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液仙(1893—1940),字传沆,浙江镇海(今宁波市镇海区)人。中华民国时期实业家,化工业的先驱之一,有国货大王、化工大王之称。1940年被汪伪76号特务杀害。
简介
方液仙,字传沆,浙江镇海(今宁波市镇海区)人,1893年出生上海。青少年时代就读于宁波斐迪中学,后在上海中西书院读书。 在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随德国人窦伯烈习化学,同学中有后来被称为“味精大王”的吴蕴初。与人合办鼎丰珐琅厂、龙华制革厂和硫酸厂、橡胶厂等。1911年创办中国化学工业社,先后开设4个分厂,成为当时中国日用化学工业规模最大的厂家之一。
1912年,方液仙创办中国化学工业社,生产销售三星牌牙粉、雪花膏、生发油、花露水等,与洋货轻工产品相抗衡。1915年,方液仙集资办厂,扩大生产三星牌蚊香,以抵制日货蚊香。1923年,方液仙首先研制成功中国第一代牙膏--三星牙膏。后又研制成功洗衣肥皂等洗涤用品。
人物生平
创办“中化社”
方液仙,祖籍浙江镇海,1893年生于上海。先辈世代经商,在上海、宁波等地广开钱庄、银楼,仅钱庄就多达25家。在上海、宁波、杭州、绍兴、湖州、南浔、南京、汉口、宜昌、长沙、沙市等地经营钱庄、糖业、沙船、银楼、丝绸、棉布、药材、南北货、典当、渔业、书业、房地产业等。至其父方选青一代时,因经营不善,加之外商倾轧,钱庄纷纷倒闭歇业。方液仙出生时,家中只剩下几家钱庄。方液仙少年时曾在上海中西书院就读,后因有兴趣于化学,拜公共租界工部局化验师、德国人窦伯烈为师钻研化学。他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频遭外敌欺凌,国内工业凋落,遂萌生兴办化学工业,以实业救国的心志。他自己出资,在住所设立了化学实验室,白天听老师教授,夜间闭门潜心试验。在此基础上,他与亲友合资开办了鼎丰珐琅厂、龙华制革厂、硫酸厂及橡胶厂。这些企业,均属国人首创,只可惜资金薄弱,又因洋货充斥而销路滞塞,先后倒闭。挫折接踵而来,但方液仙仍砥砺奋进。鉴于市场上舶来化妆品倾销,他考虑再三,决定创办中国化学工业社(下简称“中化社”),试制化妆用品。其父因他接连办厂败北,不予拨款。方液仙转而向母亲求援,母亲被感动,拿出私蓄1万元给儿子垫本。1911年,“中化社”在上海圆明园路安仁里挂牌。这年,方液仙才18岁。方液仙与工人、学徒,夜以继日奋战在车间。他亲自配料、操作,每晚中夜而眠,风雨寒暑不避,终于试制成功了牙粉、雪花膏、生发油、花露水等产品,并雇人挑着产品穿街走巷叫卖。但由于销路打不开,亏损颇多,只三四年,1万元本钱又蚀光了。亲友均劝他停业,他却回答说:“古往今来,凡成就大业者,绝无不先作牺牲者。”之后,仍想方设法自筹资金,甚至不惜典衣当物,又苦口婆心,以民族大义说动其舅父李云书等投资。凑满5万元,他又继续生产化妆品,并附带生产皮鞋油、果子露等,还设置了发行所,雇用推销员,使情况稍有好转,但仍年年亏损。至1919年初,“中化社”又面临资金困境,方液仙不无感慨地说:“我们的产品是香的,生意却是臭的!”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给民族工商业带来了生机。同胞均以买国货为荣。各商店、摊贩纷纷向“中化社”订购国货商品,“中化社”发行所里,订货批发者纷至沓来,即使加班生产也供不应求。
“中化社”绝处逢生,方液仙深受鼓舞,立即着手研制新产品,并要求其叔父、上海钱业巨子方季扬投资。方季扬见“中化社”生意兴隆,遂投资1.6万元。方液仙于是将“中化社”改组为股份两合公司,自任总经理,由方季扬出任董事长。生产发展,利润增加后,方液仙审时度势,又建立厂房,雇请技师、工人,专门生产化妆品及牙膏。1923年,续建第二厂,专门制造味精、酱油精,与吴蕴初的天厨味精一起,把日本的“味之素”挤出了中国市场。1928年,方液仙建立第三厂,制造蚊香,附带生产淀粉等。在方液仙的苦心经营下,“中化社”面貌日新月异。1935年,资金增加到l00万元,方液仙将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董事会,并自任总经理。3年后,增资为200万元,遂再建第四厂,制造肥皂、甘油、薄荷油。其设备、规模在当时上海滩均属首屈一指。为能配套生产,降低成本,形成原料加工、成品包装一条龙,方液仙又兴建了一批直接为“中化社”服务的工厂,如生产玻璃的晶明玻璃厂、生产牙膏软管的中国制管厂,以及碳酸钙厂、盐酸厂,并设立总管理处,下设六部三室九科,在天津、南京、汉口、青岛、重庆、广州、香港等地设立发行所,还向南洋各埠派出专职推销员,产品源源运销全国各地及南洋诸国。