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智堪
来源：百度百科   2019-05-22 10:51:38

　　蔡智堪(1888—1955)，1888年出生于台湾苗栗县后尼镇。出生后不久即逢甲午战争，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自幼饱尝亡国之痛。成年后赴日本经商，在东京创设蔡丰源进出口行，并在南洋拥有咖啡及橡胶园，有船只航行各地，成为巨商大贾。但蔡智堪热爱祖国，献身革命，1928年4月，蔡智堪利用当时的日本政党矛盾，通过重金收买，以补册工人身份，混入日本皇室书库，以两夜时间抄录完成《田中奏折》，并分数次寄到中国东北，由时任张学良秘书王家桢转交张学良，并转呈国民政府，同时设法刊登在南京和北平的相关刊物上，最早揭露了日本侵华的野心。

　　同时蔡智堪还揭发了皇姑屯事件和万宝山事件中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窃取日本海军密码电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蔡智堪在东京已经难以立足，于是辗转回到台湾。1940年，蔡智堪以经商为掩护，在广州珠江进行抗日情报搜集工作。不料被日军发觉，蔡智堪被关进日本人设在台湾的监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25日，台湾光复，蔡智堪得以出狱，并写下七律《台湾光复节复家日》：“满腹经纶信手裁，癫狂愧乏济世才。何时应得韩欧笔，万里江山归满来。唯饮后龙一杯水，不惠公私半文钱。劝君莫话封侯事，瘦马重荷益惘然。”

　　蔡智堪出狱后，经陈立夫介绍，成为中国国民党特别党员。1955年9月29日，蔡智堪病逝于台湾，蒋介石为其颁发褒扬令，中国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严家淦等政要均送挽额、唁电致哀。

　　蔡智堪，台湾籍爱国商人，并非职业外交家，却成为民国外交史上的风云人物，缘因于他揭露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章，使日本军国主义者“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的狂妄野心大白于天下。

　　献身革命的爱国商人

　　1913年“二次革命”发生，蔡智堪曾掩护蔡锷将军由东京到基隆，后换船上云南，为推翻“洪宪帝国”作出了贡献。1924年，孙中山应段祺瑞之请，北上共商国是，以图统一中国。当时日本军阀恐惧，力主出兵阻挠。蔡氏探知内幕，即告知孙中山防备，并在日本四处活动，配合孙中山代表李烈钧说服日本政客，致使战祸未起。

　　其后，李烈钧嘱他多多关注“满蒙问题”，蔡氏与中国东北地方当局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后，蔡氏曾向东北外交委员会提供炸弹破片，以查证日本罪行。随后多年，他经常将收集到的日本政情内幕纯义务地报告张学良，以利东北当局外交决策。

　　蔡智堪以做生意为掩护，在东北与日本之间广泛奔走，交结政界高层人士，秘密从事反日活动，成为与日本皇室、政界高官、政党领袖以及中国东北军政高层都有密切关系的人物，为他承担特殊使命创造了条件。

　　大饼邮包授予特殊使命

　　1928年6月的一天，蔡智堪正在家中宴请日本国会议员中野正刚一行，突接从沈阳寄来的大饼邮包一个，散席后，蔡氏剖饼视之，得到东北外交委员会负责人王家桢用水笔写成之密书：“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王家桢系张学良与蔡智堪之间的联系人，也是蔡氏无话不说的老友，每当王氏到东京，都下塌于蔡氏经营的蔡丰行内。

　　其时，日本已由侵华急进派政友会领袖田中义一担任内阁首相，先后召开东方会议、大连会议，积极筹划武力侵华。传闻田中将两次会议结果写成奏章上奏天皇，其要点是：说明日本对满蒙之积极的、根本的政策，改组南满铁道社，以为并吞东北之机构;提出满蒙非中国领土之歪论;奖励朝鲜人移居满蒙，并利用之为入据满蒙之工具;以军事为目的，建设满蒙铁路大循环线，包围满蒙中心地，以挟制支那之军事、政治、经济等之发达，以杜俄国势力之入侵;以大连为中心，设立大船会社，以掌握海运交通，称霸太平洋;改变南满铁道公司之经营方式，欢迎各国在满蒙投资，日本可利用外资，增进谋取满蒙之机会;设立拓殖省，专管日本进取满蒙事务，竭力阻止中国人民移居满蒙，确保既得利益等，其最骇人听闻的核心主张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

　　由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以田中为首之政友会与反对派民政党的矛盾和分歧，这些机密消息得以外传，立即引起各国关注。据说有2000余名各国情报人员云集东京探寻秘密，美、英、苏各国均不惜重金，必欲得之。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对此也是必欲一知，曾派员赴哈尔滨准备出资50万现洋求购。在此背景下，蔡智堪受此使命，深感惊愧，此是日本最高机密，万一事败，实有生命危险。但蔡氏还是答应努力尝试。

