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奕(1915~1992年),原名李时善,生于陕西省蓝田县孟村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父亲从事民用铁器制作、钟表修理;长兄系爱国将领杨虎城部队的军需主官,赞成共产党的主张,曾多次为红军提供药品器材、弹药军械。李奕在蓝田读完小学后,赴西安市上中学,接着考入冯玉祥西北军西安医学专科学校。
李奕在中学时代就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及长兄的影响,开始追求革命真理,信仰马列主义。他1931年1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转为中共党员。专科学校毕业后,受组织委派,在西安做民运工作,曾任中共西安市医务界党支部负责人。其公开身份,先后是西安市德华医院、省立医院、陆军总医院医生、司药。
1936年,李奕遵照党组织决定,带领一批革命青年参加红25军(后改为红15军团)。到部队后,因医务人员缺乏,他改任军医,并先后担任卫生队长、卫生训练大队长。
抗日战争时期,红军整编为八路军。李奕先后任115师肖华支队、挺进纵队、运河支队卫生队长,教3旅、343旅、师卫生处处长兼野战医院院长。
一、一专多能的年轻党员
李奕天资聪颖,不仅学业优秀,医术高超,而且善于在艰难的环境中完成组织交办的各项任务。早在西安工作期间,他以医务人员身份做掩护,以医院为阵地,做了许多常人难以胜任的工作。例如:他与时任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人的崔建仁(又名崔廷儒)同志单线联系,白天,他将崔建仁安排在省立医院当住院“病人”;晚上,再护送出去进行革命活动;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他发动医务界同仁开展“罢工增资”斗争;他利用在国民党陆军总医院军人的身份出入监狱,与狱中被捕的同志直接联系,了解他们在狱中的表现及需求,及时报告给上级领导;组织医务界人士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一致抗日、停止内战”的群众活动;在国民党军队中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揭露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阴谋;动员医务人员、革命青年参加红军,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等等。
在抗日前线,李奕表现得更出色。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取得了闻名中外的平型关大捷。在激烈的战斗中,李奕冒着连天炮火,奋不顾身地冲锋陷阵,抢救伤员,还搜寻日寇丢弃的医疗器械和药品,补给自己的部队。
1938年9月,李奕随以肖华为首的八路军东进抗日纵队到达冀鲁豫边区,参加了当地军民进行的一系列著名战斗——潘溪渡夺炮、陆房大战、奇袭八公桥、夜袭清丰、血战南乐、光复东平、激战阳谷、围攻曹县、巧夺汤阴、强攻滑县、解放济宁、解放聊城等等。每一次,他都率先垂范:打仗时,在枪林弹雨中指挥战场救护;战斗结束、部队休整时,又带领医疗队到各休养所进行手术和巡诊。为减少伤亡,他平时还要求并培训每个战士都学会简单的包扎止血、急救技术;每次战斗前,先在距离战斗前沿200~300米处设立救护所。
曾任广州军区政委的王猛同志回忆说:“那时,战士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有李奕同志的救护队,大大鼓舞了部队官兵的士气。”曾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吴忠同志也风趣的说过:“李奕同志带领的救护队保障攻城,爬城楼比我们作战部队都快!” 曾任广州铁路局长、党委书记的孙连捷同志也回忆说:“李奕待人诚恳,性格豪爽,……行军时从不乘坐配给他的专用马匹,总是把马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同志,始终和大家并肩步行跋山涉水,……当时部队医院没有血库,李奕同志规定卫生部所属单位每人普查血型并标记在军装上,称为‘用不尽的血库’。……他亲自多次为危重伤病员带头输血。也曾经两次救治我,为我手术,挽救了我的生命。”杨得志、肖华、杨勇等首长,也都在不同场合多次对李奕进行表彰。
此外,李奕虽然是卫生干部,但由于长期工作在部队一线,战场经验也很丰富。他带领的救护队,既能救护伤员,也能作战。他曾在战后总结说:行军时要少带生活用品,多带子弹,因为只要有子弹,就能从敌人那儿弄来生活用品和药品器材;匣子枪第一发子弹要用水煮成“瞎火”,顶在枪膛上,防止“走火伤人”,也防止个别歹人生事;如果自己使用时,拉下枪机,真子弹就上膛了。而到冲锋时,动作要快,趁敌人还处于麻痹中,没有反应过来,就可以有效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他的作战经验,使属下避免了多次危机事件。
1941年,李奕任115师教3旅卫生处长。有一次,该旅在“围城打援”中消灭日寇的一个加强联队。为了报复,日寇纠集了1万多人猛烈反击。战斗中,卫生处的司药张子辰右腿负伤,而鬼子又即将扑过来。李奕发现后,飞也似地跑过去,要扶张子辰离开险地。张子辰告诉他,自己的腿胫骨被炸断,走不成了。李奕二话没说,便和警卫员一起抬起他就跑,一直跑到附近一个叫西杰的村子里,对他进行了紧急手术救治,并安排地下党的干部对他妥善掩护,才随部队撤退。后来,年过80岁的张子辰曾激动地对人说:“李奕同志是真正的革命军人、共产党人,危急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无私无畏,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永远怀念他!”