至此,“中化社”业务蒸蒸日上,成为旧中国日用化学工业规模最大的公司。 蚊香大战20世纪初,日本的野猪牌蚊香独霸中国市场。早在1915年,方液仙业已着手制造国产蚊香,但当时日商对蚊香制造技术严格保密,只知其主要原料为除虫菊,其他一无所知。方液仙于是以学得的知识验析蚊香的配料比例,琢磨其制造方法。然后从日本购进少量除虫菊,请来了一位香烛店老师傅,反复试验,终于用手工注压出了盘型蚊香。点燃后,驱蚊效果尚可,但香体松而脆,极易断裂,运输、贮存、使用均不方便。方液仙决心把日本机制盘型蚊香技术引进国内,便选派得力助手李耀斌东渡日本,通过“中化社”驻日专员郭永康多方活动,入野猪牌蚊香厂充当苦力工人。李耀斌不负重托,悉心揣摩钻研,终于掌握了全套技术,带着机器图样回国。方液仙拨出专款置办机器,作机制试验,终获成功。随即批量生产,并命名为“福禄寿三星牌蚊香”。从此,国产蚊香开始跻身市场。
三星牌蚊香一问世,立即受到野猪牌蚊香的倾轧。日商凭借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等优势,采取降价、送赠品等手段招徕顾客,欲把三星牌蚊香挤垮。面对强敌挑战,方液仙以“国人爱国货,请用国产三星牌蚊香”作号召,收到了良好效果。同时他也在生意经上下工夫,方法一是优待批发,货先发而后收款。每年5月蚊子出现时,向批发商发货,待中秋节过后方才结账收款,且剩货可退。因见推销三星牌蚊香有利可图,一些小本摊贩,甚至无业者都来批发。三星牌蚊香销售网点遍及大街小巷,“国货三星牌蚊香”的招贴到处可见。方法二,是对推销员采取分级累计销售奖励制,推销1万元以上的,给3%奖励;2万元以上的给4%;3万元以上的给5%……以鼓励多销多得。方法三,退盒有奖。顾客购买三星牌蚊香后,将盒子退回,可得一份奖品,诸如手帕、毛巾、牙膏等,这既增加了消费者的实惠,又降低了生产成本,更能招揽顾客。生产三星牌蚊香的主要原料除虫菊,初时均向日本购买。方液仙认为不应向日人进口原料,遂召回了常驻日本的采购员,改向美国进口除虫菊,以解决抵制日货与原料供应的矛盾。不料从美国运来的除虫菊里,发现有日文说明书,经问询得悉,美国也不生产除虫菊,只能购自日本后转手卖给中国。方液仙认为:日本与中国地理位置相同,彼能种植,我亦应能种植,遂在上海苏州河畔的安浪渡和虞姬墩创设种植场,聘请农学专家俞成如负责试种。试种成功后,又在浙江温州、临平,江苏南通、海门的农村推广种植。考虑到菊农缺乏资金及担心赔本,他主动借给钱款,又通过银行向他们提供免息贷款,还与他们订立契约,除虫菊价以米价折算,以不使他们因货币贬值而吃亏。为使多产多收多卖,方液仙又请来技师,去菊农处作指导。菊农因此积极性倍增,种者请求扩种,未种者要求种植,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不断增加,终于使原料完全自给,不再向日本进口。几经努力,三星牌蚊香终于站稳了脚跟,原处于垄断地位的野猪牌蚊香每况愈下,至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几乎已在中国市场上绝迹。
重视广告和推销
方液仙的成功之道中,除了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关和对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他也非常重视广告和推销。比如规定每年从营业额中提取0.3%作为广告费,又高薪聘请资深媒体人朱惺公为广告科长,专门为三星牌产品撰写报刊广告文稿。朱惺文专门为三星牙膏设计了奖券广告,并起名叫做“玻璃管里的秘密”。在牙膏管内放一个小玻璃管,管内放三种彩券,分别面值1元、5元、10元。更引人注目的是,还设有“福禄寿”三星奖,凑齐“福禄寿”三星的幸运消费者便中头奖,可以获赠一所住房。这样一来,购买三星牙膏的消费者更多了,不少人还会一直坚持用这个牌子。中化社还专门组织“国货广告旅行团”,长年奔波,从上海到西安、四川,甚至到云南,每到一处,都树立中化的路牌广告。中化社的各类产品真正做到了妇孺皆知。
广告出奇招
方液仙除了对产品质量严格把关、推销有道,还非常重视做广告。比如规定每年从营业额中提取0.3%作为广告费,又高薪聘请资深媒体人专门为三星牌产品撰写报刊广告文稿,还特设“福禄寿”三星奖——凑齐“福禄寿”三星的幸运消费者算中头奖,可以获赠一所住房。
