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随着俄国革命成功,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形成高潮,也正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1924年陈德兴前往日本正则英语学校留学。他亲眼目睹了日本的农民运动、劳动运动。当时日本的中等以上学校大多有“社会科学研究会”,研读《无产者经济学》《共产主义ABC》等书籍,陈德兴逐渐认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并开始寻找解救台湾的道路。
1926年前后,台湾的社会主义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许多留学日本的台湾学生纷纷放弃学业返台投入社会主义运动的阵营。陈德兴从《台湾民报》上了解台湾的情况后毅然返台参加了当时热闹非凡的文化协会。许多留日学生也利用暑假期间返台参加“文协”的演讲会。不久,陈德兴发觉文化协会只是开会、演讲而没有组织、行动,他认为这样下去是没有前途的,遂加入了 “台湾农民组合”。由于陈德兴系潮州人,就和他的小学同窗旧识陈崑仑一起负责“农组”潮东支部的工作。当时潮州东港街大潭新的农民因租佃纠纷而与土地所有者——“日本爱国妇女会”发生矛盾。农民听说参加“农民组合”可抵抗地主的无理开租修约,遂纷纷提议成立了“潮东支部”。
陈德兴曾在师范读书,不仅文笔好,善于言词,又系留日归来,见多识广。1927年7月“农民组合”扩大中央组织时,遂将他调至“农组”本部担任教育部长。当时台湾的农民大多没有受过教育,“农民组合”就利用农民的农闲及晚上时间组织读书会。首先是从《三字经》开始,学习汉字。传统的教育是老师念,学生跟着念,并不加以说明。像《人之初》这样的文章内容与自己毫不相关,是不容易记得住的。为了启蒙农村的孩子,激发农民无产阶级意识,陈德兴将便于背诵的文章和农民的苦难结 合起来。于是他将农民的生活改编成新的三字经:“无产者、散乡人、劳动者、日做工、作不休、负担重、住破厝、坏门窗、四面壁、全是穴、无电灯、番油点、三顿饭、番薯签……”深刻道出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农民一读就懂,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同 时也激发了劳动者的反抗意识。
随着台湾农民的觉醒与土地纠纷的日益扩大,在“台湾农民组合”的指导下各地纷纷建立“农组”支部。1927年底,“台湾农民组合”召开第一次全岛大会,“农民组合”从5个支部扩大到23个支部及4个联络处,会员多达24000多人。台湾的农民运动从自然的经济抗争迈向政治抗争。如何教育与组织群众成为农民运动中攸关紧要的工作。陈德兴先后担任了教育部、青年部、妇女部的工作,培养和提高了台湾农民的觉悟。
1929年2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农民组合”大镇压,日本军警大肆拘捕了“农民组合”在各地的勇敢斗士。陈德兴被以违反出版法的罪名判处罚9个月拘禁,缓刑期间他隐匿行踪,潜入地下活动。“二•一二”事件并没有使他退缩,陈德兴仍坚定地走在革命的道路上。
1930年,陈德兴代表台湾的工农大众拟赴海参崴参加国际劳动者大会。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下,出境非常困难而拖延时日,俟陈德兴到上海之时大会已结束,遂逗留在上海并向第三国际东方局报告台湾的工农运动的现状。
1931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因对外不断扩张的需要加紧对内高压统治,同年3月24日,台北警察署施行全面搜查之际,在台北大稻埕逮捕了 “农民组合”的领袖赵港。从此在日本警察天罗地网密布下,台湾的社会主义团体遭到全面的破坏。赵港被捕之时,同屋尚有一名年轻人就寝,趁双方格斗中乘夜逃亡。此年轻人即为陈德兴。4月9日他在高雄被捕。警方使用各种方法逼供,他丝毫未透露任何消息。1931年底,“日本台湾总督府”对被捕的反日志士进行大规模审判,陈德兴被判处10年刑期,最后病死狱中。
(韩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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