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忍48年的秘密——石田甚太郎的临终证词
来源：   2016-03-11 11:36:20

　　石田甚太郎，1911年出生于日本爱知县的热田，职业画家。1942年8月至1945年8月，他在前日军驻南京荣字1644部队当了整整3年的美术兵，负责细菌实验机密档案的绘制和保管工作，对该部队在细菌武器研究中残害中国人民等暴行了如指掌。

　　日本投降以后，石田随大批日本战俘一起被遣返回国。在南京任职期间他就对残忍的人体细菌实验感到反感和恐惧，回国后更对自己当年的行为感到愧疚。他从不与从前的队友来往，也从不参加前细菌部队的战友会等集体活动。为此，他不断受到压力和警告，要他坚守当年的秘密。他内心十分苦恼，数十年中离群索居，性情乖戾，并一直以贩鱼为生，再也没碰过他的画笔。直到1993年的8月，83岁的石田老人在病魔缠身，不久于人世之际，终于忍不住良心的折磨，不愿那些秘密带入坟墓。他特意托人将正在中国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外孙女水谷尚子召回日本，在即将辞世的前三天，将郁积在胸中的那段特殊经历向水谷尚子一吐无余，并让她公之于世。下面收录的即是经水谷尚子整理的石田证词以及水谷尚子所作的说明。作为亲历者，石田所披露的历史真象是日本侵略者细菌战罪行的铁证。

　　战前我是稍有名气的插图装饰画家(当时称之为商业美术画家)。然而，后来战局恶化，无法再从事绘画工作，这对于绘画是人生全部的我来说，立即陷入了穷困之境。我四处向人打听：“何处有绘画的工作?”结果找到的一份活儿是随军的美术兵工作。1942年7月11日录用通知来了，命令我到南京去。我原来以为美术兵便是画一些军队的宣传画吧，接到去大陆的命令，大吃一惊。一旦已经接受了与军方有关系的工作就无法再回绝，于是便于7月22从长崎坐船，27日在上海上岸。到了上海，已有接受我的人在码头等着我。31日到达南京，当天即被带往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在兵站宿舍里住了两个晚上，8月2日被分配到“荣字一六四四部队。”这样，自1942年8月至1945年8月这三年中，我作为部队一科的美术兵，一直从事编写部队机密文件的工作。

　　“荣一六四四部队”是出于军事作战上的目的，于1939年由哈尔滨的七三一部队将细菌部队一部分的人才、器材运往南京而建立起来的一支特别部队。也许是负有开发化学武器的特殊使命，我听说这支部队的规模虽然只是一个营，但它的军费却相当于一个团的份额。寄往部队的军事邮件只需写“荣一六四四部队”便可寄到，由此也可看出这支部队的特殊性。该部队一般称之为“华中派遣军南京防疫供水部。”

　　入伍以后，首先是接受三个月的严格的医学卫生教育。因我对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一无所知，所以这三个月我感到好像就在上学一样。教官是山中工程师。他教给了我如何防止传染病感染的防疫知识。部队总人数有1700人左右，根据任务分为一科到三科。三科的任务是防疫，培育疫苗，经营牧场，二科的任务是供水送水和修建，担任武器管理、财务、食堂经营、卡车运输等工作。一科才是执行分配给部队的主要任务的机构，是部队的心脏部。这里日日夜夜都在进行着生化武器的制造开发的研究。

　　一六四四部队还在上海、苏州、常州、九江、汉口、武昌、安庆等地设置了称之为野战防疫供水部的分部，这些分部据战斗的实际情况而设置或解散，并无一定的常数。部队中的人员，经常不断地被派往分部及返还本部。

　　一科的总人数，第一中队(一科)长近哈中校以下各尉级以上军官、下级士官、士兵共约一百二三十人，文职人员约15人。一科的军官、文职人员受到优待，在部队之外另有宿舍，每天由此来上班。近?中校是在一六四四部队初建之时，由哈尔滨七三一部队转过来的，再到战败为止他一直在一科工作。