　　智取田中奏章方案

　　蔡智堪受命后，考虑再三，决定不取“间谍手段”购买，因为这样不但有性命危险，而且很可能白费巨金。他详尽分析日本政局，觉得政友会与民政党之政策分歧与激烈内争可资运用，遂决定利用民政党反对田中激进的武力侵华政策这一点，说服他们设法公开这个秘密文件，以制止政友会的行动，进而导致政友会内阁倒台。这是一着险棋。

　　随后，蔡智堪分别宴请民政党的前内务大臣床次竹二、现外务大臣永井柳太郎以及前内务大臣牧野伸显等。当时日本的政党首领都很穷，这些人都在金钱上与蔡氏有密切往来，且有鸦片烟和五加皮酒之嗜好，只有蔡氏能源源供给。蔡氏向永井提议，要他拿出田中奏章，发表在蔡氏主办之《日华》杂志上，为永进所拒。蔡氏又向床次进言，为了打倒政友会，应使天下周知：田中奏章所持之武力占领满蒙政策，必将招致中日绝交，两败俱伤。床次答应：“你如果认为必要，我当为打听线索。”数日后，床次说：“保皇党(皇道派)认为田中武力吞并满蒙政策，终将激起军人革命，危及天皇万世一系，正急于破坏田中的政策。但如由天皇或元老直接干预田中，必要引起少壮军人革命。元老们现正进退两难。我可利用这个机会以谋取田中奏章，颇有成功的可能性。请你准备高等中国菜和五加皮酒，作我宴请元老之用。”

　　蔡氏拿出5000日元，请梅兰芳旧厨师崔某预备最上等菜，在床次邸内宴请元老，解释两人商定之方案。六、七日后，床次告知：牧野伸显称，中国政府如敢将田中奏章公表国际，保皇党方可利用英美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政策，中国如能承允这一点，牧野密许你去抄写。蔡氏立即把此意见密告王家桢。四五日后，王家桢电汇5000元，并有电文称： “病床费五千元奉返(指床次宴客费)。其病如要至欧美获医治者，余担保负责。”牧野见电文大喜，说：“皇位可保全，我的老命又可延长了”。遂即命其妾弟山下勇约妥日皇室书库官，安排蔡氏夜间入内抄取田中奏章。

　　夜闯断足桥抄密章

　　6月某日晚间，蔡氏偷渡“断足桥”进入皇宫。日本皇宫有大门二十四，偏门三十六，皇警多人执刀守望，各门前设有长桥，日人呼为“断足桥”，如遇有人潜渡门桥，皇警必挥刀砍断其足，然后再处以不敬之罪(死刑)。

　　据蔡氏后来回忆：“(夜)11点50分，我携带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皮大小型三四十张，绿色绡线数团，银锥三支，大小针一包，扮作一个补册工人，携带牧野伯爵交来的金质圆形的‘皇室临时通行脾’(号码72号)，由山下勇领路，到达皇城。”0点50分，经“红叶山下御门”进入书库。“田中奏章系用日本内阁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共六七十张，标签‘田中首相奏章’。我将炭酸纸装铺原件上，用铅笔以描出。所用炭酸纸系民政党总裁专用的薄质原纸，费时两夜，细心抄毕。”

　　大功告成，蔡氏喜出望外，电告王家桢：“我务既果，明去赔罪。”将抄件密藏皮箱夹层里面，亲往沈阳，交王家桢手收。王氏一刻未定，立即亲送张学良，第二天又奉命飞南京报告。以后，田中奏章成为在国联会议上中日双方舌战的大问题。日方指责田中奏章为中国伪造，中方代表则泄露此件系从日本皇室书库抄出。

　　结果引起日本政府追查，皇室书库官山下勇等全体28人全部免官，当时日本报纸称“蒋介石驻日二十八宿归天”。不久，蔡智堪被捕入狱，私宅亦被强占，始终未能索回，个人产业价值200万日元也被没收，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财产。

　　田中奏章真伪之争

　　田中奏章公开后，引起世界轰动，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昭然若揭。但对此奏章之真伪，中日双方持截然相反的观点。日本始终指其为伪造，欧美人士也有持怀疑态度的。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6月28日，日本检察处发言人仍向合众社记者称：“迄今为止，吾人尚未发现日本陆军侵略计划系为指南之所谓田小奏折。吾人曾作彻底搜索，但无结果。所有日本人皆谓此文件系属伪造。”主要理由是战后一直没有找到该文件的原文。

　　然而，不仅有蔡智堪撰写的《我怎样取得田中奏章》，具体而细致地回忆了该事件和全过程;而且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罗家伦也于1946年6月撰写了题为《田中奏折问题》的考订文章，认定“未能发现”不能证明这文件的不曾存在;中国人还没有这么大的本领能造出这性质重大而影响深远的文件，而且骗过深通日文的日本通;最重要而最奇怪的一点就是，以后日本侵略政策的实施，件件都是田中奏折的应验，若这个文件是假造的话，那位伪造的人真是世界上第一个预言家，盖过宗教史上的一切的先知者了!

　　1955年，蔡智堪因病在台湾故里逝世，享年67岁。蒋介石为其颁发褒扬令，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严家淦等政要均送挽额、唁电致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