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犯的思想改造
来源：新浪图片   2015-11-10 16:02:00

　　 从1950年到1956年，一场独特的中国式战犯改造活动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周总理要求在生活上对这些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罪行的“魔鬼”怀之以柔，在生活上给予充分的优待。1956年，抚顺的36名战犯和太原的9名战犯接受审判。到1964年，最后一批日本战犯被释放回国。

日本战犯的思想改造

1945年8月9日，苏联发动远东战役，攻入中国东北。8月15日，在东北的日军向苏联红军投降。随后，这些军人中的战犯被关押在苏联西伯利亚。1949年，斯大林提出将这些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 图为向苏军投降的日本军人。

1950年7月，969名战犯被移交给中国，关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抚顺所后又收押4名战犯，加之太原关押的136名，当时中国共关押日本战犯1109名。图为1955年11月，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参观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们进行歌舞表演。

1954年，中国宣布对417名日本战犯予以特赦。1956年6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铃木启久等45名战犯提起公诉。这45名战犯中，有9名来自太原战犯管理所。太原关押的大部分都是日本投降后参加过反共斗争的战犯。图为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前，被告人进入法庭。

1956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审判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等28名日本战犯。图为溥仪在法庭上作证。右为被告人古海忠之。古海忠之历任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财务处特别会计课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企划局长等。

1956年8月，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与家属会面。战犯富永顺太郎的女儿富永美和子（前排左）、战犯城野宏的女儿城野晓子（前排右）和战犯们一起唱歌。此前，富永顺太郎和城野宏在太原战犯管理所被羁押。富永顺太郎曾任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课长、资业局次长等职，协助日军进行河南作战。

对于这批战犯，周总理指示：“对他们要采取革命人道主义的改造政策”。图为在一次文艺表演上，日本战犯伊藤孝一（左）和笠实（右）吹奏立笛和尺八。伊藤孝一曾任察哈尔盟张北保安队司令部指导官，参与制造“万全惨案”。笠实曾任山西省临汾县公署财务辅佐官。

法庭为每名被告指定了辩护人。图为藤田茂与律师谈案情。藤田茂1938年5月到山西参加侵华战争，任陆军骑兵第28联队大佐联队长。1945年3月任第43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自述曾在济南虐杀俘虏。

抚顺战犯管理所建于1936年，是日军为镇压中国抗日志士修建的一所监狱，当时称为“抚顺监狱”。1950年，该监狱被改造成抚顺战犯管理所。图为1955年11月，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在抚顺参观战犯管理所，日本战犯向访华团致意。

这45名战犯被判处8至20年有期徒刑，刑期一律从被俘之日起算。武部六藏历任关东军总长、日本企划院次长、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但因身患重病，在判决第二天即被释放。图为1956年7月，军法中尉娄玉向武部六藏宣读法庭裁定书。

周恩来亲自做出指示，“将罪行重大的予以起诉审判，多数战犯还是要释放的。对起诉审判的战犯，也只判有期徒刑，不判死刑。”图为1956年6月19日，沈阳，战犯铃木启久、藤田茂、上坂胜、佐佐真之助、长岛勤、船木健次郎、榊原秀夫、鹈野晋太郎接受审判。

周恩来要求在生活上对这些战犯怀之以柔，在生活上给予充分的优待。要求管理人员尊重战犯人格，严禁打骂体罚等污辱行为。图为1956年，战犯冈本铁四郎在画画，他已经画出30多幅油画。

管理所里设立医务室和专职医生、护士，定期为战犯们检查身体，有病及时治疗，还帮助他们镶牙、配眼镜、安装假肢，还有澡堂和理发室，定时让战犯们洗澡、理发。此外，战犯管理所经常组织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图为1956年日本战犯在下棋。

怀之以柔的目的是感化“魔鬼”，为思想改造创造好的条件。管理所在迫使战犯认罪上采取了学习反省、坦白检举和侦讯三个阶段的措施。在侦讯阶段，少数将校级战犯不肯低头认罪，尉级战犯纷纷起来揭发。图为日本战犯在沐浴。

宽大策略起到了一定作用，回日本的一些战犯组织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对揭露军国主义罪行，促进两国人民友好做了许多工作。图为1964年3月6日，齐藤美夫在裁定书回执上签字。后左是富永顺太郎，右二是城野宏。至此，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全部释放。

没有判刑的1017名战犯，被“从宽处理，免于起诉、即行释放”，分三批送回日本。1956年6月21日，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第一批日本战犯宣布免予起诉决定书，这批战犯于当日释放。图为工作人员把免予起诉决定书发给战犯。

优待最重要的是在伙食上的优待。1960年左右，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战犯伙食标准没有降低，鸡鸭鱼肉管够吃。管理所还给战犯安排了营养师，允许战犯与日本的亲属进行通信、会见，并积极提供方便。图为日本战犯古海忠之的家属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和亲人见面。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最后一批日本战犯是齐藤美夫（左三）、富永顺太郎（左二）和城野宏，其中城野宏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另外两人为20年。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前释放这3名日本战犯。图为三人与中国红十字会的代表谈话。

在审判之前，这些战犯的命运实际上已经决定：一个不杀。其中原因比较复杂，一份由廖承志带领的侦查处理日本战犯领导小组起草的文件指出，“证据主要靠自供与互相检举的材料”，“证据不全，搜集的材料不够有力，如果他们翻供时就办法不多了”。图为在沈阳审判战犯时的情形。

战犯城野宏供述，从1946-1949年，“我参加5次阎锡山所进行的反人民作战，抵抗解放军，给解放军二千几百名的损害，给与居民以巨大的损害与破坏”。图为城野宏（右）在太原的军事法庭上，一同受审的还有另外8名战犯。

战犯鹈野晋太郎曾在湖北任第232联队任职。他供述：1944年4月，“将……抗日军战士5名（20岁乃至25岁左右，所属37师及132师）和抗日军情报员2名（30岁左右）作为4中队训练新兵刺杀的活靶。”图为鹈野晋太郎在法庭上。

战犯长岛勤供述，从1942年4月-7月，“杀害抗日军人1660名、和平人民970名”，“逮捕了抗日军970名、和平人民250名”，在作战中杀害的方法，除枪毙外，还采取很多刺杀、斩杀、斩首等手段，常常杀害俘虏。图为1956年，长岛勤在法庭上。 (1)

战犯长岛勤供述，从1942年4月-7月，“杀害抗日军人1660名、和平人民970名”，“逮捕了抗日军970名、和平人民250名”，在作战中杀害的方法，除枪毙外，还采取很多刺杀、斩杀、斩首等手段，常常杀害俘虏。图为1956年，长岛勤在法庭上。

战后审判中，日本甲级战犯共28人，其中7人被判处绞刑，后来有14人被合祀于靖国神社；乙级、丙级战犯5416人，其中937名战犯被处以死刑；新中国诞生后，接管和关押的日本战犯1109名，分别关押在抚顺、太原两地，1956年共45名战犯接受新中国的审判，分别判处有期徒刑8-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