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南平原系蔗园之乡,他的家乡蒜头村即设有日本“明治制糖会社”,当地的蔗农收获的甘蔗均被指定由明治会社收购, 甘蔗的重量、品质、价格常受制于会社。他亲眼目睹家乡蔗农所受到的种种剥削,激发他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经济掠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台湾正是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自1925 年凤山、大甲、曾文、嘉义等地纷纷组成农民组织,台湾的农民运动逐渐发展成全岛的农民运动。1926年“台湾农民组合”成立,受此风潮影响,当地农民也欲有所作为。此时任教于蒜头公 学校的侯朝宗,经常在校内批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并参与农民运动。1926年他被解除教职,从此步人人生的另一种途径,全身心投入农民运动。
1927年随着农民运动在全岛的扩展,侯朝宗被增选为“台湾农民组合”的中央委员,并负责庶务部门的工作。他成为台湾农民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同年底,“农民组合”在台中市召开第一次全岛大会,侯朝宗担任了大会的书记长,并在会上报告“农组”发展的经过。因强烈批评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被命令中止演讲,于是引起会场内大声的抗议,纷纷指责日本警察的横暴取缔,结果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在抗议声中被中止。
1928年“台湾农民组合”召开中央委员会组织特别活动队,侯朝宗被选任为台南州的地方斗士。同年7月17日,他与“农组”的同志简吉等人前往“日本台湾总督府”抗议无理取缔“农组”的活动。
随着台湾社会运动的发展,殖民地台湾也趋向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道路。作为台湾最底层的农民反抗组织,于1928年成为台湾共产党的外围团体,鲜明地髙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殖民政府当然不容共产主义在广大的农村散布,于是在1929年初,即旧历春节之际,日本殖民当局出奇不意地发动全岛总动员,共计逮捕两千多人。最后简吉、陈崑仑、侯朝宗等“农组”干部以“违反出版法”的名义被起诉。简吉被判刑1年,侯朝宗等人被判刑10个月,缓刑5年。从此“农民组合”潜人地下活动。1930年侯朝宗在同乡李天生等人的协助下,偷渡海峡,潜往厦门。初到厦门,他得到集美中学的台籍左翼学生詹以昌、王溪森、王天强等人的帮助和支持。不久,詹以昌返台工作后,他接替了厦门的学生运动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了“警察政务委员会”,侯朝宗出于一片抗日救国的热忱,投笔从戎,在委员会中担任宣传工作。“七七事变”后他易名为刘启光,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从事专职对日宣传工作。由于他的表现优异,不久被提升为第三战区少将兼中央设计委员会专员。1940年起开始介人接收台湾的工作,先后出任中央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秘书、台湾工作团主任。1945年台湾光复,刘启光出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参议,协助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的工作。
刘启光虽然身居高官,衣锦还乡,但他并没有忘记当年在“农民组合”与他并肩战斗的老同志,后来,他担任新竹县县长时,启用了不少“农民组合”的老同志,如邀请简吉担任水利会的工作。他在新竹县任内,曾为抗日牺牲的同志建立忠烈祠,并举行公开祭拜活动。此外他还领养了病死狱中的抗日志士赵港的遗孤。
1946年,日据时期的株式会社华南银行与台湾信托公司合并改组为华南商业银行,由刘启光负责筹备,翌年正式成立,他被选为董事长。从此他在台湾金融界屹立,前后达22年之久。1968年,他因心脏病发逝世。
(韩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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