二、创造“医学奇迹”的外科新秀
李奕凭其在医专打下的医学功底,广采博览,刻苦钻研,医术逐日提高,精益求精。他鉴于敌人的经济封锁,药品极为匮乏,便根据战地需要,仿制日本的手术器械、开口器、止血带、腹带等。同时,自己也设计制作各种医疗器具,解决燃眉之急。
1941年,由于冀鲁豫军民广泛开展地道战,而地道里阴暗潮湿,通风差,卫生条件恶劣,许多人患上了湿疹、皮肤病,还极易感染,严重影响战斗力。李奕便带领同志们把猪油熬炼消毒后,配以硫磺粉,制成“硫磺软膏”,用以治疗皮肤病,疗效很好。当时,华北地区八路军都到冀鲁豫军区卫生部请领这种皮肤病特效药。1942年,由于日本侵华军队常常在败怒之下使用毒气弹,而八路军又缺少防毒面具,李奕便根据防毒气原理,带领同志们把玉米芯烧成碳(活性炭)压在口罩中,使用时先用水湿一湿,即可以对付鬼子的毒气、烟熏攻势。这些做法,受到115师、129师首长的表彰,很快被推广使用。
李奕热爱根据地的人民,在部队驻地和他所领导的医院中,都专门设立“群众病房”“简易病床”,为老百姓看病治病。为方便患者,并减轻他们的负担,还都制有专项减免花费的办法和规定。他经常组织医务人员向群众宣讲卫生知识,尤其是防疫工作,并带领医务人员用生石灰消毒等措施,减少疾病的发生。凡此种种,都深受百姓的欢迎和拥戴。
为保证医疗用药,李奕还带领他的战友们因陋就简,克服重重困难建起了一个制药厂。随后,根据《药典》和搜集到的有效验方,生产了不少药品,除自给自足外,还支援了其他地区和兄弟部队。在敌人“扫荡”时,他们生怕连累百姓,从不把这些药品器材藏在村子里,而是埋进黄河堤外的沙滩中,伪装成若干个“坟茔"。有的“坟茔"里还埋上一触即炸的地雷,一旦敌人发现,挖掘时就成了埋葬鬼子汉奸的坟墓。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李奕在1944年7月,为根据地一个有影响的患者成功地切除了一个68斤重的特大子宫卵巢肿瘤!那是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没有药品,没有专用器材,没有血库,没有无菌环境,历时6个小时圆满完成的手术,不但在当地前所未有,在中国、在世界也属罕见。病人手术愈后良好,在冀鲁豫地区一度引起极大轰动,连当时在华的联合国救济总署医学专家、加拿大籍哈利生也称之为医学奇迹!更为珍贵的是,那时李奕留下了手术前、手术中和手术圆满完成后的影像及文字资料。所以,时年不满30岁的他,成了公认的最有权威的外科全科医生。
三、求贤若渴的卫生局长
李奕求贤若渴。在他1944年担任冀鲁豫行署卫生局局长兼哈利生野战医院院长、政委期间,冀鲁豫根据地医务人员特别缺乏,高级医务人员更缺。为改变这种状况,李奕向边区领导提出聘请医疗专家的建议。领导采纳他的意见并责成他具体负责后,他经多方探寻,左右权衡,决定先聘敌占区泰安马庄信仰耶稣教的冯兰馨博士。冯1928年毕业于济南齐鲁大学,曾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在医疗战线颇负盛名。如何深入敌占区?如何帮冯博士安全抵达冀鲁豫?李奕做了相关调查研究之后,制定了一个详细的“特聘"计划。当这个计划报告给冀鲁豫党政首长后,很快便得到批准。首长们还令有关部门大力协助,确保“特聘”成功。
当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特聘”计划实施:我战斗部队分别包围了济南、泰安、肥城、汶上、宁阳及大汶口、边家院、夏章等敌伪据点。这时,李奕化装成绅士模样,闪电般地出现在马庄耶稣教会医院,向他们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说明了来意,恳请冯博士到冀鲁豫工作。他那热诚的态度,礼贤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冯博士。冯博士当夜带领家人,跟他到了抗日根据地。根据地领导张玺、张霖之、段君毅同志分别给冯博士“接风洗尘”。此后,我党对冯博士的宗教信仰给予充分尊重,生活上给予多方关照,工作上给予信任和支持。后来,还任命他为卫生部、卫生厅的医疗顾问。而他,一到根据地就积极投入救死扶伤之中,接连举办了多种层次、各种形式的医疗培训班、进修班,提高了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和医疗质量。