另外,“中化社”还专门组织“国货广告旅行团”,从上海到西安、四川,甚至到云南,每到一处,都竖立“中化”的路牌广告。上世纪30年代初,音乐家刘雪庵创作了一首探戈舞曲。1937年2月,上海艺华影业公司受“中化社”资助拍摄故事片《三星伴月》,导演方沛霖请刘雪庵写片中插曲,刘雪庵就将5年前创作的曲子交给了导演,并由编剧贝林(笔名)填词,于是就有了这首脍炙人口的《何日君再来》。这部电影讲述实业救国、开办化工厂的实业家与女歌星的相爱故事,剧中女主角的饰演者是大名鼎鼎的“金嗓子”周璇。在周璇的演绎之下,这首歌红遍上海滩,而嵌入片名中的“三星”产品名也深入人心,成为绝妙的广告。
国货临时联合商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强占了我东北三省,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席卷全国。方液仙与上海的黄炎培、胡厥文、蔡声白、蒉延芳等素有交往,他们常聚会一堂,议论时局,探索振兴实业、救我中华的途径。为进一步打开国货厂商产品的销路,反击日本侵略,方液仙采纳“中化社”总务科长李康年的建议,决定集合部分国货工厂专售国货。他联络了胜德织造厂、中华珐琅厂、美亚织绸厂、中华第一针织厂、三友实业社、五和织造厂、华福帽厂、一心牙刷厂,连同“中化社”共9家上海较大的国货工厂,在原绮华公司旧址举办“国货临时联合商场”。方液仙特地选择1932年“九·一八”一周年纪念日,作为国货商场的开幕日,意在唤醒民众毋忘国耻。9厂国货商场廉价销售18种名牌国货,如绣花手帕、人造牙筷、美味观音粉(味精)、香皂、被单、袜子、卫生衫、牙刷、高等呢帽、面盆、纯丝双绉织物等等。由于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宣传及国货商品的质量能与日货抗衡,因而顾客盈门,原定廉价销售7天,根据广大消费者要求,延期一天,以酬答爱用国货同胞。为向民众表明,国货商场并非只为赚钱,而是心在国家民族利益,经方液仙提议,9厂一致同意,把营业额总数的5%提出,由顾客投票决定,捐献于某项公益事业,如慰劳前方抗日将士、创办伤兵医院、赈济难民等。8天廉价售卖后,按原价销售,依然购者踊跃。9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虽然只开办了两个月,却给各国货工厂销售了不少国货,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一次收效巨大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上海人都知南京路有个国货商场,无不以亲临游览购货为快事。9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的兴旺景象,使方液仙看到,国货市场前途无量,遂萌生了开设永久性国货商场的念头。经多方奔走接洽,由“中化社”、美亚织绸厂、五和织造厂、鸿新布厂、华生电器厂、中华珐琅厂等国货厂家集资10万元,租借南京路大陆商场为公司营业处。1933年2月9日,正是元宵佳节时,上海中国国货公司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隆重开幕。总经理方液仙满面春风,向各界来宾及观礼民众致欢迎辞:提倡国货,这口号虽已喊了一二十年,然进口洋货却是年增一年,为何抵制洋货功效甚微?是因为没有结合的团体,没有销售的机关,所以国人对国货了解浅微,不识国货与洋货之分别……他的讲话,引得全场掌声雷动。剪彩过后,人流蜂拥而入,国货柜前参观购货者熙熙攘攘。方液仙在上海各大报连续刊登中国国货公司开业公告,以“国人应用国货”相号召,并将营业宗旨8条公之于众。为使中国国货公司成为名副其实的“国货总库”,方液仙打出了“推广中国国货,运销各地土产”的响亮旗号,派出精干的采购队伍,奔赴全国各省区,选购当地的土特产品。公司商场中,陈列有各国货厂家的名优产品及各地特产,可谓琳琅满目,荟萃精华。当时流行的名牌商品、著名土特产品,只要顾客能点出的,就能买到。方液仙特别强调营业员的服务质量,规定营业员上柜时,一律佩戴印有编号的公司徽章,以便接受顾客监督;对顾客笑脸相迎,有问必答,即使生意不成,也应点头微笑目送;必须熟悉各种商品的产地、特性乃至食用、使用方法,以便随时备问。公司还开设了方便顾客的服务项目,如邮售代寄、送货上门、发行礼券、代送婚嫁礼品且免收车费……由于中国国货公司商品繁多、服务优质,又采取廉价销售、薄利多销等方针,使供需双方各得益处,且人心向往爱国,无不视购买国货为爱国行动,故而货如轮转,产销两旺。为了向外地扩展国货业务,方液仙联络吴鼎昌、蔡声白、吴蕴初、王志莘等工商界知名人士,于1937年5月在上海创办中国国货联营公司,向各省区推销各国货厂家产品,先后在南京、郑州、西安、青岛、镇江、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桂林、汉口、成都等大中城市设立了中国国货公司。这不仅为弱小的民族工业厂商提供了销路,还推动了全国各地抵制洋货、振兴国货运动的发展。由于方液仙在国货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他被社会各界誉为“国货大王”。