　　研修结束后命令我在一科事务室工作，很快我就被近哈中校叫了去。星期天不必说了，差不多每天近哈中校都要把我叫到他宿舍里去，请我喝酒。一开始我还想：“军队就是这样子的呀!”但是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了。中校并不只是请我喝酒。他是在“试验”我，当身体和头脑都浸满了酒精的时候我尚能保守机密否，我是否会说漏嘴。也可说是他在考察我是否适宜于担任机密文件的编写和管理工作。我到他宿舍每去一次，中校便将酒量估测后逐渐增大剂量，以此来观察酒量与我的变化。

　　这时，我明白了此后担任的任务是一项威胁到我生命的工作。听说我的前任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最后试图上吊自杀。据说他是一个刚从医科大学毕业的年轻医生。对任务的恐惧和良心的呵责迫使他最后采取了这样的行为。后来我听说上面认为“硬要有医学知识的人来编制机密文件不合适”，于是便将画家的我分配到了这一部队里。

　　我在一六四四部队所做的事

　　我被分配到一科以后，便一天不拉地把医学实验的资料记录下来，描绘下来，编写每天的日记，直接目睹了细菌武器实验开发研究的现场。

　　每天早上只有我一个人可不去集合的地方，留在一科的事务室里写日记。在每天早上的集训上由每周的值日军官点名，再将结果向木村准尉报告。我在事务室里等着准尉将结果带来，在日记上填人士兵的人员变动数。每天要在日记上记录的有：总人数、增加的人数、事故、出差、工作调动、住院、进入一科的人数。此外还要记上在一科从事军务的军人、文职人员当天应该工作的内容、参加工作的士兵人数、军官及工程师提交的研究报告、细菌研究室的资料、从三楼笼子里关着的供试验的活体人数到老鼠的数量，部队第一科的情况，这些都要详细记载。日记用复写纸一式两份，一份带到部队主楼的总部事务所。这一份在当天由二科的尉级以上的军官亲自送往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另一份由全体尉级以上军官、工程师盖上印章后，再由一科书库负责保管。这是我早上首先要做的事。

　　日记编写完了后，接下去是跟随军官或工程师到他们的研究室或是无菌室去。我主要的工作，便是将供试验的人体身上、摘出的器官上所出现的毒物和感染反应当场描绘下来。我并不是整天呆在事务室里，更多的时间是在哪个房间里画什么东西。当时不像现在，既无电子显微镜，也没有彩色照片、计算机。当然，也无拍摄细菌和细胞照片的技术。因此在病理解剖和病理实验的报告上，一定会有美术兵的我以左眼瞅着显微镜用右眼来绘制的画。

　　不仅有当场的速写，还要在印画纸上着色，画统计图或作战用的地图等，总之，命令我画什么我就画什么。

　　每个星期五召开医学会议。在会议上，部队长、尉级以上的军医、有官衔的文职人员(工程师)发表研究成果。我在每周的星期三和四，根据要求为会议制作好几幅大的图表、显示图。国家高度机密的文件、医学资料的制作尤费心血。在发表之前的这些研究内容，请我画的医师都是各自保密的，我便分别到他们的研究室里去工作。因此我可以自由进入任何一个军官任何一个工程师的研究室。

　　把这些机密文件进行整理后保管在一科事务所内的大书库(机密库)里也是我的工作。我虽是文职人员，但被任命为书库管理。书库内存放有一六四四部队成立以来的作战文件、研究发表日志的大量副本。即使有上级的命令，除我之外，别人不能随意打开书库。

　　此外，也只有我一个人无息灯时间。常常到了深夜我还在埋首书桌。在灭菌解剖室里，人体骨骼标本、头盖骨、活体经解剖后浸在酒精里的标本，有好几个滚倒在地上，发出一股难以言诉的臭味，令人感到恶心。在这样的房间里一个人在低垂的灯罩下工作，只有纸面和笔尖部分有一片亮光，自己背后的阴暗处猛然间仿佛有个白色的亡灵站立起来，使我不禁毛骨悚然。在这样的环境里，要保持自己的精神和体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显微镜中所看到的东西

