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抗战人物：陈文彬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2018-05-26 16:00:38

　　1921年，从燕巢公学校毕业后，陈文彬即进人台中第一中学就学，并且与宋斐如、谢东闵等同学。1924年，他因为用脚拨起放在地上的步枪而遭到日本教官的一顿毒打，于是号召全班同学起来罢课，抗议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为此，陈文彬被学校勒令退学。

　　不久之后，陈文彬只身渡海到上海法政学院学习。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他又转到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社会系，攻读社会学。1929年，他与正在东京女子医学院药科求学的嘉义女子何灼华结婚;第二年，生下长女陈惠娟。1931年，大学毕业，陈文彬利用暑期带着妻女回台度假，却因为在船上向其他留学生介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迹及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引起日本特高课的注意。他们人还没到家，日本特高课就已经跑到他家里搜查了一通。一方面是因为被特高课监视， 另一方面因为一直找不到适当的职业，陈文彬于是与妻子抱着还不满周岁的长女离开故乡，奔赴上海，寻找一片新天地。

　　一、上海的《流火》

　　陈文彬一家到上海投奔一位亲友——李剑华先生。李剑华是劳工问题专家，同时也是中共的秘密党员。通过他的介绍，陈文彬先后在中国公学、复旦大学任教。在李剑华家，他又认识了李夫人的姐姐——关露，她是中共地下党员。从此以后，陈文彬对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因此，即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上海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他仍然与李剑华创办了一份名为《流火》的月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鼓励青年读一些进步的书刊。《流火》大概只出到第三期就 被查禁了，李剑华因此被捕入狱，陈文彬也险遭不测。他实在无法再在上海待下去了，只得带着一家人再次东渡日本。

　　二、心驰中原四百州

　　在日本，陈文彬先后在东京法政大学及立教大学任教。在东京期间，陈文彬经常和一些朋友在一家叫“不二茶察”的咖啡馆会晤，交流思想、谈论形势。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将会加紧，中日免不了一场大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打响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全面抗战爆发。陈文彬担心的日子终于来了。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陈文彬仍然遭到日本特务的监视，但他却无所畏惧，把在日本的台湾留学生团结起来，组织了“省民会”，由蔡清波负责工作的推动。通过“省民会”的活动，陈文彬对那些留日的台湾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动员他们回祖国参加抗战，要他们去延安。因为工作过度劳累，他病倒了。可他在患病住院时期，依然时时刻刻记挂着灾难深重的祖国。在病床上，他写了一首题为《旅日住院》的诗以抒怀：“流落他乡几度秋，西风医馆动新愁。病床日夜心驰处，唯是中原四百州。”

　　三、不做日本的臣民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之后，汪精卫曾经几次派人来请陈文彬去当“教育部长”，被陈文彬断然拒绝了，并且骂道：“汪精卫这个卖国贼还敢要我去给他当部长……”

　　每逢日本节庆时，陈文彬绝对禁止两个小女儿悬挂日本国旗。他告诉她们：“那是他们日本人的节日，不是我们的;我们是中国人。”另外，每当有日本军队出征，学校动员学生到车站欢送时，陈文彬也不让他的两个女儿加入送行的队伍。他告诉她们：“那些兵是要去打我们中国人的!”因此，战后台湾文化界重要的旗手李纯青，对陈文彬的印象是：“在殖民统治者的土地上，来自殖民地台湾的陈文彬总是向人自称他是福建海澄人。”李纯青并且感佩地说：“在祖国灾难深重的漫漫夜，陈文彬先生拍着胸膛说：‘我是中国人。’”

　　(蓝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