抗击日寇拒不合作
1932年,在“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日,方液仙联合华生电器厂、美亚织绸厂等在南京路举办“九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1933年1月,在南京路慈淑大楼,投资设立中国国货公司,为著名国货设专柜展销商品。方液仙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37年5月,又联合吴蕴初等创办中国国货联营公司,成立联销机构,先后在南京、宁波、汉口等10余处设立分支机构,销售国货。方液仙声望日高,被社会各界誉为“国货大王”。
1932年,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方液仙大力支持我十九路军,在化学工业社厂区办起了伤兵医院,救护伤员。1937年爆发“八一三”抗战,方液仙义无反顾,再次出资创办伤兵医院,并聘请著名外科专家为伤兵诊疗。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方液仙不畏强暴,与吴鼎昌、蔡声白等在上海创办中国国货联营公司,继续抵制日货,赢得国人普遍的赞许与尊重。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1940年,方液仙身兼健华化学制药厂董事长、开成造酸公司董事长等一系列职务,在上海是商界领袖人物之一,举足轻重。汪伪政府也想拉拢他加盟。方家镇海同乡、时任上海特别市长的傅筱庵前来游说,希望方与伪政府合作,并许以实业部长一职,方表示只会经商,不懂政治,一口回绝傅筱庵,劝告傅筱庵:“不要与日本人同流合污,不要当汉奸,当汉奸绝无好下场,要遗臭万年!”
秘密绑架惨遭杀害
1940年7月24日晚,方液仙突然接到一个熟人的电话。此人在电话中说:“南洋来的一位大商人要和你洽谈生意,你见不见面?”方液仙问明生意项目,答应见面。约定次日上午在国际饭店见面。7月25日清晨,方液仙如约出门。讵料,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原来,这是一个骗局。那个谈“南洋”生意的电话是汪伪特务设下的毒计。这天早上,绑匪们埋伏在上海星加坡路(今余姚路)方宅门边,方液仙的轿车一出院门,众绑匪一拥而上,挡住轿车去路。方液仙的保镖立即掏枪,被绑匪头目顾宝林连开7枪当场打死。拥进车内的绑匪挟住方液仙,逼迫司机朝西开。
方液仙被绑时的喊叫,被方宅和周边居民听见,几个仆人及租界安南巡捕闻声举枪冲来。情急之下,绑匪将司机一脚踹到车下,自己开车掉头往东,一路疾驰而去。
绑走方液仙,顾宝林看到租界巡捕追来,把车开到景云里22号特务组织的又一据点。顾宝林给方液仙打了一针麻醉剂,致其再度昏迷,再悄悄运到“76号”交给吴世宝。
吴世宝,原名吴四宝,是李士群手下的得力干将,他用暗杀、爆炸、绑架等手段残杀抗日志士、爱国人士,为当时上海一霸。吴世宝为什么要绑架方液仙?一来方在政治上不与日伪合作;二来方是巨商,在他身上可以大捞一票。
“肉票”到手,吴世宝对苏醒过来的方液仙说:“你是因为和重庆蒋介石方面有联系才‘被捕’的,现在赶快‘认罪’。”吴世宝露出真面目,要方液仙写信回家,叫家里拿钱赎人。不料,方液仙不吃这一套,他严词拒绝其一切无理要求,并痛骂吴世宝:“我与重庆方面根本无来往。你们绑票我强加罪名,你们是土匪强盗!”吴世宝恼羞成怒,抓起皮带朝方液仙劈头盖脸拼命抽打,又拿水管从方液仙鼻子里给他灌了一肚皮凉水。本来就枪伤在身、失血过多的方液仙经受如此折磨,顿时奄奄一息,被转移出“76号”,不几天就含恨停止了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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