　　我每天望着显微镜，用特殊的笔在B5纸上作出各种细部的速写。我还记得曾经描画过菌体在供医疗检测用的玻璃器皿中因时间的不同而发生的变化、因毒素的反应而造成的细胞异常现象。用色素染色后的伤寒菌的母体与子体分离成红色和蓝色的染色体，看上去就像一个个糖果一般。

　　我还画虱子和跳蚤的解剖速写。经培养的跳蚤，要比野生的跳蚤稍大些，颜色也不是红褐色，而是带点褐色的透明体，一眼看上去觉得有点怪怪的。原来这种跳蚤是“这了传播鼠疫而专门培育起来的跳蚤”。虽说比较大，体身也就在1.5毫米。解剖时，先将一只跳蚤和熔化的蜡液注入一个纵、横、深均为25毫米的容器内，冷却后将蜡的固体取出。然后用一种比肉店里切火腿薄片的刀具更精巧的一种器具，将其切成一片片面积为2.5平方毫米、厚度为0.2毫米左右(恰如透明尼龙袋的厚度)的小薄片。这样一来，有跳蚤的部分就像一段电影胶片一样成为一片薄片。然后赶紧用镊子钳将这一片片小薄片夹在两块玻璃试片的中间，这是件很累人的活儿。稍有点呼吸，这蜡制的小薄片就会飘飞开去。夏天，工作的时候门窗都被关闭，在完全无风的房间中还须戴上口罩，而身体上只是紧裹着一块兜裆布而已。

　　鼠疫跳骚的研究

　　战争后期，日本制作了很多气球炸弹。气球炸弹实际上不是“炸弹”，而是一种作为传播细菌武器的手段而开发出来的气球。一六四四部队曾进行过这种装载在气球上的“鼠疫跳蚤”的开发研究。但是，培育出来的鼠疫跳蚤生命力很弱，随气球飘出去后马上就会死亡。因此，如何培育出健壮的跳蚤就成了最大的研究课题。

　　在鼠疫菌研究室中，靠中央的地方是监禁供试验用的活人的笼子，稍稍靠外面一点，便放置着装有已植人鼠疫菌的老鼠的汽油桶。部队中将这种吸了老鼠(暗号称之为“年糕”)血的鼠疫跳蚤作为生物武器大量生产，并进行传播途径的研究。沿房间内的四周墙壁，设置了一圈宽40公分、深30公分左右的沟。里边流动着经消毒过的水。流到外面去的水经消毒后再回流。水就这样不断地巡回流动。这一装置是为了防止鼠疫跳蚤逃逸到房间外面去。一般跳不到比汽油桶更高的地方去。但是为了预防万一，还是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部队中，饲养了各种各样供试验用的动物，但是像供鼠疫跳蚤试验的老鼠这类小动物的消耗量相当厉害，仅靠部队内的饲养是不够供应的。因此，每年要由陆路经朝鲜到日本的千叶县(有时候到新泻、福岛)去领取一次动物。

　　冰箱内。也有很多用于培养细菌的蒸汽锅。在二楼还有标本室、士兵的一科内务班休息室、杂物间，在东边有实验手术室（人体解剖室）。

　　在三楼关押有供人体试验用的活人的房间。这是一些特别的房间。房间的开头并不像牢房，而是像一个大教室，里面放置着几个笼子。我记得，在三楼朝南的大房间常放着五个笼子，在西面的小房间里有两个。这些笼子就像动物园里关狮子的笼子，其大小只有一张三尺床铺那么大，里面关一个供试验的活人。不同的时期关押人数会有变化，倘若不够供试验用就再补充。同室内的人能互相望见。由第一年的新兵负责他们马桶的洗刷和吃饭。

　　在所有的房间门下，都安置了放有煤酚的脚踏式消毒机。规定在进出房间时必须用这一装置对鞋底进行消毒。

　　白天在一科工作完了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必定要在这座楼房一楼和二楼的两个浴室内洗完澡后才能回到内务班。

　　冥界 三界“活人体”

　　医生们将三楼的房间用暗号称之为“三界”。“三界”为佛教用语，意为“冥界”，是指关押供医学试验用的中国人的特别房间和实验室。也就是说，关在三楼房间内的活人，都是供活体试验用的，从来没有活着出去过，三楼就成了生与死的分界岭，“三界”之语由此而来。

