这些工业，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条件被迫关闭，有的在被迫内迁途中损毁。在沦陷区，日军不仅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殖民地经济体系。1947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国抗战时期财产顺势说帖》，比较详细地统计了战时全国经济损失情况，其中包括金融、工业、矿业、电业、船舶、商业、运输、农业、水利、文化、公共机关、人民团体、房屋等各分项损失数字。再加上军费、外债、资源减损、海外华侨等损失，总计超过500亿美元。这还没有包括敌后地区的财产损失。依据我国政府公布的数字，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
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利益，当美、英请求苏军出兵东北对日作战时，中国牺牲了部分主权换取了盟国的整体利益，加快了战争的结束。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美国多次请求苏军对日作战，以减轻自身压力。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与丘吉尔共同向斯大林提出了苏联出兵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的请求。斯大林则开出条件，即恢复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中国东北的侵略特权。包括旅顺口作为苏联海军基地，长春铁路(即中东铁路)中苏共有共营，大连为开放性的商港，苏联对其拥有优越地位;外蒙古保持现状(从中国独立出去)。
罗斯福与丘吉尔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三巨头很快达成协议，这就是人们熟知的《雅尔塔协定》。
但由于苏联要求的出兵条件，都属于中国主权，在战后应该归还中国，而苏联在中国国土作战须征得中国政府同意，否则出兵无法律依据。于是在罗斯福的撮合下，中苏开始艰苦的谈判。直到美国投出原子弹，苏军出兵前夕，一些原则问题才确定下来。直到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条约才完成签字。
斯大林的要求被一一写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有关协定(外蒙古独立是通过中苏两国互换照会决定的)，条约有效期30年。此外还有未写入条约和协定的要求：中国东北不允许出现对苏联不友好的地方政权，东北必须与苏联实行垄断性的合作。依据中苏条约，苏联于1945年8月9日对日宣战。
事实上，中国是以自己的领土、主权为代价，做出了巨大牺牲，才换取苏联的出兵。中国还承担了苏联红军在东北作战和驻扎期间的军费。苏军除了将东北机器设备拆运一空外，还发放军用券，用于支付其在东北的费用。苏军撤走后，苏联政府让中国将军用券收回，然后再向日本索赔。中国没有索要日本战争赔款，也就没有找日本兑付军用券。
美国是苏联出兵提议的始作俑者，同时也是重要的受益者，避免了自身的伤亡。但苏联出兵的全部代价则都由中国承担了，这其中包含了主权与领土的权益。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所遭受最大的损失，则是人民的生命伤亡。根据姜涛与卞修跃的统计，抗战时期(1937～1945)人口损失2362万人(有案可查但不包括全部间接死亡者)，其中直接人口死亡高达2062万人，绝大部分是直接战死的中国士兵以及被侵华日军迫害致死的平民百姓。战争直接造成受伤人口1600万，失踪与被俘人口至少535万。综合下来，8年期间，中国人口死亡、受伤与失踪人口，共达4500万人以上。
如果结合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资料，对抗战时期实际保有人口数量估计，再考虑自然灾害、瘟疫疾病等因素，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总体损失超过5000万人。超过当时人口十分之一。
战争之中，国民党军队死亡超过185万人，总伤亡超过417万人。中共军队死亡超过22万人，总伤亡超过61万人。兵役壮丁死亡355万以上，总伤亡947万人。他们的生命应该永远被铭记和缅怀。
原来文自《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第32期 文/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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