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抗战人物：康大川
来源：   2018-07-01 16:56:19

　　一、台湾一日本——祖国大陆的人生选择

　　康大川出生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小时候在日本殖民当局幵展“全盘国语”即日语化教育的“公学校”上学。康大川的父母怕孩子们受殖民教寧后忘了本民族的文化，特地让康大川在放学后再去私塾学中文。他们还经常给康大川讲家史，讲先辈们从福建到台湾的经历。这些都深深地印在了康大川的记忆中。

　　在康大川上三年级时，康大川的一位台湾籍同学竟用日语骂另一名同学“淸国奴”，这是当时日本人骂台湾人最恶毒的语言。康大川的老师听到后，流着泪对同学们说，用日本人的语言骂自己的同胞，正是“皇民化”教育要达到的目的……听了这位陈老师的话，不少同学都哭了，包括康大川在内，大家都被深深震撼了。更让康大川刻骨铭心的是，这位陈老师后来因为“意识”问题被关进了监狱。

　　康大川中学时转到东京上学。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深深地感到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文化侵略、压迫和歧视无处不在。他认定，“唯一的出路只有奔回大陆”。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康大川更坚定了回祖国参加抗战的决心。

　　1938年3月，大学毕业前，来不及拿到毕业证书，康大川就在举行毕业典礼那一天，甩掉日本军警盯梢，从横滨搭上开往上海的加拿大轮船，回到祖国大陆，并加人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师政治工作队，开赴赣北、湘北等地抗日前线。

　　二、派驻"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重庆总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制定了军队政 治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其一便是“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国民政府也提出了优待俘虏的政策。在国共两党这样的俘虏政策背景下，日本旅华反战作家鹿地亘进一步提出，改变将俘虏隔离于收容所中的消极性政策，而是将他们动员起来反对侵略战争，强调可以积极使用俘虏来反战的方针。

　　1939年，鹿地亘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以下简称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桂林行萤国民党军官白崇禧等人的支持下，在桂林临时俘虚收容所发起成立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以下简称反战同盟)西南支部。1940年，在郭沫若以及国民党将领陈诚、张治中等人的支持下，鹿地亘乂在顶庆成立了反战同盟总部。反战同盟总部在行政上先后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指导，文化工作委设会设朽驻反战同钮总部的联络室。

　　1940年年底，经郭沫若、冯乃超、廖体仁等人的介绍，康大川从六十师调到文化工作委员会参加第三组的敌情研究和对敌宣传工作，并与廖体仁一起被派驻反战同盟总部联络室作为常驻联络员。最初由廖体仁负责，康大川辅之。“皖南事变”后廖体仁调到延安工作，改由朱喆接任，康大川进行协助。朱喆调重庆城内主持敌情收听工作后，便由康大川直接向冯乃超负责。

　　康大川在常驻重庆反战同盟总部时的主要工作包括：组织同盟盟员开展政治学习以及组织同盟盟员进行对日广播。

　　三、任职贵州镇远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

　　1941年“皖南事变”的发生，使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由于反战同盟是由中国共产党党员郭沫若和冯乃超直接指导的，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下令将其解散，并将反战同盟重庆总部及桂林西南支部的盟员送到贵州镇远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和平村)，加以监禁进行所谓“再教育”。

　　第二俘虏收容所主任管理员一职当时正处于空缺，代所长孙必亨就写信请郭沫若推荐一名合适人员。郭沫若与冯乃超等人商议后希望派康大川就任。虽然康大川担心收容所前所长邹任之的军统特务身份，并且担心自己年轻缺少经验，但经过仔细考虑后，他还是于1942年6月孤身一人赴贵州镇远就职。

　　康大川到任时，收容所内主要有四部分日军俘虏：一是由原反战同盟重庆总部及桂林西南支部的盟员合并组成的训练班;二是由常德、桂林等地迁移而来的日俘，其中具有反战思想并已开展支援抗战活动的俘虡组成了研究班;三是由长沙会战中的新俘虏组成的新生班;四是关押在收容所后院内思想顽固的老俘虏。

　　康大川符力支持作为反战同盟继承者的训练班继续开展反战活动，并通过训练班的成员争取带动新生班、研究班及后院的旧俘们。在收容所内，康大川广泛接触影响日俘，特别是思想顽固的俘虏;康大川还废除了前任所长邹任之隔而治之的规定，允许前后院日俘自由来往，使俘虏们有了互相接触的机会。一些思想顽固的老俘虏也到训练班聊天，更有人说，他们能理解训练班的战友们参加反战同盟的思想，只是自己思想上还是有些疙瘩，跟不上。康大川还推行俘虏自治，改善日俘的生活，收到了很好 的效果。同时，他组织日俘开展学习讨论，搜集整理敌情材料，动员日俘开展反战宣传。日本战俘的反战宣传给予日军强烈冲击，因为其内容是根据战死日本士兵的日记、书信以及遗物所做成的，对日军的实际状况了如指掌，这些用日语所进行的呼唤可以渗透到日本士兵的心灵深处。

　　台湾同胞康大川以实际行动例证了 “中国的抗日战争，台湾同胞没有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