　　“活人体”一词在部队中连新兵都知道，但“三界”一词所用范围有限。这是因为能进入“三界”房间的士兵人数很少。能进入室内的人，在便帽的旁侧标上一个钮扣，或在军服的胸前戴个徽章。徽章的颜色按等级分成红色的为将官(大将、中将、少将一级)，黄色的为校官，白色为下级军官和文职人员。

　　医生们与人体试验

　　在一科，用活人来进行各种各样有关传染病和毒素的活体试验。一科的医生，不仅是尉级以上的军官，也包括随军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总而言之只要是医生都参加了试验。由医生组成的专门小组，对鼠疫、霍乱、伤寒等细菌、箱盒等的病毒以及娱蚣、蝎子、蝮蛇等小动物的毒液、毒草、毒药对人体会产生何种影响进行了人体试验。此外像牙医所进行的牙槽脓漏的研究、兽医和医生共同进行的狂犬病的研究，也使用了活人体。染指于活体试验的，并不限于一科专属的医生。也有的医生专程从日本本土赶来参加试验，取得研究成果后立即将资料归结起来再返回日本。

　　天真少女当活体实验

　　从宪兵队那儿去接受活人体，是二科的工作。负责运输的二科的卡车，在深夜从老虎桥的宪兵队那儿将活人体带来。卡车外面盖上罩子，从外面看不见里面。到了部队后，便由二科交给一科。在一科活人体便被关入笼栅内，供医学试验用。

　　负责管理活人体的，是近哈中校。医生们根据各自的研究小组需使用多少活人体，一一向中校申报后再领取。部队中普遍认为，“活人体不是俘虏，而是普通便衣，可不必对其宽容。”

　　被用来做活人体的中国人以健康的成年男性居多，也有女子和儿童。有一天带来了一个亦被当作活人体的脸上还留有几分天真气的年轻女子。我觉得好生奇怪，找了借口来到了宪兵队，实际上要问一问宪兵队“为什么要将这样的少女带来做活人体?”宪兵说她的罪行是“大腿内侧藏着一把手枪，怀疑她是共党间谍。”但我想她也许是个良家子女，手枪也许是用来防身的。然而我不可能以此来反驳他们，只能随其处置。于是，这样的少女也被惨无人道地用来做人体试验。最后惨遭杀害。

　　三笠宫来到部队

　　1943年，三笠宫来到了部队。

　　为了制作献纳品的照相册和供观览的电影，我一下子忙了起来。

　　电影的制作由部队长佐藤俊二，近哈中校及山中工程师负责指挥，一科下属的摄影部的濑户军曹拍摄十六毫米的黑白无声片，两部片子的解说词和标题都由我来手写。在副标题的角落里也署上了我的名字。电影的内容记录了在部队研究室中饲养老鼠和跳蚤的情形及部队作战的情形。

　　三笠宫带回的部队照相册，用的是电影的静相照片。约有八裁那么大的黑衬纸上，横排着一张相片，共约三十页。封面的设计是周围一圈藤蔓花纹，上书年月日，下记部队名，中间的题字是粗体凸形字，用白色的广告油彩所绘。里面的图片说明，统一用宋体字书写。(水谷注：三笠宫是昭和天皇的弟弟，1943年1月至1944年1月，在南京的驻华日军总司令部内任参谋。在南京生活了一年的三笠宫，耳闻目睹了日军的野蛮行径后，对日中战争产生了疑问，以“若杉参谋”的假名写了一份题为《一个日本人对支那事变的内省》的揭露战争罪行的文件，被军部认为是“危险文件”而遭到没收和废弃。在去年(1994年)，即相隔五十年之后，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微缩胶卷中重又发现了这份文件，从而引起了世人的注目。他被认为是皇室中思想最为开放的人物。)