此后,李奕又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从敌占区骋请来一些医界高手。如留德医学博士孟广钧、留日医学教授沈成章等。他们组成智囊团为军队、地方的卫生工作建言献策,各显其才,各尽所能,为我们提高医疗技术、培养医务骨干,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多方赞誉的医界大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奕曾任冀鲁豫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参加过平汉战役、淮海战役、陇西战役。他领导的医务工作者由于表现突出,曾受到刘邓大军前方指挥部的通报表彰。一度他也曾代表八路军冀鲁豫边区赴上海参加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在那里,对国民党实行的“厚蒋占区薄解放区”的救济方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过唇枪舌剑,据理力争,为解放区争得大批医疗器械和药品,受到军民的交口称赞。
新中国成立后,李奕曾先后担任平原省卫生厅厅长、党组书记和天津市卫生局副局长、党组书记。在平原,他坚持自己早就提出的“中西医结合,互补共长”方针,大力弘扬祖国医学;他亲自组织专业人员设计县卫生院的建筑图纸,防止不符合医疗要求的建筑出现;他倡导每个医院都设内、外、妇、儿科,更好地惠及民众。他组建了平原省医学专科学校并亲自担任校长,恭请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谢绍文、冯兰周教授等许多著名专家来授课。该校很快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受到当时省委书记吴德、省政府主席韩哲一、潘复生等领导的多次表扬。在1950年8月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上,他也受到表彰,并当面受到卫生部长李德全的赞誉。
李奕的夫人鲁芳是1938年参军的老同志,有文化,工作能力也较强。在解放战争时期,她已是团职干部,此时转业到平原省卫生厅。因为李奕是卫生厅长、党组书记,鲁芳又深知他一向宽人苛己,礼贤下士,便主动让级让职,把优厚些的待遇让给比自己资历浅、但工作需要的同志。这一举措,又使李奕赢得更多的点赞。
在天津,有一天李奕忽然接到志愿军卫生部长张步峰(后任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的电话,说是志愿军部队进入坑道作战,很潮湿,许多战士皮肤溃烂、发炎,急需要大量的消炎药品、医疗器材,特别需要你曾经搞的硫磺软膏。李奕立即报告领导,随后根据指示,亲自带领同志们协调各方面人力、物力、财力,昼夜连轴转,加班加点,保障了前方药品器材的供应;为充实前线的医疗技术力量,他还选派了最精干的医疗骨干参加志愿军,后来的全国著名脑外科王忠诚院士就是其中之一。同时,他遵照上级指示,接收了数万名从朝鲜战场撤回的伤员,并为他们筹建了一些疗养院、疗养所,受到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的表彰。此外,他还积极推行“三级医疗制”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疑难病;首创“家庭病床”,医护巡诊制,解决了病床紧张的压力。这又受到中央卫生部高度重视,并在天津召开了全国性的现场会进行推广。
1959年秋,李奕了解到国家高教部某部长疾病诊疗情况,判断是误诊,便及时核实并向有关领导报告,从而避免了患者的切腹之痛、人造肛门之苦的直肠切除手术,被有关领导同志称之为“刀下留人的人”。
1961年,李奕担任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党委常委。他又重点抓了为基层部队官兵服务、加强总医院科室现代化建设、中西医结合在临床上的应用和中医中药对疑难病症治疗经验的总结,促进了总医院正规化建设,也为开创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6年,李奕转任铁道部铁路总医院院长、顾问,享受副部长级待遇。他曾受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委托,整理了几位全国著名中医专家的医案,尔后送卫生部珍存。无疑,这又赢得更多的敬重。
李奕病逝于1992年11月12日,享年77岁。
李奕生前,常说“国家富强,人民健康”是他最大的愿望;逝后,一位红二十五军出身中央领导为他题词:“毕生献给党的卫生事业”!这是对他最精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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