　　战败和证据毁灭

　　收音机里播放天皇宣布投降诏书的8月15日，从军官到士兵，部队里所有的人员都集合在大院子里，耷拉着脑袋收听广播。其时我一个人未参加集队，将极密文件搬到部队后院(从一科建筑物的北口出去，就靠近一科事务室的窗外)的防空壕内，将积成山一般的魔鬼的记录烧毁。上面对一科事务室的负责人木村准尉直至我下了一道命令：“由石田负全责，销毁极密文件!”三年间不断描绘、记录、整理起来的所有记录资料，必须由我自己亲手来焚毁。依据上级的命令，在焚毁文件的时候，不准许有一张纸片散逸或留存下来。

　　我首先在防空洞里侧的顶部挖了一个洞。然后在书库中将文件全都搬出来，在纸上点上火。在巨大的、犹如西式大衣橱般的两个文件柜中，藏放着自1939年至1945年六年间所存在的日军细菌部队“荣一六四四”的所有的档案资料。

　　在地底下焚烧文件，外面是南京八月的热浪，里面是一片烈火炎炎，仿佛像一幅地狱受难画，这样的工作持续了三天共约四十多个小时。这三天中我一刻也不得闭眼，一步也未走出洞外。受看这火焰地狱的痛苦，即使是由着魔鬼的符咒而舞蹈的偶人，也会大汗淋漓。这些日军所害怕外传的使用了生化武器的物证资料及用于细菌战的活人体试验研究记录，就这样销毁了。至18日早上，焚毁完毕，然后将防空洞的顶部塌陷到地上，用泥土掩埋了纸灰。

　　宣布投降后的一个星期，传来了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将要派员来接收的消息，部队里一片哗然。上面传下了命令：“凡是带菌物，从跳蚤、老鼠直至活人体全都放说焚尸场内焚毁!”“全体一科的人员赶紧将建筑物及室内的一切其他物品处置掉!”于是，为开发细菌武器而进行的活体试验的所有形迹都彻底地抹消了。这真是一片凄惨的场景。我在烧毁文件的时候，别的人将“三界”的房内结构拆除，改造成娱乐室的模样。房间周围原有一圈防止跳蚤逃逸的水沟都被不留痕迹地除掉了。听说活人体则用青酸钾毒死后被焚烧了。

　　最令人难忘的，是士兵们在一科辖区内到处重新开掘的情景。一科借了飞机场的一部分场地用作种植药草的农场，对那里也进行了挖掘。被大量埋葬的中国人的尸体暴露了出来。中国式的布衣和头发尚未腐烂，而尸骸差不多都成了白骨，尽管如此，从泥土中挖掘出来的腐败肉体化成了水浸吸到衣服上，在炎夏太阳的照射下，引来了大批苍蝇，黑压压的一片，散发出异样的臭气。两三个士兵拖一辆拖车，将尸体堆聚在一科的大院里。堆成山一般的尸骸，仅我所见的就有一百几十具。听说烧了好几天以后抛进了长江。我真不愿意回想起那股恶臭，但一到了夏天就会想起来。

　　战 后

　　一六四四部队有一个由原队员组成的称之为“清风会”的战友会，但自复员以后，我一次也未参加过他们的聚会。第一，“战友”之类的人我一个也没有。无论从我当初的工作情况来看，还是从自己的精神状态来看，我都不可能在部队里交上亲密的朋友。记不清是一九五几年了，其时我接到一份通知，说是要在信州的温泉旅馆里举行首次战友会的活动，同时庆祝在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受审后的佐藤俊二军医中将自前苏联复员归来。我犹豫了一阵后终于没有去。以后我差不多每年都接到活动的通知，但每次都拒绝了。我不愿回想过去的这段日子。细菌、药物的反应，显微镜的世界。在南京不断描绘战争日记的岁月，就像幻影一般追逐着我。战前我是一名小有名气的留着长发的、现代派的插图装饰画家。但是战后我未再重操画笔，像和尚一般剃了个光头，悄然度日。这一切都是为了躲避“南京幻影”的追逐。

　　复员时带回的书库的钥匙和解剖刀（都是德国货）、军衔章和一本人名册，至今我仍然小心地保存着。红十字的袖章我也带回来了，但每次拿出来看的时候，总觉得上面沾着战败时“活人体处理”的臭气，最后就将这个烧掉了。当时通过军事邮件寄给家里的部队内外及南京的照片，也因我家未遭战火而有幸得以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